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济南城市格局管窥：以“省城”政治属性之体现为中心

摘要：明代济南城的城市格局，相较于北宋、金、元，变化巨大。由于济南城在榷盐漕运、拱卫京师等方面价值重大，明政府极为重视济南城的地位，将“三司”、巡抚等机构的官署设在城内，藩王府也坐落于此。因此，济南城中心形成各色官署、王府的聚集区，居民受此影响外迁，在城中心外围、关厢地带形成新的居民区，商业区因此向达官显贵聚集的城中心和新的居民区聚集，形成明代济南城市基本格局。

关键词：明代；济南；政治属性；城市格局；

有明以来，作为具备“海岱雄藩”美称的济南，入驻大量政治机构，数量相较于北宋、金、元显著提升。这既体现了济南政治地位骤然攀升为山东首府，又深刻影响了明代济南城的城市格局。

学界对明代济南城市格局的研究不多，仅仅限于社会生活方面1。本文希望结合《济南通史》《历城县志》等资料，从明代济南城入驻大量政治机构角度切入，探讨这种现象体现的明代济南城地位的提升及原因，分析明代济南城市格局的总体面貌并探究特点。需指出，明代济南府面积巨大——“领州四，县二十六”2，囊括历城、章丘等地。本文所指的济南城，空间范围仅限于明朝济南府核心地区——历城。

一、“官殷事繁”——明代大量政治机构入驻济南城

根据《济南通史·宋金元卷》3记载推测，北宋济南基本只有州（府）、军（监）、县下相对应的府署、监署、县署，金代在这些行政区划对应的政治机构外，增加了山东东西路提刑司司治和兵马都总管府。至元代，济南设立更多其他机构，如枢密院、山东统军司都元帅府、山东东西道肃政廉访司、山东宣慰司等。

虽然宋金元济南城的政治机构数量呈现上升趋势，但明代济南政治机构的数量迎来更为显著的上升，达到了空前的高峰，这也是明代济南城市格局最显著的变化。明代济南被划分为济南府，济南城核心地区历城被划分为历城县，因而历城县一处存在济南府署和历城县署两个行政机构。

在此之外，明代济南城先后入驻大量朝廷派出机构：第一，“三司”机构。明朝在地方设立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与都指挥使司，分别掌管地方行政、司法和军政大权，互不统属。在山东，“三司”的官署机构均设立于济南城内；第二，行政、监察机构。在上述政治机构外，行政方面明代济南还设立了作为山东巡抚的公署——抚院，监察方面洪武三十年（1397）设有巡按御史署、成化元年（1465）设有巡抚都察院等；第三，掌管经济事务的机构，其代表是都转盐运使司署和巡视盐政行署；第四，掌管教育、考试事务的机构，如提督学政、负责考试事务的贡院；第五，掌管军事的机构，除了都指挥使司外，济南于洪武十九年（1386）设立济南卫署，成化十二年（1476）设立负责军士逃亡、地方擅自勾补军役问题的清军御史署等。上述主要从宏观层面概括明代济南城政治机构，它们还下辖大量其他政治机构，可见明代济南城政治机构的数量，相比于宋金元迎来一次质变提升。

此外，德王府是明代济南相比于宋金元，又一新的入驻机构。明朝大兴分封制，分封皇室后裔于地方为藩王，监视地方官员、镇压人民反抗。明朝济南的藩王是德王朱见潾。《明史》记载：“（朱见潾）景泰三年封荣王。天顺元年三月复东宫，同日封德、秀、崇、吉四王，岁禄各万石。初国德州，改济南。成化三年就藩”1。就藩后，朱见潾占据周边土地，修建“德府，济南府治西，居会城中，占三之一”2占地面积广大的王府。

二、“海岱雄藩”——城市格局变化背后地位的提升

（一）多方面地位的提升

明代济南政治地位提升。明朝入驻济南城的政治机构的职能，如承宣布政使司署、抚院，反映明代济南政治地位提高。例如，据《明史》记载，承宣布政使司的职能是掌握一省政事，包括传达朝廷政令、考核官员、率府州县正官朝觐京师、统计人口田亩、祭祀、救济、摊派赋役等事务3；提刑案察司署的职能，是掌管全省范围内“刑名按劾之事”，包括“纠官邪，戢残暴，平狱讼，雪冤抑，以振扬风纪，而澄清其吏治”1。这两大由朝廷派出、掌握全省范围内行政、司法大权的机构均坐落于济南城内，体现明朝中央政府对济南城重视，将它们派遣至济南城并建设官署作为常务办公场所。这些政治机构又提升济南城的政治地位，重要性不言而喻，何况巡抚、巡按御史等朝廷直派官员也建造官署于此，济南政治地位进一步提升。

