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国企帮扶村意识形态工作创新实践

引言

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解决“三农”问题的总纲领，不仅要求实现乡村经济层面的产业兴旺与生活富裕，更蕴含着思想文化层面的乡风文明与治理有效等深层诉求。国有企业作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与政治基础，在乡村振兴中承担着“经济帮扶”与“思想引领”的双重责任。当前，随着乡村社会结构深刻变革、利益格局深度调整，帮扶村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着传统价值观念与现代思想意识碰撞、单一传播渠道与多元信息涌入交织等复杂局面。在此背景下，探索国企帮扶村意识形态工作的创新实践路径，既是落实党中央关于意识形态工作决策部署的政治要求，也是提升乡村振兴帮扶实效、培育乡村发展内生动力的现实需要，对构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思想保障体系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乡村振兴与国企帮扶村意识形态工作的理论基础

（一）乡村振兴战略的内涵与要

乡村振兴战略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总要求，构建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全面振兴体系。其核心要义在于打破城乡二元结构，通过系统性制度创新与发展模式重构，激发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与创新活力。这一战略要求在物质层面实现农业产业升级与农民收入增长，在精神层面推动乡村文化繁荣与思想观念革新，尤其强调通过意识形态工作凝聚乡村发展共识，为乡村振兴提供思想引领与价值支撑，形成“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足”协同推进的发展格局。

（二）国企帮扶村意识形态工作的本质属性

国企帮扶村意识形态工作本质上是国有企业政治功能与社会功能在乡村场域的有机统一。作为党领导下的经济组织，国企肩负着将党的乡村振兴政策转化为基层实践的政治使命，需通过理论宣讲、组织建设等方式确保帮扶村发展的正确政治方向；作为履行社会责任的市场主体，国企又承担着提升乡村文明程度、培育新型农民的社会职能，需通过文化建设、思想教育等手段推动乡村社会的精神文明进步。这种双重属性决定了其工作本质是：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结合乡村实际需求，通过系统化的思想引领工程，构建符合乡村振兴要求的价值观念体系与社会认知框架。

（三）两者的内在逻辑关联

乡村振兴与国企帮扶村意识形态工作存在辩证统一的逻辑关系。一方面，乡村振兴战略为意识形态工作设定了明确的目标导向，要求意识形态工作围绕产业发展、人才培育等实践议题展开，确保思想引领与乡村发展实际紧密结合；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工作为乡村振兴提供不可或缺的精神动力，通过凝聚发展共识、化解思想矛盾，减少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阻力。这种关联具体表现为：战略目标决定意识形态工作的内容重点，工作成效影响战略实施的深度广度，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完整体系。

二、国企帮扶村意识形态工作的现状分析

（一）取得的主要成效

当前国企在帮扶村意识形态工作中已形成多维度推进的实践格局。在政治引领方面，通过组建“政策宣讲团”、开展“党建结对子”等活动，将乡村振兴政策以通俗化、本地化的方式传递给农民，有效提升了基层群众对国家战略的认知认同；在思想教育方面，依托企业培训资源开展农技知识、职业技能等培训，既提升了农民的生产生活能力，也潜移默化地传递了创新、协调等发展理念；在文化建设方面，投入资源建设村文化活动中心、组织“送文化下乡”活动，丰富了乡村文化生活，促进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乡村的传播。这些实践初步构建了覆盖政策宣传、技能培训、文化建设的意识形态工作体系，为乡村振兴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面临的现实挑战

帮扶村意识形态工作在取得成效的同时，仍面临三重结构性挑战：一是工作对象的多元分层，老年群体对传统思想观念的固守与年轻群体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并存，导致统一的思想教育难以满足差异化需求；二是传播环境的复杂多变，乡村信息传播既面临自媒体时代信息碎片化的冲击，也存在传统宗族观念、封建迷信思想的潜在影响，增加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难度；三是协同机制的效能不足，国企、地方政府、村级组织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职责边界模糊，资源整合缺乏系统性设计，常出现“多头部署、重复建设”或“相互推诿、无人负责”的现象。

