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奥菲对于福利国家的新构想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一、福利资本主义向福利社会主义的转向

从福利资本主义转向福利社会主义的原因

在很长一段时间，奥菲认为福利国家的产生能够解决资本主义矛盾，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晚期资本主义遇到了被称为“奥菲悖论”的状况，一方面福利国家的发展离不开资本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福利国家不能和资本主义共存。

对此，资本主义右派认为，与其说是福利国家有效调和了由于市场和社会所产生的冲突，不如说是带来更多的矛盾从而加剧了二者的冲突，同时还阻碍了资本主义市场力量发挥作用。社会主义左派从福利国家的效力和效率、压制性、意识形态等方面对福利国家进行批判。奥菲认为他们提出的观点均未能触及权力结构的实质内核，并且指出 ：“超越福利国家和复兴完全的市场经济的想法，不外乎是一些已经过时的中产阶级理想主义者无力的政治白日梦而已”。[1]

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无奈，实际上是其内在结构性矛盾的体现，这归根结底源于福利制度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深刻冲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核心，不断推动资本积累和扩张，而福利制度则试图通过社会再分配来缓解由此带来的社会不平等和矛盾。这种冲突的根源在于，福利制度的基本前提仍然是接受并维持传统的资本积累逻辑，将其视为社会发展的自然秩序，却未能对其提出根本性的质疑，更未澄清和清算支撑这一逻辑的社会前提基础。福利制度仅仅试图通过外部的强制补偿方式来达到平衡，而这往往治标不治本，导致更多新的问题而非真正解决问题。

因此，任何修补性的福利国家重组政策都难以真正解决资本主义的问题，也无法从根本上化解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矛盾。这些政策往往只是在现有框架内进行小修小补，无法触及问题的核心。要彻底解决这些矛盾和危机，唯有通过社会主义的道路，即从福利资本主义转向福利社会主义。这一转变意味着，福利国家的重组不能仅仅局限于上层建筑的调整，而更应深入到经济基础的重组。社会主义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和路径，在社会主义的框架下，福利国家不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补充和修补工具，而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满足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并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如何从福利资本主义转向福利社会主义

奥菲认为从福利资本主义到福利社会主义的可行性方案是“在高度非集权化和非官僚化的背景下，福利国家可以为自由主义、平等主义以及高度自治的社区团体所代替”[2]。福利资本主义的制度转型本质上是重构社会权力配置的治理革命，其核心在于将福利机制内嵌于经济基础的结构性框架，而非作为外部修补机制强加于既有生产体系。这种历史性转型绝非简单的政策改良，而是要求生产关系、分配制度与社会治理模式的系统性革新。在此进程中，国家的角色呈现出双重性：一方面，当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无法消解资本积累与社会再生产的结构性矛盾时，国家干预成为维系系统存续的必要调节阀；另一方面，威权治理方式的过度使用又会导致决策僵化与治理效能衰减的顽疾。

奥菲福利国家理论认为，福利制度的社会化重构既需要超越自由放任的市场主义，又不能陷入国家中心主义的治理陷阱。其提出的 " 非国家主义战略 " 本质上是探索第三条道路—通过培育社会自治组织的治理能力，构建国家、市场与公民社会的动态平衡。这种社会赋权导向的治理范式，使社会保障机制真正成为经济系统的内生性调节装置。其意义在于，它既保留了国家作为终极担保者的制度功能，又通过分权化治理消解官僚主义的寄生性扩张，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提供了实践可能性。非国家主义战略强调社会力量的参与和自治，通过多元化的福利提供方式，既能避免国家对福利的过度控制，又能保证福利的普及和质量，从而实现福利资本主义向福利社会主义的平稳过渡。在这个过程中，国家不再是唯一的福利提供者，而是作为协调者和监管者，确保福利体系的公平和可持续性。

“福利国家的重组应通过经济民主、社会权利和生态可持续性来实现，这可以被视为一种社会主义的重组战略”。福利资本主义的制度实践在特定历史阶段确实展现出矛盾调适功能，通过再分配机制与劳工权利保障部分中和了资本积累的破坏性效应。但这种历史妥协本质上仍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框架内的适应性改良，经典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揭示了，只要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生产资料私有制与剩余价值剥削机制持续运转，任何制度性修补都无法消除阶级对立的物质根源。因此，从 " 福利资本主义" 向" 福利社会主义" 的历史性跨越，绝非简单的政策改良，而是要求对所有制形式、劳动价值分配与社会治理模式进行彻底重构。将社会保障机制从危机应对工具转变为新型生产关系的构成性要素，才能在消除剥削性积累机制的基础上，实现社会财富的实质性共享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危机的唯一可持续的解决方案是社会主义”。只有改变资本主义原先生产方式，才能从根源处解决资本主义的矛盾。奥菲和奥康纳的观点一致，都认为福利国家重组的大方向应该是朝向社会主义的重组战略。

二、国家主义向非国家主义的转变

（一）非国家主义战略的内容

在奥菲的观点中，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里蕴含了有关非国家主义战略的初步设想。马克思与列宁均着重指出，无产阶级在成功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后，必须牢牢掌握国家权力，坚决打碎旧有的国家机器，并从根本上重建一个全新的国家机器。其核心目标是通过“社会”来替代旧资本主义的“国家”，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的宏伟愿景。