明代济南经济地位提升。明代济南城入驻的都转盐运使司署和巡视盐政行署，掌管榷盐事务。前者“掌盐监之事”2，后者主要负责监察榷盐运输、专卖等。两者都是朝廷派出的掌管榷盐事务的重要机构，榷盐又是中国古代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可见明朝政府对济南经济地位的重视和济南城经济地位的提高。

明代济南军事地位的提升。明朝建立后，中央政府愈发重视济南的军事地位。 “掌一方之军政，各率其卫所以隶于五府，而听于兵部”3的地方最高军政机构都指挥使司的官署设立在济南。此外，济南城还修建济南卫署、清军御史署等军事机构，既加强济南城军事防御力量，又提升济南的军事地位。

明代济南教育地位提升。正如《历城县志》所言“国家崇经重儒，尤隆太学，济南密迩帝畿，棫朴之化，实先被焉”4，明代济南城兴建许多学校的同时，建立专门的考试场所——贡院，用于举办乡试。贡院内部“受卷、弥封、誊录、对读四所，分别堂之左右……监临、提调、监试，凡三所，咸有序次”5，可见其作为乡试考试场所的重要。

德王府的入驻也是明朝政府重视济南城的体现。虽然明朝的藩王没有实权，但他们对维护中央政府的统治发挥巨大作用，正如安作璋先生所言“明朝封在山东的藩王，与封在其他地方的藩王一样，是皇权的忠实维护者，起到了监视各地官员、镇压人民不满和反抗的作用”6。朝廷将皇室成员分封于济南，必然看中济南城作为政治、军事重镇，能充分保障藩王的生活和工作，也是济南城地位提升的重要体现。

综上所述，济南城内大量机构，从类型而言，由朝廷所派出，归中央政府领导；从职能而言，掌握省内的政治、军事、经济、教育等事务，具备极大的权力。因此安作璋先生认为明代济南既是山东省的省会，又是山东省的行政枢纽和经济中心1。济南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地位受到明朝政府刻意强化，凸显其在全山东省乃至全国的重要地位，“王城”“省城”属性体现无疑。

（二）明代济南地位提升之原因

济南城在明代入驻更多的政治机构，原因与明朝建国后的新政治生态存在重要关系。大致而言，济南城对于明朝政府巩固统治、发展经济，在经济与军事上存在重大价值。

明代济南城的经济价值，主要是确保榷盐顺利运输。明代济南城有“运河锁钥”“京畿南门”之称，大清河、小清河两条运河流经城内。大清河“西北起自齐河县界，东北至济阳县界，经县境凡七十五里”2，小清河“县北三十里。自历城县流入界，会淯河、獭河入邹平县境。今故道淤塞，仍自府东北入大清河，惟县东北三十五里柳塘口以东为獭河所经之道”3，均流经历城县内，流经范围广、长度大，是运输榷盐的重要河流。济南城北还有一座重要的港口兼榷盐转运枢纽——泺口，据记载“历不产盐，而城北泺口则商贾聚集之所，凡济南、泰安、东昌、兖、沂、曹六府所食之盐……皆由大清河经蒲关抵泺口”4。在榷盐“佐国十之二三，世治则流，世衰则阂，是盐之寝兴，天下盛衰之系也”5的封建时代，榷盐收入是政府的重要收入，因此作为榷盐运输的重要河流和转运枢纽，大、小清河与泺口必然受到明朝政府的高度重视，故政府在济南设立都转盐运使司、巡视盐政行署等机构。

军事防御的需要，是明代济南城地位提升的另一重要原因。济南的地理位置极度重要。自明朝开国以来，朱元璋严格执行“海禁”政策，防范倭寇、残余敌对势力在沿海的侵扰威胁。济南所在的山东省处于沿海位置，对于防御海上敌人来犯、拱卫京师，发挥重要作用。正如明代王士性就防范倭寇重要性的论述：

其登必从安东、日照。此数百里无兵。然中国之殷瘠夷险，倭必有乡导预知之，而泰山香税，外国所艳闻也，则必驰泰安州。既则济宁商店咸在城外，倭必觊之而走济宁。又则进临清大贾所必觊也，而驰临清。掠劫既饱，然后入省城。此山东大厅堂，而倭所必由之道也。1

