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旧社区“党员+“生态共同体治理体系建构的内涵、逻辑与路径

作为容纳超 4200 万户居民的城市治理 " 神经末梢 "，老旧社区既是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试验场，更是检验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时代答卷，其治理转型直接关系到城市更新战略的落地生根、基层社会秩序的稳定重构以及人民群众获得感的具体兑现。这类始建于计划经济时期的单位制社区，普遍存在产权结构复杂、基础设施老化、公共服务短缺等治理顽疾，已成为城市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的 " 最后一公里 " 梗阻。新冠疫情防控的实践表明，传统治理模式在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暴露出组织动员低效、应急能力薄弱等短板，特别是老年群体、低收入群体等脆弱人群面临生存保障危机。在此背景下，基层治理创新实践呈现出显著的 " 红色转向 "——通过激活退休党员 " 银发智库 "、下沉在职党员 " 先锋力量"、强化党组织" 轴心功能"，构建起以" 党员+" 为枢纽的生态治理共同体。

一、老旧社区“党员+”生态共同体治理体系的内涵

生态一词源于古希腊语 Oikos，强调自然界作为有机整体各个要素之间普遍联系、相互影响、彼此制约，坚持系统思维，统筹生态治理。借用生态学中共同体建设理念，老旧社区治理亦具有作为“系统”本质规定的相关性。老旧社区由于历史原因（基础设施老化、居民结构复杂、公共服务短缺等）的确面临治理特殊性和脆弱性等现实困境，但也导致老旧社区各主体之间利益关联度强、社会交往密切，形成包括基层党组织、居民、辖区单位和社会力量复杂系统圈层中多层次、多样态的生命形式 [1]151，能够建构以党组织为生命单位，以党员为纽带和催化剂的系统各要素相互关联、相互作用、融通共生的有机生态系统。

（一）一个核心：基层党组织的“元治理”功能

基层党组织作为生态系统中的基本生命单位，其犹如生态体系中具有高度组织性和引领性的关键物种，对整个社区生态的稳定与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中枢作用。具体而言，基层党组织作为治理共同体的“生命中枢”，通过三重整合机制发挥元治理功能：第一，价值理念整合。基层党组织凭借价值理念整合凝聚共识，塑造共同精神内核，为治理指明方向并提供动力，使多元主体在统一价值目标下协同共进，进而推动老旧社区“党员 +”生态共同体治理体系有效运转，提升治理效能，实现社区善治；第二，政策体系整合。依托“街道党工委—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党员”四级架构，实现纵向政策传导与横向资源统筹的有机衔接；第三，治理主体整合。通过“双报到”机制将体制内党员、辖区内退休党员、入党积极分子等嵌入社区网络形成“政治吸纳—专业赋能”的复合型治理主体结构。

（二）两化关系：政治化与社会化的动态均衡

在基层治理的实践中，政治化与社会化并非对立，而是相辅相成。“党员 +” 生态共同体治理体系通过基层党组织的主导作用，通过“双向调适”实现政治逻辑与社会逻辑的有机融合，实现动态平衡。一方面，政治化为社区治理提供方向指引和政策支持，确保治理活动符合国家政策和法律法规，保障治理的合法性和规范性。另一方面，社会化则强调多元主体的参与和互动，注重居民需求的表达和满足，激发社区的内生动力和活力。通过政治化的引领，确保治理的政治方向和社会稳定；通过社会化的参与，增强治理的灵活性和适应性。这种动态均衡实现了社区治理的政治引领与社会协同的有机统一，为老旧社区的持续发展和居民生活的改善提供了有力保障。

（三）三个层面：系统建构的递进逻辑

“党员 +”生态共同体治理体系的建设需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协同推进，以实现社区治理的全面优化与提升，同时注重将生态系统理念融入各层面建设中。在宏观层面，着重进行制度设计，通过“党建引领 + 制度供给”塑造良好的治理生态。在中观层面，致力于构建一个层级有序的组织网络，即“党组织—党员—群众”的差序治理结构。党组织作为核心，党员作为连接核心与群众的中间环节，群众作为治理的基础和最终受益者，三者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共同推动治理目标的实现；在微观层面，着重于激活个体的能动性。这类似于生态系统中个体生物的适应性和创造性。通过激发党员和群众的个体积极性，鼓励他们在具体的治理实践中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能够有效提升治理的灵活性和针对性。微观层面的建设不仅关注个体行为，还强调个体之间的互动和协同，从而形成一个充满活力和创新能力的治理生态。

