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媒体时代高校辅导员意识形态工作能力培养探究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我们已全面进入全媒体时代。全媒体时代具有信息传输速度快、内容丰富多样、用户互动性强等特征，使得大学生能够迅速接触到各种思想和文化，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辅导员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学生管理的骨干力量，其意识形态工作能力关乎大学生的思想意识健康发展和校园稳定，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成效和青年学生的价值塑造。当前，辅导员在意识形态工作能力方面尚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影响了大学生的思想意识发展，制约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顺利进行。为此，探究全媒体时代高校辅导员意识形态工作能力培养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

一、全媒体时代高校辅导员意识形态工作能力的培养现状

全媒体时代，高校辅导员意识形态工作能力面临新的要求与挑战，辅导员应具备如下几个方面的核心能力：理论素养与政治鉴别力、数智化技术应用能力、网络舆情研判与引导能力、实践融合与责任担当能力等。辅导员开展意识形态教育，要与日常管理、心理健康、职业规划等结合，避免理论说教与实践脱节。

（一）基础医学院辅导员意识形态工作能力培养的实践

基础医学院（下文简称“基础医学院”“学院”）是的核心教学与科研单位之一，承担着医学基础教育、学科建设及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职责。基础医学院通过系统性培训、特色实践探索、长效保障机制构建等路径，全面提升辅导员的意识形态工作能力，形成了“党建引领、医学特色、全媒融合”的培养模式。

1. 党建引领与责任落实

基础医学院通学院党委会议部署意识形态工作，将考核结果纳入辅导员绩效评价，并设立专项奖励机制。例如，部分辅导员在管理中融入党建课题研究，推动理论成果向实践转化。

2. 专题实训与能力提升

学院依托校级平台，组织辅导员参与“宣传思想工作骨干业务能力提升实训班”，通过“理论 + 实操”模式强化意识形态理论素养。例如，2024 年 5 月举办的实训班邀请中共昆明市委党校专家，专题解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结合案例分析网络舆情应对策略。

3. 系统性能力培养体系

首先，新入职辅导员岗前培训。针对新入职辅导员，学院都会开展为期 1 个月的岗前培训，围绕“心理健康教育”“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等模块进行系统化教学，强化意识形态工作与日常管理的融合能力。其次，分层培训与资源整合。学院通过“青马工程”团学骨干培训、辅导员素质能力大赛等平台，构建“理论学习 + 实践演练”的培养模式，推动辅导员提升政治敏感性和实践能力。最后，跨学科协作。学院引入艺术与传媒学院等外部资源，强化辅导员对网络传播技术的掌握。

4. 医学伦理与意识形态教育结合

学院依托《医学伦理学》《医学美学》等医学人文课程群，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职业精神培养嵌入专业教学。例如，在解剖学教学中融入“尊重生命、致敬无言良师”的伦理教育，引导学生理解医学人文精神与国家健康战略的关联。学院联合马克思主义学院开发“医学伦理与意识形态安全”专题课程，通过案例分析强化学生对社会责任与政治立场的认知。

5. 新媒体传播阵地建设

沉浸式教育活动设计方面，学院组织开展“红色剧本杀”“虚拟社区辩论”等互动活动，结合医学场景设计价值观冲突情境。数字化工具应用方面，学院推动辅导员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分析学生思想动态，例如通过校级网络意识形态监测系统捕捉敏感信息。针对学生圈层化社交特点，辅导员团队通过微信公众号、短视频平台发布医学主题内容。例如，制作“五四青年说”系列短视频，以医学案例诠释家国情怀，增强主流价值观的亲和力。

（二）基础医学院辅导员意识形态工作能力培养存在的问题分析

1. 全媒体技术应用能力不足

第一，新媒体平台运用能力薄弱。部分辅导员在意识形态宣传中，对微博、微信、短视频平台等新媒体工具的操作不熟练，内容发布形式单一，缺乏互动性和吸引力。例如，未能结合学生群体的信息接收习惯，制作具有传播力的短视频或图文内容，导致宣传覆盖面有限。

第二，内容创作与创新不足。意识形态工作的内容呈现仍以传统文字和会议传达为主，缺乏多媒体融合手段。例如，有的辅导员不能将理论政策转化为学生喜闻乐见的动画、H5页面或直播形式，导致传播效果不佳；有的辅导员对热点事件的敏感度不足，无法及时结合时政动态策划专题宣传，削弱了意识形态教育的时效性。