（三）深层原因剖析

追溯问题根源，主要存在三方面制约因素：在思想认识层面，部分国企将帮扶工作简单等同于物质投入，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认识不足，存在“重硬件建设、轻软件提升”的倾向；在工作方法层面，仍沿用“会议传达 + 文件学习”的传统模式，缺乏对乡村传播规律的研究，内容表达与农民认知习惯脱节；在制度保障层面，尚未建立科学的意识形态工作考核评价体系，工作成效缺乏量化标准，导致基层执行动力不足。这些因素共同造成意识形态工作在帮扶村的渗透力、影响力有限，难以充分发挥思想引领作用。

三、国企帮扶村意识形态工作的作用机制

（一）政治引领机制

国企帮扶村意识形态工作通过三重路径构建政治引领机制：一是政策解码与在地化转化，将中央文件中的政策语言转化为符合乡村语境的“土话”“白话”，帮助农民理解政策背后的发展逻辑；二是基层党组织强化，通过协助村级党组织完善组织生活制度、开展党员轮训等方式，提升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与组织力，使其成为政策落实的“桥头堡”；三是党员示范带动，通过设立“乡村振兴党员先锋岗”、开展“企村党员联学”等活动，发挥国企党员与村党员的双示范效应，形成“党员带头干、群众跟着干”的行动自觉。

（二）思想凝聚机制

思想凝聚机制的运行基于对乡村社会心理的精准把握：一方面，聚焦农民最关心的利益问题，如土地流转收益、就业创业机会等，将意识形态教育融入利益诉求回应中，通过“解难题 + 讲道理”的方式增强说服力；另一方面，挖掘乡村内部的“意见领袖”，如乡贤、致富能手等，通过他们的亲身经历讲述政策红利与发展变化，以“身边人讲身边事”的方式引发情感共鸣；此外，运用对比教育法，通过展示帮扶前后的乡村面貌变化、组织外出参观发达地区等方式，帮助农民建立发展信心，形成共同奋斗的思想共识。

（三）文化塑造机制

文化塑造机制通过物质载体与精神引领的双重建构实现：在物质层面，投资建设村史馆、文化广场等设施，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乡村振兴战略等内容融入建筑景观设计，形成“沉浸式”文化传播空间；在精神层面，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如将红色文化与乡村民俗结合创作文艺作品，用地方戏曲形式宣传政策；在行为层面，引导制定体现时代要求的村规民约，通过“文明家庭”评选、移风易俗倡导等活动，将意识形态要求转化为村民的日常行为规范，实现文化浸润与思想引领的有机统一。

四、国企帮扶村意识形态工作的创新路

（一）创新工作理念，强化思想引领

树立“需求导向 + 价值引领”的双轮驱动理念，要求国企深入开展乡村思想动态调研，通过问卷调查、入户访谈等方式，精准把握不同年龄、职业群体的思想困惑与发展需求。在此基础上，构建“问题解决 + 价值传导”的工作模式：对农民关心的产业发展问题，在提供技术支持的同时，传递创新发展理念；对乡村治理问题，在协助完善制度的过程中，渗透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思想。同时，强化系统思维，将意识形态工作与产业帮扶项目、人才培训计划等有机结合，在项目实施中嵌入思想引导环节，形成“经济帮扶 + 思想引领”的协同推进格局。

（二）创新工作方法，提升工作实效

构建“传统媒介 + 新媒介”的融合传播体系，一方面利用乡村大喇叭、黑板报等传统渠道进行政策常态化宣传，另一方面开发适合乡村的新媒体产品，如制作方言版政策解读短视频、建立村微信群推送学习资料等，扩大传播覆盖面。创新教育形式，开展“田间课堂”“车间党课”等沉浸式学习活动，让农民在生产实践中接受思想教育；组织“帮扶成果大家谈”等互动活动，鼓励农民分享帮扶带来的变化，在交流中深化思想认同。此外，引入情景模拟、角色扮演等体验式教育方法，如设计“乡村振兴决策沙盘”，让农民在模拟决策中理解政策逻辑，提升参与感与获得感。