二、老旧社区“党员+”生态共同体治理体系的建构逻辑

区别于商品房社区依托市场化契约形成的治理秩序，老旧社区根植于单位制历史基因的场域特性，衍生出治理主体离散性弥散、资源配置系统性断裂以及权威再生产机制弱化的复合性症候群。[2]40 在此结构性矛盾下，“党员 +”生态共同体的建构，既是国家治理体系向基层延伸的制度化实践，亦是对治理共同体理论范式[3]9 在地化重构的创造性回应。其本质在于通过党组织的政治势能激活，将原子化治理要素重新编织为以党员为枢纽节点的立体化网络结构，进而形成“政治引领- 组织整合- 主体协同- 制度共生”四位一体的效能转化机制。

（一）现实依据：党建引领的抗疫体系赋能治理创新

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作为社会治理的 " 压力测试 "，暴露出老旧社区治理体系的结构性脆弱性，但也为治理体系重构提供了实践契机。田毅鹏教授观察疫情期间，基层政府迅速将常规意义的社区网格升级为社区抗疫的 “超级网格”[4]20，极大地维护了社区的秩序和稳定。老旧社区因人口密度高、基础设施滞后、老龄人口集中等特性，在疫情中面临防控资源短缺、信息传递阻滞、应急响应迟滞等多重挑战，其本质是行政科层制末端治理能力与复杂风险情境间的适应性断裂[5]30。疫情危机催生了治理模式从“应激式反应”向“系统性建构”的转型[6]61，以党组织为核心的“党员+”模式通过快速动员机制实现了治理效能跃升。

（二）人才配备：多元党员群体的协同动员优势

老旧社区的人口结构特征为“党员 +”模式提供了人力资源基础。一方面，单位制遗留的退休职工对组织生活存在路径依赖，退休党员成为“银发智库”。作为单位制遗产的空间载体，这类社区内退休职工占比普遍超过 40%，其集体记忆中的组织生活传统形成“体制惯性” —表现为对政治动员的高度响应性与对组织权威的自觉认同，这种社会基础使得多元党员群体能够实现差异化功能耦合。另一方面，“双报到”机制将体制内党员嵌入社区治理网络。退休党员、流动党员、在职党员、预备党员，相比普通社区，老旧社区党员资源禀赋明显。

（三）组织优势：党组织作为关系网络的整合中心以范式政，治具老权体旧威表社为现区内为治核三、理个关场方系域面网中的络，优为党势载组：体织第的通一治过，理结枢构纽性，嵌形入成：与超纵制越向度科到性层底整制、合横与的向社双到会重边自机的治制治的理复覆，合盖构型[8建整]113起合，性整合：权威重塑与信任生产的动态机制。第三，资源聚合：体制内外要素的协同配置。相比于商品房住宅社区，老旧社区党组织的治理资源更显弥足珍贵。退休党员凭借“单位制记忆”与“熟人社会”关系网络，担任政策传播的“扩音器”与矛盾调解的“缓冲带”，有效化解社区矛盾。

三、融通共生：“党员+”生态共同体治理体系的建构路径

在构建“党员 +”生态共同体治理体系的过程中，需要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进行体系构建，以实现不同层级职责的有效履行和治理目标的达成，同时注重各层级之间的协同与融合，形成一个有机统一的治理生态体系。

（一）宏观层面：价值统合与战略定向

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本质上是一种元治理能力，即通过价值整合与制度设计实现多元治理逻辑的统合。在老旧社区治理视域下，价值理念整合是“党员 +”生态共同体治理体系构建的基石。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是其核心属性，直接关系到党在基层的执政根基与治理效能。

1.“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统合机制

“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生动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根本宗旨的实践遵循。它要求将人民作为治理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将人民群众的幸福感与满意度作为衡量治理成效的根本标准。在社区治理中，这一理念的具体体现是，所有治理决策、资源分配与政策执行，都应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导向。基层党组织作为党的执政基础，其政治功能的发挥必须与“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深度融合。这种融合不仅提升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也增强了其在社区治理中的领导核心地位。2. 三重逻辑的动态均衡框架

老旧社区治理需实现政治逻辑（国家意志贯彻）、市场逻辑（资源配置效率）与生活逻辑（居民需求满足）的动态均衡。[9]51 政治逻辑体现了国家在基层治理中的宏观指导和政策导向作用。老旧社区治理中，国家的政策与法规为治理提供了基本框架和方向；市场逻辑层面，强调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生活逻辑层面，关注居民的生活质量和需求满足，强调以居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

（二）中观层面：制度衔接与网络建

1. 联席机构的网络化治理功能

在“党员+”生态共同体治理体系中，中观层面的联席机构作为网络化治理的核心平台，兼具机构性和过程性特质，是连接宏观结构与微观行动的关键枢纽。联席机构通过制度化的组织框架，整合了社区党委、各类党员、居民代表、社会组织、企业等多元主体，构建了一个多层2次、多中心的治理网络。

