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地方至大社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黔东南苗族“姑妈回娘家”为例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 2023 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以中华民族大团结促进中国式现代化。”[1] 交往交流交融，是增进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必由之路。民族节庆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 ，承载着民族的文化记忆，凝聚着民族的集体意识，是夯实各族人民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场域，是增进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的有效载体。小地方与大社会引用的是王铭铭先生的文章中的概念，简而言之，小地方则就是小区域范围，大地方则就是针对小地方所处的国家的社会而言。[ 2]

、“姑妈回娘家”习俗发展

“回娘家”是我国历史悠久的岁时传统，是最日常的亲属关系实践。据历史文献记载， 早在西周时期“回娘家”就开始兴起，在《诗经· 周南。葛覃》中有“归宁父母”的记载。 有学者认为“古代已婚女子回娘家省亲叫‘归宁’”[ 4]。有研究认为外嫁女回娘家便是传统婚礼中的“回门”仪式，“回门”之后两家就转入正常的姻亲关系。 ⌊ 5⌋ 总的来讲，外嫁女因出嫁而导致身份的改变，“回娘家”习俗是外嫁女儿重要情感归属体验和亲属关系实践的有效路径

贵州省黔东南州一带的苗族、侗族等不同流行“回娘家”活动。在当地这一文化习俗又叫做“姑妈回娘家”，活动历史悠久。苗族自古就有的习俗“姑妈回娘家”活动，各村寨嫁出去的姑娘被称为“姑妈”，在苗年期间“姑妈”按照苗寨习俗，与中村寨所有嫁出去的女子一起约定一个日期携带家人回到自己的故乡孝敬父母、感恩老人，一起欢度苗年。除此之外，一些特殊节日，鼓藏节、芦笙节等盛大节日“姑妈”们都会邀约盛装装扮一起返回娘家团聚。

二、姑妈回娘家欢庆仪式过程

庆祝的过程则是仪式实践活动的体现。社会化的、群体认可的重复行为和活动的仪式对社会秩序的稳定和道德形象的塑造起到了其他社会活动无法替代的作用。 即是说整个社会系统可以被看作是一个互动仪式链，人们可以通过互动仪式产生共同的情感联结，实现共同的情感体验。

（一）筹备阶段：姑舅协商

“姑妈回娘家”筹备阶段，并不是由一人决定。作为娘家的“舅舅”若是单独开口，这会给予“姑妈”过多的压力，血缘关系加上姻缘等多重复杂因素，即使是有困难姑妈也不会出口拒绝。过去，从事农业耕作，苗族重要的节庆苗年、鼓藏节等都是处于农闲之时，而姑妈们过去常有集会且过去嫁娶都离家不远，便于通知、沟通，当时则是可以在重大节庆之前与兄弟一起商议若是条件允许，则是叫上自己家族的姐妹一起前往娘家。

现在社会变化，大多数人外出务工，也有因此远嫁他乡，回家的机会则是少之又少，“姑妈”希望多回娘家，“舅舅”也是希望能够一家团圆。因此在节前双方通过手机联系问候，多数人则是通过手机微信在协商此事，若是有这个想法，一起商量能否办起来。

（二）“回家”进行阶段：多种参与活动

1. 挑礼进寨：在回娘家时，队伍十分壮大，前往者女性列队在前身，着苗族盛装，男性列队在后，不管什么民族，都着苗族男性盛装。外嫁的姑妈身着民族服饰，浩浩荡荡一群队伍走回家中十分壮观。肩挑各式礼品，鸡鸭肉、饮料、甚至大节日有的牵猪或者牛。相约回娘家，与家人团聚。