第三，数据分析与舆情应对能力欠缺。辅导员对网络舆情的监测和分析能力较弱，缺乏利用大数据工具追踪学生思想动态的意识。例如，未能通过社交媒体后台数据分析学生关注焦点，导致意识形态引导缺乏针对性。在应对突发舆情时，也存在回应不及时、处置方式单一的问题，未能有效利用全媒体渠道进行正向引导。

2. 意识形态教育与医学实践融合度不足

第一，课程思政设计缺乏医学场景转化。有的辅导员在引导学生理解意识形态理论时，未能充分结合医学专业特点。例如，在国家安全教育班会中，虽然强调了总体国家安全观，但未将医学领域的生物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等具体案例融入教学，导致学生难以将抽象理论转化为职业责任意识。此外，解剖学、临床课程等医学专业课中提及的伦理教育，在意识形态教育中未被系统整合，思政元素呈现碎片化。

第二，实践活动与医学职业素养脱节。学院开展的意识形态教育活动仍以传统讲座、理论学习为主，缺乏与医学实践结合的特色载体。例如，学院虽尝试开展“红色剧本杀”等活动，但活动形式较为单一，未能紧密结合医学场景设计深层次的价值观冲突情境，学生参与度与教育效果有限。再如，未利用临床实习、志愿服务等场景设计“医德践行”主题教育活动，也未将医疗扶贫、援边抗疫等真实案例作为意识形态教育的鲜活教材。

3. 培训体系与长效保障机制不完善

第一，分层培训体系针对性不足。首先，新入职辅导员岗前培训内容泛化。2024 年新入职辅导员岗前培训虽涵盖“政治素养提升”“心理健康教育”等模块，但以通用性内容为主，缺乏对全媒体技术应用和医学特色思政的专项能力强化。例如，培训聚焦《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培根铸魂》等理论课程，但未将医学场景中的价值观冲突模拟纳入实践环节。其次，资深辅导员持续培训缺位。针对在职辅导员的提升培训多依赖“青马工程”等周期性活动，缺乏常态化、进阶式培养机制。例如，部分资深辅导员对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研判、VR 技术融入教育等新要求适应性不足。最后，全媒体技术培训深度不够。2024 年宣传思想工作骨干实训班引入“理论 + 实操”模式，但培训内容集中于基础技能，未涉及人工智能、元宇宙等前沿技术在教育场景中的应用。例如，辅导员对数字孪生校园、虚拟医疗场景中的思政设计缺乏操作能力。

第二，长效保障机制实效性不足。首先，考核指标偏重形式化。学院虽将意识形态工作纳入绩效考核，但考核标准侧重于“活动次数”“责任书签订率”等量化指标，对辅导员新媒体传播效果（如短视频点击率、学生互动率）和价值观塑造成效（如学生思想动态改善）缺乏科学评估。其次，跨部门协作不足。例如宣传部、学工部与医学专业教研室未能联合开发医学特色思政案例库，导致意识形态教育与专业实践脱节，工作实际中仍存在部门职责边界模糊问题。最后，动态风险防控机制滞后。学院定期召开意识形态分析研判会，但对突发网络舆情缺乏快速响应预案。例如，“直属附属医院教编医编管理不顺畅”“财务管理机构职能需强化”等问题得到整改，但意识形态风险的动态监测技术升级有待深入落实。

二、全媒体时代高校辅导员意识形态工作能力的培养路径

基于当前基础医学院辅导员意识形态工作能力培养存在的问题，结合全媒体时代特征和学院实际，提出如下培养路径。

（一）构建分层培训体系，强化技术应用基础

第一，重视辅导员专项技能培训。基础医学院应组织开展辅导员新媒体工具实操培训，覆盖微信推文排版、短视频剪辑（如剪映、Premiere）、直播互动技巧等，邀请传媒专家或校内技术骨干授课。在培训中，增设数据分析模块，教授Python 基础、舆情监测工具（如清博大数据、新榜）的使用，提升辅导员从社交媒体后台数据中提取学生行为特征的能力。

