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佛经译场制度对科技翻译的影响

佛经翻译始于东汉末年，历经南北朝发展，至唐代达到鼎盛，延续至宋朝以后，绵延千余年。作为中国翻译史上的第一次高潮，佛经翻译对中国语言文字、传统文化、经济、制度等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公元7 世纪以前，中国有关翻译的大量记载都是与佛教有关的，准确地说都是与佛经翻译有关的，这种现象一直存续到北宋时期。故有学者认为，“佛教经典的翻译长期以来成为中国佛教传播运动的中心事业”[1]。但“过去的研究偏重义理，但一千多年来，佛典翻译史都从未为人所注意”[2]。所以，“探索中国的翻译发展史对于佛典的翻译是应该大书特书的”[3]

一、古代佛经译场制度

据考证，佛经翻译始于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即公元 148），可以说这段时期内真正的译场还没有完全成形。大多译经活动由个人承担且没有计划。“值残出残，遇全出全”[4]，支谦的《法句经序》一般被认为是中国翻译史上第一文[ ]。译场的真正创立始于苻秦，公元383 －385 年，前秦苻坚开始有组织地翻译佛经，他聘请中外名僧协力分工，开官办译场之先河。据相关资料记载，自“姚兴使沙门僧肇、僧略、僧邈等八百余人咨受什旨”。就译场而言，组织发达完备、人才精粹汇集、分工精细到位的当推唐代为最，唐代自太宗贞观三年（629 年）开始组织译场，历代相沿，直到宪宗元和六年（811 年）才终止，前后主持译事的译师达 26 人。唐太宗时于贞观三年搜罗 19 名“硕德备经三教者”[6] 与波颇在兴善寺译经。从宋代开始，便慢慢式微了。经由五代时期的冷清，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 年），官方又开始重新组织译场，翻译印度佛教晚期的经典。

二、古代佛经译场制度对当代科技翻译活动的影响

科技翻译最初寄生于佛经翻译，并深受其影响。两者均具有高度专业性和准确性要求——佛经被视为“神的谕旨”，翻译需谨守原文；科技文本则因一词之差可能造成重大损失，同样强调精确无误。随着翻译理论与实践发展，科技翻译日益受到重视。下文将从组织形式、合作原则、人才培养三个方面探讨古代译场制度对当代科技翻译的具体影响。

( 一) 组织形式的影响

佛经翻译的组织机构有“译场”和“译经院”之分。佛经译场发展轨迹是“由私译而至合译，又由小译场而为大译场，组织及分工细密、严谨 [7]。古代译场实际上是经官方授权派德才兼备的译主引领众多译僧进行佛经翻译的场所，在全国网罗各有专长的人才组织他们在固定的地点译经，有效保障了翻译质量、促进了思想交流和人才培养。而当代，形式完全对等的 “译场 ”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国家专设的翻译机构或个体组织。

建国初期：新中国成立不到两个月，国家便紧锣密鼓地筹备成立了中科院编译局。编译局首任局长为古生物学家杨钟健，他当时在南京任中央地质调查研究所新生代研究室主任。著名经济学家陶孟与著名地理学家竺可桢任副院长，该局设编译和出版两处。编译局成立后翻译出版了不少国内外著作，取得了一些成绩。

改革开放后：在国家出版总署的关心和大力推动下，中国科学院出版社成立。由中科院与国家出版总署共同领导，以中科院为主。中科院、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地质科学院、国家科委、国防科工委和中央各部委、各省市都设立了专门的翻译机构或信息（情报）研究所（室、中心）。1982 年之后，翻译工作者有了自己的组织：中国翻译协会（以下简称译协）。译协定期召开会议举办学术和行业交流活动。

( 二) 合作形式的影响

古代译场实行合作翻译形式，使得翻译过程有了科学的分工及较精细的工序，从而保证了译文的准确性和可读性，大大提高了翻译质量。联系当代科技翻译，鉴于这一题材的翻译不仅仅是两种语言和文体的转换更是专业信息的准确传达，合作形式的形成似乎更显重要。

建国初期：科学技术相对落后。许多科学家纷纷创办学术刊物，指导学术翻译工作。翻译人员同科学家一道走上前线为解决国民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的重大科学问题作出了贡献。譬如，苏联在当时援建我国 156 项建设项目。50 年代初，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校审室采用严谨的集体翻译流水线：细读原文→专家答疑→翻译讨论→小组长核稿→校审（七道工序，含苏联专家核对、主校修改、全面审定、负责人审定、业务员讨论疑难、修辞注释统一译名、定稿排版，后期增加朗读审校）马恩列校审的许多著作即使在现在读来，依然琅琅上口（罗新璋 1984：599）。此模式集思广益，发挥个体优势，通过反复校审保障质量。

改革开放后：80 年代经历了十年浩劫后，我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政治经济情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翻译协会、翻译机构层出不穷，全国性或地区性的翻译会议、翻译研讨会、翻译培训讲习班、翻译鉴定、翻译评审、翻译年会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翻译学术活动频繁，内容也丰富多彩。正是由于有了这些交流，翻译的质量较之前有了飞跃式的提高。

( 三) 人才培养的影响

翻译人才是核心。古代自玄奘起即重视人才培养，宋代有所发展。当代科技翻译领域长期面临专业与语言兼通人才稀缺的问题，国家对此高度重视，尤以改革开放后为甚：

50 年代初：我国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全国掀起了一场 “学苏联热 ”。此间全国俄文专门学校和大学的俄文系、教研室都迅速增加，翻译人才也剧增，因而从正规教育机构上保证了我国当时对翻译人才的迫切需要。

文革时期：高校教育中断，外语培训转向“反修防修”，翻译人才培养出现断层。同期，香港地区（港大、中文大学等）率先设立翻译系，为国际都市发展培养人才。

80 年代：培养途径拓宽，从单一学院型转向实用型。院校结合相关学科（如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结合外贸）培养复合型人才。科技翻译人才培养走向正规化：1979 年上海机械学院（今上海理工大学）首创国内首个科技外语系，随后众多高校相继设立科技外语专业或系，培养高层次科技翻译人才；外语院系则承担更广泛的科技翻译人才培养任务。

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佛经译场制度以其完整系统的组织架构、高效的合作翻译模式以及对人才培养的高度重视，总结提炼出一系列宝贵经验。其精华在当代科技翻译的多个层面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继承与发展。这不仅极大地丰富和提升了当代科技翻译的理论与实践水平，更在科技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为应对日益增长的科技翻译需求、保障翻译质量、培养高素质人才，提供了深刻的历史借鉴和持续的现实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 方立天．中国佛教哲学要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 周绍良．文化史上一块巍峨丰碑－－－中华大藏经 [A]．佛教与中国文化[C]．北京：中华书局，1988

[3] 杨廷福．略论玄奘在中国翻译史上的贡献 [A]．杨廷福．玄奘

论集[C]．济南：齐鲁书社，1986

[4] 马祖毅 .《中国翻译史（上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9.

[5] 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6] 马祖毅 .《中国翻译史（上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9.

[7] 邵璐．中国佛经译场的回顾及其对当今佛籍整理的启示 [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