在“党员 +”生态共同体治理体系中，建设制度的法治体系是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保障。这一法治体系以社区党委的领导为根本，以居民当家作主为核心，以依法依规治理为基础，通过三者的有机统一，构建一个法治化、规范化、科学化的社区治理体系。

（三）微观层面：组织重构与行动激活

在社区治理的微观层面，将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与组织优势和社区社团的灵活性与多样性相结合，积极重构“党员 +”社团微组织结构，能够有效形成差异化、分类化的治理行动体系，充分发挥组织资源优势，提升社区治理效能。

1. 社区微组织的嵌入性治理

关键在于孵化一支以退休党员、在职党员、流动党员为核心的种子党员服务社团。这些种子党员凭借其政治素养、组织能力和丰富经验，能够在社区治理中发挥政治引领、组织协调和服务示范作用。他们积极带动居民参与社区事务，激发社区内生动力。同时，这些种子党员还能深入社区各个角落，及时发现居民需求并协调解决实际问题，提升社区治理的精细化水平和响应速度。

2.“种子党员”的催化机制

“种子党员”的催化机制是推动社区治理创新和组织重构的关键动力。这一机制的核心在于通过种子党员的服务意愿与服务对象需求的精准对接，实现社区治理的精细化和高效化。种子党员作为社区治理的中坚力量，以退休党员、在职党员和流动党员为主体，他们在社区中发挥着多方面的催化作用：首先，种子党员作为信息的收集者和传递者，深入了解社区居民的多样化需求，并将这些需求及时反馈给社区党组织；其次，种子党员在社团中发挥领导和示范作用，确保每个社团至少有一到两名党员担任负责人或领袖。通过这种方式，党组织的影响力得以延伸到社区的每一个角落，实现了从传统的以地域为基础的党组织设置，向以人群和兴趣为基础的灵活设置转变。这种转变突破了支部建在社区、院落、楼栋的空间限制，将党小组直接建在各类社团和群体中，使党建工作能够更精准地覆盖到每一个居民群体，确保了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全面领导和核心地位。

3.“社团 +”自治：社区治理体系结构性融通共生在“社团+”自治模式下，社区党委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各类党员作为排头兵和黏合剂，推动政府、市场、社会和居民等多元主体的良性互动和共同参与。

（1）社团 +：生态共同体治理体系建构的关键支撑

种子党员发挥桥梁作用，每个社团的党员成为沟通点和连接点，构建互动网络体系，在社区党委的领导下，各类党员发挥排头兵、黏合剂作用，连接政府、市场、社会和居民等不同主体，促进信息的有效传递和需求的精准对接。社团为居民提供了参与治理的实践平台，使居民能够通过自主决策、自我管理和自我监督，逐步实现社区事务的自主治理。这种自治能力的提升，增强了社区的韧性和活力，为社区治理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基础。

（2）结构性融通共生：社区治理效能的最大化

“社团+”自治通过结构性融通共生，优化了社区治理体系，实现了治理效能的最大化，具体表现为：第一，实现资源整合与共享。通过互动网络体系，社区能够有效整合政府、市场和社会的资源，实现资源的共享和优化配置；第二，优化治理结构。多元主体的良性互动打破了传统的单一治理结构，形成了政府引导、市场参与、社会组织协同、居民自治的多元化治理格局；第三，提升治理效能。通过“社团 +”自治，社区治理实现了从单一管理向多元共治的转变，提高了治理的效率和质量。居民的积极参与和自治能力的提升，增强了社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为社区的和谐稳定提供了保障。

四、结语

站在“中国之治”的历史坐标上，老旧社区治理转型不仅关乎4200 万户居民的美好生活向往，更是观察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微观镜像。本研究系统阐释了老旧社区“党员+”生态共同体治理体系的建构逻辑与运行机理，揭示了政党统合主义框架下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创新路径。研究发现，“党员 +”生态共同体的生命力源于三重辩证统一：其一，制度刚性与治理弹性的统一，通过党员、微社团、联席机构、社区党委四级组织架构确保政治权威的纵向贯通；其二，科层逻辑与社会逻辑的统一，借助“双报到”机制导入行政资源，又通过“红色积分”激活社会参与，形成治理能量的双向流动；其三，危机应对与常态治理的统一，抗疫实践中形成的应急机制通过组织记忆与规则迭代固化为长效治理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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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马涛，河南上蔡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城乡社区治理。

课题：2023 年度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一般自筹课题《老旧社区“党员 +”生态共同体治理体系建构研究》XSP2023FXC002 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