（三）创新工作机制，完善保障体系

建立“三级联动”协同机制，明确国企总部统筹规划、下属单位具体实施、驻村工作队一线落实的职责分工，同时加强与地方宣传部门、乡镇政府的定期会商，形成工作合力。构建“过程 + 结果”的考核评价机制，既关注政策宣讲场次、文化活动次数等过程性指标，也重视农民政策知晓率、价值认同度等结果性指标，通过入户调查、民意测评等方式科学评估工作成效。强化队伍建设机制，选拔具有农村工作经验、擅长群众工作的干部组成意识形态工作专班，定期开展乡村传播学、基层党建等专题培训，提升工作队伍的专业能力与服务水平。

五、国企帮扶村意识形态工作的创新发展展望

（一）与数字技术融合的创新发展

未来发展将呈现“数字赋能 + 精准引领”的特征：运用大数据技术建立乡村思想动态监测平台，通过分析村民网络行为、社交言论等数据，实时掌握思想动向，为精准施策提供依据；开发基于VR 技术的“乡村振兴虚拟展馆”，让农民沉浸式体验政策成效与发展愿景；利用区块链技术构建政策传播溯源系统，确保信息传播的真实性与可追溯性，提升意识形态工作的公信力。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将推动意识形态工作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型，实现“精准识别需求—精准匹配内容—精准评估效果”的闭环管理。

（二）与乡村文化振兴的深度融合

意识形态工作与乡村文化振兴的融合将体现在三个层面：在价值层面，挖掘乡村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元素，如乡贤文化中的崇德向善、宗族文化中的和谐理念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度融合，形成具有乡村特色的价值体系；在载体层面，打造“乡村文化记忆工程”，通过收集整理村史资料、录制口述历史等方式，在传承文化的同时植入时代精神；在活动层面，举办“乡村文化艺术节”“农耕文化体验日”等活动，将意识形态要求融入民俗活动、传统节日中，使思想引领与文化传承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三）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有机结合

意识形态工作在乡村治理体系创新中的深度融合，是一项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任务。在制度层面，我们应推动意识形态要求成为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等治理文件的有机组成部分，例如，在村规民约中融入移风易俗、环境保护等元素，将思想引领转化为具体的行为规范和制度约束。在机制层面，可以建立“意识形态引领 + 村民议事会”的协同机制，确保在村级事务的决策过程中，能够融入发展理念和思想教育，实现治理过程与思想教育的有机结合。在能力层面，通过实施“头雁工程”“乡村治理骨干培训”等项目，增强村干部将意识形态要求转化为实际治理实践的能力，培养一支既具备政治素养又精通治理工作的乡村治理人才队伍。这样的努力将有助于推动意识形态工作与乡村治理现代化同步发展，实现治理的精细化与现代化。

结束语

乡村振兴背景下国企帮扶村意识形态工作的创新实践，是新时代国有企业履行政治责任与社会责任的重要体现，也是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环节。当前，面对乡村社会的深刻变革，国企需以创新思维破解意识形态工作中的难题，通过理念更新、方法革新、机制创新，提升工作的针对性与实效性。未来，随着数字技术的深入应用、文化融合的持续推进与治理协同的不断深化，国企帮扶村意识形态工作将实现从“外部输入”到“内生驱动”的转变，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的思想动力与精神支撑。在这一进程中，国有企业应进一步强化责任担当，不断探索符合乡村实际、契合农民需求的意识形态工作新路径，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作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1] 谭玉萍 . 共同富裕背景下的乡村文化振兴战略研究 [J]. 山西农经 ,2024,(14):56-58+130.

[2] 赵月珍 .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意识形态的建设 [J]. 农村经济与科技 ,2024,35(13):206-9.

[3] 罗伟 . 高职院校青年意识形态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研究 [J]. 中国果树 ,2023,(11):163.

[4] 蒋倩 , 龚素瓅 . 乡村振兴战略下高校人才培养探析 [J]. 经济研究导刊 ,2023,(15):141-1

[5] 申凡. 乡村振兴战略下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实践经验分析— —以陕西省B 市为例[J].经济研究导刊 ,2023,(05):41-43.

作者简介：文伟山，男（1974.06-）汉族，湖南宁乡，助理政工师，大专学历，主要研究：乡村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