作者间接指出山东防御倭寇入侵的重要性。山东省是连接南北的重要地区，是进入明朝两京的咽喉要道，如果被突破，敌军必将长驱直入，中央政府岌岌可危。因此，济南承担重大的拱卫京师军事责任。此外，济南附近的大清河、大运河担负军队、军需运输职责，济南承担保卫该地段漕运的军事责任。因此，明朝政府高度重视当地军事防御，不仅设立都指挥使司等军事机构，而且兴建城墙、重修城门、开凿护城河，全力做好防卫工作。

三、官内民外、市廛附着——明代济南城的城市格局

当数量空前多的政治机构入驻济南时，济南城的格局可用“官殷事繁”概括。特别是济南城市中心，被官府、王府成片占据，形成政治机构聚集区。成化二年（1466）德王就藩济南并营建德王府，将济南城中轴线强行嵌入府城，广纳城中心原有街巷，建立“居会城中，占三之一”2的德王府。此外，许多入驻济南的政治官署也占领城中位置并聚集。德王府以东是“居城之中近南”3的济南府署。以济南府署为中心，许多政治机构围绕。在济南府署以北，坐落历城县署、清军御史署；在济南府署以西，坐落德王府、都指挥司署；在济南府署以东，坐落提刑按察司署、都转盐运使司署、提督署和分守济东道署；济南府署西南隅坐落巡抚都察院，西北坐落承宣布政使司署。在此之外，巡视盐政行署、贡院、济南卫署、提督军门等机构也坐落于济南城内。大量政治机构居会城中，形成明代王象春在《济南百咏》中提到“齐城水居其半，官衙居其半”4。

然而，这些官署、王府的修建，建立于侵占民居的基础上。乾隆《历城县志·杂缀》就援引《齐音》，记述一则传说：

成化间，藩封治王宫，其西北隅为居民毛二宅，应规入。毛以死争，不受价，竟自刎。有司具奏，王为恻然，因缺宫城一角示俭，且旌过云。至今每六月一日，则举巷闻鬼哭，不数日而墙必圮，盖毛以是日死也。5

这种行为对济南城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正如邵剑书、徐战所言：“藩府与行政文教场所的建设或拓宽，共同导致城居空间缩减，合力切割了市民聚居的区域。至明后期济南生齿日繁、流寓增多，城居壅塞已成为突出的市容问题”1。面对官署、王府侵占土地，市民不得不与水争地、通过向城内纵横的水体进发、缩短与水体之间距，或侵夺水体，填造土地修建房屋。其中最明显的是大明湖的变化。明初大明湖在济南城内“占城内地三分之一”2。但伴随居民在此地填湖造陆、治圃环沼，大明湖的面积急剧缩小，生态环境逐渐恶化。嘉靖年间，居民北进填塞湖泊的进程已有端倪，既为了谋求居住地，又为获取“蔬果莲藕菱芡鱼蟹之利”3，这持续到明朝晚期，使大明湖一带变为“官舍民居什九，湖居什一”4，大明湖南岸成为居民聚集区。济南城西门内大街以北及东门内大街南北一带、德府以北的百花洲，还有都司以北直至德府王城西都聚有大量居民，形成了许多新的居民聚集区5。

城市商业空间也受到影响。市廛作为城市居民消费场所，周边必然经济繁盛、民众具备一定消费能力。明朝时期历城县作为山东省省会济南城的核心区域，王府官署云集于此。藩王、官僚作为庞大的达官显贵群体，必然具备较高的消费能力，形成显著的商业区。据安作璋、张熙惟考证，历城大明湖附近形成了独具文化特色的商业区，经营书籍、碑帖文具和古玩的店铺比比皆是。而在民居集中的西关附近，则形成了各色商行，俗称“五大行”，即中药行、杂货行、绸布行、鞋帽行、钱行6。官署、王府建造带来的居民迁移，间接影响新的商业空间诞生。许多居民向关厢地带迁移“终令晚明时期的济南南关、西关均发展为颇具规模的居民区”。在此背景下，商品向西关的流入也日趋增加。多数集市也看重西关人口繁多、交通顺畅之利，纷纷向此处迁移“组成了较为兴盛的商业区域”7。

