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红色六地”的文化赓续与精神内驱

红色文化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精神源泉，承载着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更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激励民族意志、凝聚社会共识的关键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用好红色资源。”红色文化的赓续是以时代背景和社会发展需求为导向，对红色资源进行挖掘、整理并赋予其新的时代价值的实践活动。红色文化以丰富的历史符号和生动的革命故事，强化了全社会对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构筑起新时代文化自信的根基。更好地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必须系统化地发掘和利用红色资源，强化红色记忆，赓续红色文化，使之成为引领精神文明建设和区域振兴的强大动力。

一、辽宁“红色六地”的文化谱系

辽宁“红色六地”特指抗日战争起始地、解放战争转折地、新中国国歌素材地、抗美援朝出征地、共和国工业奠基地和雷锋精神发祥地。这六个承载着辽宁乃至国家近现代关键历史记忆的场域，不仅构成了从民族救亡到工业建设再到道德楷模的时空连续的精神谱系，更蕴含着抗争、奉献、创新、担当等跨越时代的核心价值，是辽宁无可替代的精神富矿。

辽宁“红色六地”勾连成为红色记忆谱系，形成了一条贯穿中国近现代史的关键轨迹。这一谱系始于1931 年九一八事变，沈阳北大营的炮火标志着抗日战争的起点，辽宁由此成为“抗日战争起始地”。在这里，民众自发组建义勇军，高唱用我们的血肉唤醒全国民众，其悲壮呼号直接催生了《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使辽宁升华为“新中国国歌素材地”。至解放战争时期，锦州牤牛屯的东北野战军指挥所内，战略家们运筹帷幄，以辽沈战役的胜利奠定全国解放的转折点，辽宁由此成为“解放战争转折地”。历史车轮继续前行，辽宁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丹东鸭绿江畔，志愿军由此跨江出征，使此地成为“抗美援朝出征地”，彰显保家卫国的钢铁意志。战后重建时期，辽宁的工业潜力喷薄而出：鞍钢炼出新中国第一炉钢水，沈飞诞生第一架国产战机，作为“共和国工业奠基地”，辽宁以“共和国长子”之姿输送 12 万工业人才，将自力更生的工匠精神锻入国家工业命脉。与此同时，抚顺成为雷锋精神的孕育土壤。雷锋在辽宁的工作与生活中凝练出“螺丝钉精神”，使该地成为“雷锋精神发祥地”，将平凡奉献升华为全民道德标杆。这六大场域不是孤立存在，而是构成逻辑自洽的精神演进链条。其记忆核心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国家命运与民族复兴的历史轨迹，六地分别标识了中国从民族觉醒到国家建设各阶段的重要节点；二是人民主体在历史进程中的能动实践，从义勇军到工人群体再到雷锋个人，彰显了普通民众在国家转型中的英雄形象；三是跨时代的价值信仰，包括抗争精神、奉献意识、自力更生与道德担当，构成了当代辽宁文化认同的价值基石。

随着社会代际的更替，年轻一代对传统红色叙事的关注度和参与热情显著降低。一方面，这与当前数字时代的文化消费习惯有关，年轻人更倾向于选择高互动性和即时性内容，而传统的纪念活动和展陈方式显得过于单调乏味。另一方面，年轻一代对历史的认知模式更加注重体验性和个性化，目前多数博物馆纪念馆仍沿用静态展示或单向讲解的方式，无法有效吸引数字原住民的兴趣。另外，许多场域在展示形式上注重表面化和符号化，未能深入挖掘其核心价值内涵。这种现象导致部分场域成为“打卡景点”，只满足参观者的浅层视觉体验，忽视了教育功能和情感感染力，以至于参观者无法深刻感知历史事件的复杂性。此外，对场所符号的应用也常常停留在机械重复的层面，例如纪念碑造型、馆内标语等，未能通过创新设计增强视觉冲击力和情感共鸣。这些都使得“红色六地”在公众心中的价值感逐渐弱化，难以引发长久关注与思考。当下对“红色六地”的利用多聚焦于旅游、教育和文化产业，缺少将其贯穿于科技创新、营商环境和社会治理体系的深层机制。破解之道在于通过叙事整合构建精神谱系，通过深度阐释激活符号意义，通过体验重构打通代际隔阂，最终通过机制创新将精神基因植入振兴血脉。

