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路径

引言

20 世纪 30 年代至 40 年代的延安时期，中国革命所处的内外环境既复杂又严峻，其具体表现为外部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内部则有教条主义对革命事业形成干扰，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让马克思主义摆脱“外来理论”带来的疏离感，使其真正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凝聚民众力量的思想武器，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当时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中，中国共产党不再局限于单纯的政治、军事实践维度，而是把文化建设当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突破口，他们借助理论、宣教、学习三位一体的文化路径，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精髓、革命实践需求以及民众认知习惯实现深度结合，最终使马克思主义从书本走进现实、从干部走向群众，成为塑造革命文化认同、引领革命方向的精神旗帜。

一、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究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理论研究为基础，有力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中国共产党通过搭建研究平台、聚焦中国问题以及融合中国文化等方式，构建起了理论框架。在研究平台建设方面，党对延安的理论资源进行整合，成立一批专门机构，形成系统化的理论研究体系。延安马列学院是 1938 年成立的核心研究阵地，其下设的中国问题研究室、哲学研究室等部门，从不同学科维度去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研究。中共中央党校、陕北公学等院校也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究作为重点，聚集艾思奇、何干之等理论工作者。这些机构既承担着研究任务，又负责培养理论人才，最终形成了“研究—教学—实践”的良性循环。延安时期的理论工作者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国社会性质以及革命道路等关键议题展开了深入分析，毛泽东针对“中国革命走什么路”这一根本问题，撰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其中《新民主主义论》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领导力量等内容进行了系统阐述，并且提出了中国革命要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走的观点，为中国革命指引了方向。而艾思奇所著的《大众哲学》，则是运用通俗的语言来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把抽象的理论与生活中的案例相结合，比如通过“鸡蛋孵小鸡”的例子来解释“内因与外因的关系”，从而让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能够指导民众的工具。

二、组织进行马克思主义文化宣教

理论研究的成果需借助有效的文化宣教传递给民众，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充分考量根据地民众的文化水平与认知习惯，跳出传统宣教单一模式的局限，打造出“文字 + 文艺 + 人际”多维度且立体化的文化宣教体系，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转化为民众容易理解且愿意接受的文化形式，推动马克思主义完成从“理论殿堂”到“民众生活”的传播跨越。作为文化宣教的基础形式，文字宣教的开展依托党创办报刊、出版书籍以及编写教材等举措，这些举措共同搭建起广泛的传播网络，其中《解放日报》、《新中华报》等报刊是核心阵地，《解放日报》在1942 年延安整风期间发表社论，内容聚焦批判教条主义与宣传“实事求是”，同时还和其他报刊一起开设“通俗讲话”“群众来信”等栏目，助力文化水平较低的民众理解“减租减息”等政策与理论。文艺宣教属于创新亮点范畴，党会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革命理想及政策融入戏剧、音乐、美术等不同形式，以此达成“以文化人、以艺载道”的目标。《白毛女》依托喜儿的故事揭露封建压迫，同时宣传“阶级斗争”“农民解放”相关理念，《黄河大合唱》用激昂旋律把“团结奋斗”精神和民族抗争精神融合在一起，版画、年画作品像《减租会》《生产自给》这类则依靠简洁画面开展政策宣传，这些作品能够突破语言文字带来的限制，进而实现“润物细无声”的传播效果。人际宣教是文艺宣教之外的重要补充手段，工作人员通过设立“冬学”“夜校”，让教师结合生产生活实际情况，借助“工”“农”“革命”等汉字向民众传递革命思想，这种方式能增强传播的针对性与互动性，促使民众在产生情感共鸣的过程中接受马克思主义，最终提升理论传播的实际效果。

三、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习活动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建设学习型政党”和“培育革命新人”当作目标，构建起了一个常态化学习体系，该体系覆盖了党员干部以及普通民众。中国共产党针对党员干部，建立起严格的学习制度。1940 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要求全党干部去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用，还要求各级党组织制定学习计划并建立学习小组。中央党校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作为核心课程，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当作教材。同时，在学习内容设计方面，相关人员编写《工农读本》《抗日三字经》等通俗教材，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同民众的生产生活实际、当下的革命形势紧密联系起来。而在学习形式选择上，依托“冬学”“夜校”“识字班”等基层阵地，结合日常生产作息安排各类学习活动，比如“冬学”会利用农闲时段，教师采用“讲故事”“唱山歌”等方式开展教学，“识字班”则将汉字学习和马克思主义词汇讲解结合在一起推进。与此同时，根据地借助“墙报”“黑板报”等载体，定期更新理论知识、政策内容以及新闻信息，确保民众能够随时接触到相关理论内容。通过这些举措，延安时期的常态化学习体系，促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由“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掌握”，为革命事业培育出大批具备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骨干力量，还为党的各项工作开展提供了思想保障。

结语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所探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路径，以理论研究作为根基，以文化宣教当作载体，以学习活动作为保障，构建起“理论—传播—接受”的完整文化链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中国文化以及中国民众的深度融合，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这一时期的突破性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这一时期的文化实践，催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即毛泽东思想，同时塑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文化，凝聚了全党的思想共识以及民众的革命力量，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文化与思想基础。

参考文献

[1] 李清扬 , 梁纯雪 .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路径探索及成就 [J]. 常熟理工学院学报 ,2025,39(04):8-14.

[2] 童一菲 , 李跃力 .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翻译的中国化实践 [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54(03):136-144.

作者信息：郭海娜，女（1976.10），汉族，北京市，硕士研究生，副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发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