综上所述，明朝大量官署、王府入驻济南城后，济南城的政治属性和城市格局变化巨大。济南城成为政治地位极高的山东首府。在历城区，形成以德王府和济南府署为中心的政治机构聚集区，占据大半济南城中心。受到王府、官署迁入的影响，济南城的居民们纷纷外迁于大明湖南岸、济南西关等地，形成大量新的居民区。商业格局既受到政治机构迁入的直接影响，在王府、官署等达官显贵聚集区附近形成了繁荣的商业区，又受到居民外迁的间接影响，在居民新聚居地形成新的商业贸易区域。

四、结语

综上所述，由于明代济南城榷盐漕运的经济价值和拱卫京师的军事价值，受到明朝政府高度重视。济南城入驻“三司”、巡抚等机构，以及藩王朱见潾的王府。在济南城核心区域历城县，政治机构以德王府与济南府署为中心聚集，形成政治机构聚集区，几乎占据济南城市中心。原本居于济南城中心的居民被迫移居于大明湖南岸、济南城西门内大街、济南西关等地区，形成新的居民聚集区，同时居民填湖造陆、治圃环沼等活动急剧改变当地生态、自然环境。受到政治机构迁入和居民迁移的双重影响，济南城在达官显贵聚集的大明湖南岸，以及居民迁移所形成新聚集区的关厢地带，形成了新的繁荣的商业贸易区域。明代济南城，基本形成了城中心官署、王府聚集，居民屋舍聚集于城中心外甚至城墙之外，商业区附着于官署、王府和居民聚集区的城市格局。

作者简介：

徐治（2004.08---），男，汉族，山东省青岛市人，山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本科在读，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史

单位名称：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济南，250014）

1.邵剑书、徐战：《己卯前夕：晚明济南的城市社会与生活》，《东岳论丛》第44卷第3期，2023年3月。

2. 《明史》卷41《志第十七 地理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938页。

3. 安作璋、张熙惟主编：《济南通史·宋金元卷》，齐鲁书社，2008年。

1. 《明史》卷119《列传第七 诸王四》，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635页。

2. 《历城县志》卷三《建置上》，第287页。

3. 《明史》卷75《志第五十一 职官四》，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39页。

1.《明史》卷75《志第五十一 职官四》，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40页。

2.《明史》卷75《志第五十一 职官四》，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47页。

3.《明史》卷76《志第五十二 职官五》，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72页。

4.《历城县志正续合编》卷第十二《建置考三》，第253页。

5.《历城县志正续合编》卷第十《建置考一》，第224页。

6. 安作璋、张熙惟主编：《济南通史·明清卷》，齐鲁书社，2008年，第38页。

1.安作璋、张熙惟主编：《济南通史·明清卷》，齐鲁书社，2008年，第21、133页。

2.《历城县志正续合编》卷第八《山水考三·水一》，第134页。

3.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2005年，第1466页。

4. 《历城县志正续合编》卷第四《地域考二》，第78页。

5.《历城县志正续合编》卷第十《建置考一·官署》，第223页。

1.王士性：《广志绎》卷三，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45页，转引自朱亚非：《济南通史 明清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7页。

2.《历城县志》卷三《建置上》，第287页。

3.《历城县志》卷三《建置上》，第213页。

4.转引自安作璋、张熙惟主编：《济南通史·明清卷》，齐鲁书社，2008年，第133页。

5.乾隆《历城县志》卷五〇《杂缀二·异闻》。转引自安作璋、张熙惟主编：《济南通史·明清卷》，齐鲁书社，2008年，第37页。

1. 邵剑书、徐战：《己卯前夕：晚明济南的城市社会与生活》，《东岳论丛》第44卷第3期，2023年3月。

2. 《历城县志》卷第九《山水考四》，第173页。

3.（明）陆釴纂修：嘉靖《山东通志》卷之五《山川上》，《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51册，上海：上海书店，2014年版，第332页。转引自邵剑书、徐战：《己卯前夕：晚明济南的城市社会与生活》，《东岳论丛》第44卷第3期，2023年3月。

4.《历乘》卷一《图经考》，第7/a页，第5/a页。转引自邵剑书、徐战：《己卯前夕：晚明济南的城市社会与生活》，《东岳论丛》第44卷第3期，2023年3月。

5. 邵剑书、徐战：《己卯前夕：晚明济南的城市社会与生活》，《东岳论丛》第44卷第3期，2023年3月。

6.安作璋、张熙惟主编：《济南通史·明清卷》，齐鲁书社，2008年，第242—243页。

7. 邵剑书、徐战：《己卯前夕：晚明济南的城市社会与生活》，《东岳论丛》第44卷第3期，2023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