从《宗璞文学回忆录》看学府文化对宗璞创作的滋养

要厘清学府文化对宗璞创作的影响，首先需界定其浸润的 “学府文化” 内涵和深度联结：从清华园到西南联大双重学府经历的文化浸润。它并非抽象的 “学术符号”，而是由具体的空间场景、人际关系、精神传统构成的 “活的文化场域”。宗璞的学府经历分为两个核心阶段，二者共同塑造了她对 “学府” 的认知与情感。宗璞在《回忆录》中强调：“我的精神家园始终是清华园和西南联大。那里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都化为我创作的养分。”这种浸润并非抽象的精神感召，而是通过具体的空间场景、家庭熏陶与学术氛围实现的文化塑造。

（一）清华园的启蒙：中西合璧的文化场域

清华园作为宗璞的 “精神原乡”，其文化影响在《回忆录》中得到细致呈现。1928 年出生的宗璞，清华已从留美预备学校转型为国立清华大学，形成了 “中西融合、文理并重、行胜于言” 的校风。这种校风并非停留在校训层面，而是渗透在宗璞的日常生活中。

成长于清华园乙所的学者群落中，父亲冯友兰的书房成为她最早的启蒙课堂。她回忆道：" 父亲教我的第一首诗是《百炼镜》，逐句讲解含义，那种将学问融入日常的方式，影响了我对文字的态度。" 这种家庭教育渗透着清华 “中西融合”的办学理念，冯友兰既要求女儿背诵古诗词，又鼓励她阅读西方经典，这种双向滋养在《回忆录》记载的作文批改案例中可见一斑 —— 宗璞在文中使用 “煮饭则有黑无白”的比喻，得到父亲 “既得生活真趣，又含辩证思维”的肯定，恰是清华 “文理并重” 教育理念的微观体现。

清华园的荷塘、工字厅、图书馆等场景，是宗璞童年记忆的重要载体。她在《我与清华》中回忆：“清华园的美是朴素的，是本色的，没有雕梁画栋，没有金碧辉煌，却有那么多的树，那么多的花，那么安静的路。” 这种“朴素而厚重”的空间美学，日后转化为她散文中 “以景抒情、以物喻理”的意象选择。《回忆录》中特别提到《紫藤萝瀑布》的创作契机：“东门外的紫藤萝” 曾因 “文革” 被砍伐，如今又 “繁花似锦”，这株紫藤萝不仅是清华园的 “植物”，更是学府文化 “历经劫难而重生” 的象征；这种将植物与文化关联的思维方式，源于她对学府空间的特殊感知 —— 在她眼中，清华的一草一木都承载着历史记忆和哲思。”

《燕园碑寻》中对纪念碑的寻访，她寻找清华园中的纪念碑，并非为了 “看碑”，而是为了 “寻找碑背后的故事”—— 那些碑石不是冰冷的石头，是学府精神的物化，使 “碑” 成为学府 “家国情怀” 的载体。

清华园的学者交往圈更构成了无形的文化课堂。《回忆录》中多次提及家庭客厅的学术聚会：“朱自清先生谈散文的 ‘平淡’，金岳霖先生论哲学的 ‘有趣’，林徽因先生讲建筑的 ‘诗意’ ，这些谈话像种子落在我心里。”这种跨学科对话培养了她 “割裂人文与科学”的认知方式。

（二）西南联大的淬炼：刚毅坚卓的精神熔铸

1937 年随校南迁的经历，在《回忆录》中被定义为 “精神成年礼”。

西南联大在物质匮乏中坚守学术的岁月，赋予宗璞对学府精神的深刻体认。西南联大的校舍是 “铁皮屋顶、土坯墙壁”，雨天上课需撑伞，冬天取暖靠炭火，但师生们仍坚持开课、研究。《回忆录》揭示，宗璞散文中的师友回忆遵循 “以小见大” 的创作原则：“不写他们的学术成就，而写那些体现品格的细节”。宗璞的散文中，有大量对联大名师的回忆，如《忆朱自清先生》《闻一多先生上课》《金岳霖先生与林徽因女士》等。这些文章不聚焦于学者的 “学术成就”，而是捕捉其 “生活化的学术品格”，使学者品格的具象化。她在《漫记西南联大》中详细记录了那些震撼心灵的场景：闻一多先生“讲《春江花月夜》时会关掉灯，让学生在黑暗中听他吟诵”，在破庙里讲《楚辞》，窗外是稻田，展现的是联大 “以情传理” 的教学风格。金岳霖先生在煤油灯下写《知识论》，敌机轰炸时就把书稿藏在枕头下；父亲在炸弹坑里坚持上课，粉尘沾满长衫。宗璞通过这些细节源于她对学府文化的深刻理解，将抽象的 “学者精神” 转化为可感的人物形象融于日常琐事中，使学府文化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鲜活的人格。“这些记忆在《回忆录》中升华为对学术尊严的理解——“学术高于物质” 的坚守成为《野葫芦引》中孟樾、严亮祖等学者形象的原型。