2. 设宴拦门仪式：娘家的亲戚为了远道而来的姑娘回家，在寨门专门设置拦门仪式。进入寨门，娘家的拦门则会唱歌，向姑妈、姑爷依次斟上酿制的糯米酒迎接贵客。节日的氛围在此刻敲响。敬酒对歌吹芦笙在此环节一一展开。姑妈面对久违的家乡和热情的家人也一并以歌传达感情。人的社会化过程就是不断认识“我是谁”的过程，在其所处文化内，不断被形塑，形成强有力的集体意识。而集体记忆系统由符号记忆、情节记忆、价值记忆构成。“姑妈回娘家”仪式符号的操演建构起集体记忆的最基础内容：符号记忆，同时，符号的操演与流程的操演协同进行，进而建构起集体记忆的基础框架。仪式的参与者能够以已有的认知结构为基础，同眼前的具象符号或情境建立情感联系，进而形成情节记忆。同时，仪式的参与者能够通过接触并理解，在强大的互动仪式之下，将“姑妈”久未归家的情感抒发更加强化了认同，而对于“姑爷”来说，互动就是两个地区的接触与碰撞，在热情地接触和高度互动下，逐渐建立起与当地一体的体验感，对于自己的认知“我是本村女婿”。

3. 祭祀活动：是苗族隆重节日的一个重要环节。“姑妈”回到娘家进入寨子后便要参加祭祀活动，与大家前往村寨广场，由村寨老者进行祭祀主持等安排。“姑妈”所带来的鸡、鸭、鱼糯米及各种礼品都是用以祭祀祖先，表达对祖先的尊敬和缅怀之情。祭祀活动结束之后，便是大家吹芦笙跳水鼓舞的环节。苗族吹芦笙的男性为在内，姑妈们和娘家人一圈圈围在外，祭祀性仪式结束之后便是大众的娱乐性项目，共同享受节日欢乐。非苗族的“姑爷”们在当地亲戚热情地邀请之下也会在欢乐一堂的期间与大家一同踩水鼓舞。涂尔干指出：“集体仪式的存在对于集体意识的形成具有关键的作用，经由集体的仪式以及共同的活动生成对集体的归属感。” ^⌊7⌋ 通过芦笙吹奏、体验拦门酒、跳鼓等集体仪式活动，强化了参与人员的集体记忆和情感认同，形塑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仪式空间。各个民族汇聚于此，感受苗族特殊节日氛围，通过文化上的交流不断促进双方持续了解。

4. 共享长桌宴：舅舅们早已专门各司其职，在活动期间有不同的人负责不同的事情、迎接的、踩芦笙的、做饭的等等。吃饭席间，姑妈们便开始轮流向亲戚姐妹轮流敬酒，表达思念之情。人们开始端起酒杯沿着长桌走动，姑妈们开始找寻自己的姐妹，舅舅们开始找自己家的姑爹姑妈。尤其是对于远道而来的姑爹，舅舅们不论亲疏都会一一来与其介绍自己家族哪一房，而又敬酒，酒是很多民族的关系联系纽带。姑妈们还在席间唱歌、跳舞，而姑爹也是舅舅、舅妈们的关心对象，姑爹们一一回歌，则是有的唱侗歌、有的唱山歌，接不来自罚米酒。

在共享长桌宴中，食物是一个关键线索。持续两天的长桌宴和持续的接触通过食物连立起来的联系，构建起了交流的空间，加强了这一群体的团结。不同民族有不同的饮食文化，而来到当地接触到了不同于本民族文化的饮食的“姑爷们”在食物的分享过程中逐渐接受、交换分享彼此所提供的食物，甚至后来还会学着继续去与他人分享食物。

（三）“离别”结束阶段：

剑河县回娘家活动的姑妈们只会在家中留宿一晚，第二天午饭过后便会启程返回家中。姑妈们归途中，一路唱歌前往出门。离别之际，芦笙也会一路吹奏直至姑妈们离去。而此刻则是各个姑妈们和长辈道别的时候，对于长辈的关怀，对家中兄弟的操劳辛苦的关心。男方不善言辞且含蓄，舅舅们与姑爷们只道“下次再来家里玩”是对于下次再聚的约定，也是对于关系的维护。送至门口大家道别结束，“姑妈们”也就陆陆续续离开娘家，这一活动也就结束了。