二、“红色六地”传承的载体与方式

辽宁“红色六地”具有实体空间、符号系统与仪式实践相结合的载体。一是物质载体。辽宁通过实体空间固化历史痕迹，使记忆可触可感，各种博物馆、纪念馆、故居、遗址，以及工业遗产，构成密集的记忆网络。博物馆与纪念馆是通过实物、图片与数字展示，提供直观的历史现场感，诸如“九·一八”历史博物馆、辽沈战役纪念馆、义勇军进行曲纪念馆、鸭绿江断桥纪念馆、鞍钢博物馆、雷锋纪念馆等。遗址与故居形成还原真实历史场景的空间，如兴安寨战场遗迹、锦州黑山遗址、鞍山铁索桥、本溪枫杨河码头、鞍钢老厂区、雷锋故居等。工业遗产既是工业文明符号，又承载时代记忆，如抚顺煤矿西露天矿、鞍钢老厂房改造文创园、旅顺船坞局旧址等。二是象征符号。辽宁红色记忆通过高度凝练的符号体系实现意义传递。事件符号“九一八”“辽沈”“国歌”“出征”“工业长子”“国徽”“雷锋”，作为关键词被刻录在纪念碑、城市雕塑与公共主题雕塑中。杨靖宇、志愿军战士、钢铁工人群体、雷锋等，通过浮雕、塑像、壁画等形式，成为群体认同的“面孔”。工业符号机床、钢水、矿灯、旗帜等视觉元素，贯穿纪念空间与文创产品，形成“钢铁红色”风格。《义勇军进行曲》中“血肉长城”的歌词，将抗战精神转化为国家声音标识。“雷锋精神”以“螺丝钉”“为人民服务”等隐喻，构建奉献伦理的象征谱系。工业领域的“铁人”“工匠”等称号，则使创新精神人格化。三是仪式实践。制度化、周期性的集体行动使记忆通过行为得以传承。九·一八鸣警、抗美援朝纪念日默哀等纪念性仪式通过神圣化时刻激发情感共鸣。重走抗联路研学、工业遗址劳动体验等教育性仪式以身体参与促进价值内化。社区“雷锋志愿服务日”等生产性仪将精神价值嵌入日常实践。通过这些仪式活动，可以将个人情感便升华为集体认同。

在唤醒记忆的过程中，要打破孤立叙事，将“红色六地”记忆整合为贯穿始终的宏大叙事链条，可以将九一八的抗战觉醒、辽沈战役的集体伟力、鸭绿江出征的担当精神、鞍钢第一炉钢的工匠精神以及雷锋无私奉献等一系列节点串联为辽宁红色史诗。这种叙事整合强调历史与当下的关联，既再现历史事件的感人场景，又凸显其对当代辽宁坚定信念、科技自立、社会奉献等转型议题的启示意义，并且以可感可触的符号重塑区域形象，替代老工业基地衰退的刻板标签。以红色文化传承赓续为导向的社会记忆传承的重要目的是增进全社会的红色文化认同。红色记忆的赓续不是简单的历史重现或情感复刻，而是对特定历史记忆进行当代表达、语境嵌入与价值重塑的系统性过程。“红色六地”的红色记忆赓续，必须超越静态的记忆保存，进入动态的再叙事过程。在形式上借助新媒介、新技术、新场景对既有红色记忆的视觉化与符号化转译。例如，通过 VR/AR技术还原辽沈战役、九一八事变等关键历史场景，使参观者沉浸式进入历史情境，通过社交平台短视频、直播带看等方式使红色场所摆脱传统展示束缚，提升传播效率和情感触达能力。在内容上对记忆素材的重新组织与叙述，将红色故事与地方人物、当代任务结合起来，将“雷锋精神”与青年志愿者、社区服务对接，将“共和国工业奠基地”与当今产业工人、科技工作者联系起来，推动记忆与现实需求相融合。在当下社会情境中重新赋予红色记忆现实关照与未来导向，通过与区域转型、社会治理、青年教育、民族团结等议题联动，使红色记忆不仅指向过去的荣光，更成为引导当下社会行为、塑造共同价值观、凝聚发展共识的精神资源。同时，红色记忆的赓续亦需关注“生成性记忆”的概念，即记忆不是既有事实的复刻，而是基于现实需求与社会想象的主动建构。通过地方话语与公众参与的互动机制，使红色记忆成为共同建构的文化资产，而非由上而下的单向灌输。只有当社会各阶层都能在记忆传承中找到认同点与发声空间，红色记忆才能真正实现“赓续”而非“复制”，并在新时代辽宁振兴中发挥源源不断的精神牵引力。