联大的学术自由传统更塑造了她的思维方式。西南联大汇聚了北大、清华、南开的学者，不同学派、不同观点可以自由对话 —— 胡适的实用主义、冯友兰的新理学、闻一多的民主思想并存，学生也可自由选课、辩论。《回忆录》特别记载了 1942 年冯友兰起草公文抵制教育部统编教材的事件，文中引用公文原句：“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这段抗争让年轻的宗璞领悟到 “学术自由不是口号，是要争取的权利”。她在回忆录中深情回忆罗常培先生邀请她听冯友兰《论风流》讲演的经历，“玄心、洞见、妙赏、深情”的风流四要素，不仅成为她理解知识分子品格的钥匙，更直接影响了《野葫芦引》中孟樾等学者形象的塑造 —— 那种兼具学术深度与人格魅力的特质，正是联大知识分子精神风貌的文学转化。宗璞在《关于〈野葫芦引〉》中提到，这种 “不盲从、重思考” 的氛围，让她学会了 “从多角度看知识分子的命运”，这也是她小说中很少将人物 “脸谱化”的原因。

联大师生的家国担当更成为永恒的精神资源。西南联大师生不仅“教书救国”，更直接参与抗战。宗璞亲眼见证了父亲冯友兰 “写《贞元六书》以明‘民族之精神’”，也看到了年轻学子 “徒步西迁三千里”的坚韧。《回忆录》中记录了哥哥冯钟辽放弃学业参军的抉择：“他说国难当头，读书何为’，这种担当让我明白知识分子的命运永远与国家相连。” 从清华到联大，两种学府文化共同锻造了宗璞的精神品格，“以学术为武器、以行动担责任” 的担当，成为其文学创作的深层密码。

（三）精神内核：人文与理性的交融

清华 “文理并重” 与联大 “学术自由” 的文化传统，使宗璞的散文形成了 “人文抒情与理性思考交融” 的精神内核 —— 她的散文既有感性的抒情，又有对人生、文化、历史的理性反思，避免了 “滥情” 或 “说教” 的极端。

自然抒情中的哲思：宗璞的散文常以 “自然景物” 为抒情载体，但景物背后总有理性的思考。这种从 “景物审美” 到 “人生哲思” 的转化，正是清华 “人文与科学并重” 文化的体现 —— 既尊重感性体验，又注重理性升华。

历史回忆中的反思：宗璞对西南联大的回忆，并非 “美化过去”，而是带着理性的反思。如《漫记西南联大》中，她既写了师生 “刚毅坚卓”的精神，也写了 “战乱中知识分子的无力”—— 有的学者因营养不良而生病，有的学生因想家而落泪。她在文中说：“联大的精神是宝贵的，但我们不能忘记，这种精神是在苦难中逼出来的。我们更应该思考，如何让学府不再因战乱而颠沛流离。” 这种 “不回避苦难、不盲从赞美”的反思，正是联大 “学术自由、独立思考” 精神的延续。

生命书写中的人文关怀：宗璞的散文常涉及 “生命”主题，如《哭小弟》《九十华诞会》等，她对生命的态度，既有人文的温情，又有理性的豁达。在《哭小弟》中，她为弟弟的早逝而悲痛，但也写道：“小弟的一生是有价值的，他为祖国做了贡献，他的生命没有白过。” 这种 “尊重个体生命，也看重生命的社会价值” 的态度，正是学府文化中 “个人与家国共生” 理念的体现。

宗璞的散文被《回忆录》定义为记忆的散文，其中学府记忆构成最重要的主题——并非简单的怀旧书写，而是通过对清华、联大生活的文学重构，实现对学府精神的传承与阐释，使散文成为 “学府文化的文字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