三、小地方与大社会：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社会人类学研究认为的小型社区一方面是大社会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 他们只是一种关于中国的地方性知识。”[ 8] 另一方面能反应大社会的结构与变动。从区域的跨族际通婚到多民族组成的“姑妈回娘家”的小地方展现的民俗个案，小地方也正在与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往来逐渐扩大，而这种一个个小地方区域民族关系不断交流扩大，才有了对于大社会的一个正向影响，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和谐民族关系。

过去许多民族地区的通婚圈子都比较小，此时区域地方的交往还未呈现明显的迹象。在黔东南苗族地区更是如此。那时，苗族人们认为应当婚配同族群人口，不与其他民族通婚，认为族外通婚是对祖先的不敬。社会的不断发展，地域交往不断扩大，族际通婚的个案也越来越多。区域与大社会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社会发展加快各个区域的联系都更加高，整个社会更趋于一体化。在族际婚姻方面，社会的联系加大，人人开始外出务工，并且结识了其他民族的异性因此成家，族际婚姻很大一部分就是这一情况下产生的。从通婚水平来看，2015 年全国族际通婚比例为 3.12% ， 贵州是族际通婚比例最高的省份，族际通婚比例高达 15.70%。其中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族际通婚率达 18.66%。[9] 社会不断发展，区域民族地区的民族之间关系也在不断促进，族际通婚的比例就是有力的证据。只有民族关系处于较为和谐的发展状态，族际通婚才有可能发生，族际通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民族关系的良性发展。

民族交往的本质是社会交往，它是实现民族交流、交融的前提和基础。苗族的”姑妈会娘家的节日习俗之中，更加体现了这一规律。只有各民族处于“面对面”的互动情境之中才能真正实现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剑河县“姑妈回娘家”活动中，外来的女婿与当地舅舅、舅妈们体验节日文化，不断了解、接受与之不同的异文化，这个过程充分调动各族群众节庆参与积极性，提升各民族节庆的共享性。

节日本身的功能维护了小地方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因此促进了不同民族在活动之中对于彼此的了解，增进了对于节日后的地方认同，小区域节日功能的实践，正是为了大社会更加广大的人际关系网络巩固。更大的社会则是不同的小区域，每个区域之间的人彼此互相往来交流，推进各民族对彼此民族文化的了解，则是我们当下大社会“中华民族共同体”坚实基础。一个个小社会才能构筑大社会。黔东南苗族、侗族等民族通过组织“姑妈回娘家”活动，参与人员不仅有汉族、苗族、侗族、彝族等民族，都来自来自湖南、四川等多个地方，也吸引了本地区其他的民族前来观看。民俗活动正逐步成为各民族共享的节日空间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载体和文化传播媒介，对于加强和增进不同民族间的情感，巩固和发展和睦友好的民族关系发挥着十分重要的社会功能。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N]. 人民日报，2023- 10- 29.

[ 2] 王铭铭 . 小地方与大社会— 中国社会的社区观察 [J]. 社会学研究，），1997（06）：97- 105.

[3] 马银琴.“ 归宁” 释义与“ 归宁” 礼俗的演变[J]. 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04）：89- 94.

[4] 程俊英，蒋见元. 诗经注析[M]. 北京：中华书局，1991.

[5] 王衍军. 中国民俗文化[M].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

彭兆荣 . 人类学仪式的理论与实践 [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6] 彭兆荣. 人类学仪式的理论与实践[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7] 爱弥尔·涂尔干.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 渠东，汲喆，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 8] 王铭铭 . 小地方与大社会— —中国社会的社区观察 [J]. 社会学研究，），1997（06）：97- 105.

[9] 罗安杰 . 黔西北苗族“ 阿卯” 支系婚姻文化研究 [D]. 贵州民族大学 ，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