第二，建立辅导员持续学习机制。基础医学院应建立线上学习资源库，整合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知网等平台的融媒体课程，要求辅导员定期完成学分认证。在此基础上，组织跨校交流，选派优秀辅导员参与传媒类院校的“新媒体 + 思政”研修班，学习前沿技术应用经验。

第三，建立专属融媒体工作室。学院可以联合学校宣传部、信息技术中心，搭建集内容生产、数据分析、舆情预警于一体的融媒体平台，为辅导员提供技术支持。例如，借鉴国内高校的“全产业链”模式，开发医学思政案例库，共享短视频模板、H5 交互设计工具等资源。同时，设立“医学 + 思政”创作项目，鼓励辅导员带领学生团队制作“医德故事微电影”“医学伦理辩论直播”等特色内容，强化内容创新。

（二）强化意识形态教育与医学实践的融合度

第一，重构课程思政体系，强化医学场景转化。一方面，开发医学特色思政案例库。学院应将医学专业课程中的伦理问题转化为意识形态教育素材。例如，在解剖学课程中融入“生命教育”主题，通过解剖学发展史中的伦理争议，引导学生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医学领域的实践；结合医疗行业热点事件（如疫情防控、医疗援边）设计专题思政课，将医护人员在抗疫中展现的奉献精神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结合，增强意识形态教育的现实感染。另一方面，创新教学模式。推行“医学 + 思政”双师课堂，邀请临床医生与思政教师联合授课。辅导员还要学会运用虚拟仿真技术模拟医疗场景中的意识形态冲突，例如通过 VR 技术还原医患纠纷现场，训练学生在复杂情境中坚守职业操守与政治立场。

第二，深化实践活动与医学职业素养融合。一方面，打造医学实践育人平台，提高辅导员的课程思政设计能力。在临床实习、志愿服务中，学院应要求辅导员主动嵌入意识形态教育目标。例如，组织学生参与边疆医疗扶贫时，同步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调研，可以把医疗援助行动提升为国家战略认同教育；设立“医德践行积分制”，把学生在实践中表现出的职业精神（如关爱患者、廉洁行医）纳入意识形态考核体系，形成量化评价指标。另一方面，组织医学特色品牌活动，提高辅导员的医学职业素养。学院可以举办“医学人文辩论赛”，选取医疗行业意识形态相关辩题（如“AI 诊疗是否削弱医者仁心”），通过思辨深化理论认知。开展“医者红色足迹寻访”实践，由辅导员组织学生走访老一辈医学家，挖掘其爱国奉献事迹，并将其转化为思政教育微视频。

（三）优化考核评价体系，协同推进风险防控

第一，考核激励与长效保障。学院应将意识形态工作成效纳入辅导员绩效考核，设立专项奖励机制。例如，在意识形态工作评价中增加“医学场景应用”维度，考核辅导员是否在新生入学教育中融入“医学职业风险防范”“医疗舆情应对策略”等内容；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邀请附属医院患者、医学伦理专家参与辅导员工作成效评价，确保教育与医疗实践需求对接。

第二，推动跨部门协同。基础医学院可联合宣传部、学工处、马克思主义学院、信息技术中心等部门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围绕意识形态风险研判、全媒体内容生产、学生思想动态分析等议题开展协作。同时，强化责任落实，依据《意识形态工作责任书》，明确各部门在辅导员意识形态能力培养中的具体职责，例如宣传部负责全媒体资源支持，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提供理论培训，信息技术中心负责搭建数据平台。

第三，强化网络舆情动态风险防控。基础医学院应建立“网络舆情分级响应机制”，建立“院级舆情中心—办公室监测站—辅导员网格”三级监测网络，整合学工系统、教务平台及社交媒体数据（如微博、校园论坛），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实时抓取敏感词（如“宗教渗透”“历史虚无主义”）并生成风险热力图，实现24 小时动态预警。

结语

全媒体时代高校辅导员意识形态工作能力培养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立足专业特色、把握技术规律、完善制度保障。基础医学院的实践表明：只有将医学职业素养培育与意识形态教育深度融合，构建“技术赋能—医教协同—制度创新”三位一体模式，才能实现育人实效的最大化。未来，随着 5G、元宇宙等新技术的发展，意识形态工作将面临更复杂挑战，亟需学界与业界共同探索前瞻性解决方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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