三、“红色六地”的精神内驱

赓续红色文化能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动力。现代社会的集体记忆需要通过物质与象征场域外化维系，载体、符号与仪式共同发挥作用唤醒记忆，进而激活内生动力。内生动力是源自区域历史文化资源与群体价值认同的、可持续推动发展并不断自我强化的积极能量。与外部投入或政策驱动相对，内生动力强调从地方自身“精神基因”出发，通过共识凝聚与行动转化，形成长期稳定的增长与创新动力。区域的发展离不开对自身历史与文化基因的认知与利用。辽宁“红色六地”汇聚了最具代表性的历史资源，为经济和社会活动提供文化根脉与情感依托，通过特定的象征符号和集体仪式，帮助地方社区和外部访客在心理与情感层面找到共同的参照点，从而增强归属感与自豪感。

在红色文化赓续的过程中，可以通过以下四个层面转化为推动振兴的内生动力：一是文化认同与归属感。红色记忆构建了独特的辽宁地域身份。民众在“共和国长子”“雷锋精神”等符号中获得自豪感，从而强化对辽宁人的集体认同和文化自信。这种认同在经济转型和社会变革中激发群体协作的力量，使社区和企业更加自觉地维护和传承区域价值。二是价值共识与行为规范。红色记忆背后的核心价值，如坚韧不屈、实干创新、无私奉献，经过故事叙述和仪式化教育后，会逐渐内化为社会共识和行为准则。比如在企业、学校和社区中弘扬“工匠精神”“雷锋精神”，将其纳入职业培训和考核体系，形成制度化约束；在传承中，红色价值通过革命遗址课堂等途径渗透进日常生活，引导人们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体化为工作和学习的行动指引。三是社会凝聚与协同效应。纪念活动、研学游学和红色节庆等形式，使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在共同场域中建立协作网络。各方在同一文化符号下开展合作，例如共建研学基地、联合开发文创产品，从而形成“政府—市场—社会”三元协同的工作格局。红色文化共享增强了群体归属感，促进多方资源聚合，提高政策执行的社会基础。四是创新赋能与产业驱动。以红色精神为品牌内核的文化创意和产业模式，能够激活传统资源的新价值。文旅融合项目将红色故事与高科技手段结合，特色小镇以红色主题为核心打造产业链，红色 IP 和文创产品赋予历史符号商业延展力。将“劳模精神”“工匠精神”等品质转化为企业奋斗和创新的行动自觉，可以帮助地方产业形成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通过上述机制，红色记忆在个体和社会层面都产生实际影响。民众在情感和行动层面与红色文化实现深度联结，唤醒红色记忆，并且让红色记忆不仅停留在“记住”层面，更沉淀为热爱家乡、主动奉献、勇于创新的情感驱动力。更进一步来说，政府和社会组织通过节庆活动、主题教育和制度安排，又可以将红色记忆从个体体验上升为公共习俗和规范，确保这种内生动力可以持续汇聚成促进辽宁全面振兴的磅礴力量。

结 语

在全面深化改革和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红色文化通过教育传承、文艺创作和公共纪念等多种形式，将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和创新进取的价值观念融入社会治理与经济建设，推动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广泛认同与实践。红色文化的传承赓续是借助当代表达方式、现代传播媒介与参与式仪式实践，将历史精神转化为当下社会认同与未来发展驱动力。辽宁“红色六地”不是静态的历史遗存，而是通过空间、符号与行为的持续互动，将抗争、奉献与创新等核心价值注入辽宁的文化基因，成为激活地域认同与发展内驱力的关键媒介，转化为推动区域振兴的内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