非国家主义战略的精髓在于，它建立在对工具理性和战略理性的深刻洞察之上，认为发展过程应是对反目的性的和具有破坏性的权力的否定；同时，它建立在国家自发性的基础上，是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威胁或潜在威胁的一种预防性反应。其根本目的在于努力保护那些具有重大价值的事物，以及遏制和控制现代化进程中可能带来的邪恶和破坏性后果。这种战略强调在变革中保持清醒的理性思考，既要对旧的权力结构进行彻底的解构，又要对新的社会构建进行谨慎的探索，确保在推翻旧制度的同时，能够建立起更加公正、合理的社会秩序，从而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政治实践过程中，国家主义战略的道路已经行不通了。如今，欧美国家的官僚机构的压迫行逐渐增强，这迫使资本主义国家必须经历一次深刻的结构变革，形成一种合作组织的模式来推动非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战略，从而有效应对资本主义国家所施加的压制以及意识形态层面的反击。奥菲对于合作主义有着独到的见解，其观点涵盖了以下几个核心要素：首先，资本主义政治中的社会性色彩正在不断加重，这表明社会力量在政治决策中的影响力日益提升；其次，制度性分离或者国家相对自主性的状况正在逐渐消失，意味着国家在经济和社会政策制定中不再拥有以往那种独立决策的能力；再次，作为一种受到严格限制的权力机构，资本主义国家正在逐步走向衰竭，传统的权力运作模式已经难以适应当前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

在这一合作主义的制度框架下，资本的代表在保留其私人权利的前提下，被纳入了一个更为平等和开放的协商体系中。然而，他们通过撤资等间接威胁手段，对协商的过程和结果施加着关键影响，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协商的限度与深度。这种机制使得资本方在协商中占据着有利地位，能够以经济手段来影响甚至主导政策的制定。与此同时，工人阶级的代表为了能够参与到合作主义的决策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种种限制和挑战。他们的谈判权受到了严格的约束，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们在协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但是，这一现象也深刻地揭示了两者角色转变的趋势，即从简单的利益代表者向更为复杂的功能形式代表演进。这意味着政治舞台已经超越了传统国家制度的束缚，政治不再仅仅局限于争夺制度化国家权力的斗争，而是扩展到了更广泛的领域。在这种新形势下，在当今时代，政治权力不再仅仅局限于国家官方制度的框架内，而是逐渐向合作主义的政治领域延伸。这种转变深刻反映了社会和经济危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冲击，迫使这一体系不得不摒弃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传统的明确界限。在这样的背景下，非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变革战略逐渐浮现，成为应对现实挑战的一种迫切需求，为应对当前的挑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二）国家主义向非国家主义转变的路径

关于如何找到一剂能够“治愈”福利国家的良药，奥菲将目光落在非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改良方案上。奥菲先是考察了东欧欧和苏联的情况，认为东欧釆取了国家主义模式解决社会主义变革问题。国家主义社会主义战略的历史困境，根植于其内在的制度性悖论：当无产阶级政党将夺取政权简化为对官僚化国家机器的全面掌控时，这种以行政指令替代社会自治的革命路径，实际上复制了它声称要消灭的资本主义权力结构。前苏联模式便是这种逻辑的极端体现是，通过行政官僚体系对社会再生产领域实施全盘国有化管控，表面上实现了对资本特权的制度性否定，实际上却构建起一个更隐蔽的等级制压迫系统。这种治理模式的异化过程揭示了根本性矛盾：以国家作为社会改造核心工具的战略，必然导致革命主体与治理客体关系的倒置。革命政党在垄断决策权的过程中，其宣称的无产阶级专政逐渐蜕变为技术官僚的威权统治，最终使解放承诺沦为体制性空话。这种战略悖论的本质在于，它试图通过强化国家机器的全能性来实现社会主义目标，却忽视了马克思关于“国家消亡”的历史辩证法—真正的社会解放必须建立在国家权力持续社会化与公民自治能力增长的辩证运动之上。

总的来说，如果像东欧以及苏联的社会主义国家那样没有民主来制约国家的官僚主义，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民主，就不能保障人民的自由，就必然会背叛社会主义改良方案所追求的无产阶级解放目标。因此，只有当国家放弃作为拥有最终权力的、单独的集体决策组织，消除“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划分，社会主义的改革才会顺利的进行。

由此奥菲通过研究社会主义方案的演进过程，进而提出了一种民主社会主义来替代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改良方案。其实也就是由非国家主义的福利社会主义代替国家主义的福利资本主义。奥菲的理论重构揭示了社会主义战略范式的一次关键转向。他提出马克思和列宁关于“打碎国家机器”的革命思想实际上包含了一种非国家主义的政治哲学—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意味着简单地接管旧的官僚机构，而是要彻底转变权力的运作方式，实现国家职能向社会化治理的历史性过渡。这一见解为当代欧洲左翼政党的战略转型提供了理论依据。这种“去中心化的社会主义”实验，本质上是通过制度化的社会参与不断稀释国家权力的强制性特征，使政治权力逐步回归市民社会的自我治理实践。奥菲特别强调，这种战略创新并非背离经典理论，而是激活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被长期忽视的激进民主基因。

三、新社会主义运动的构想

根据奥菲的观点，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和市场经济的内在特征表现为盲目性和无计划性。而社会主义作为更高层次的制度，可以被看作是对资本主义制度中这些缺陷的一种否定。新社会运动则可以理解为对资本主义盲目性和无计划性的一种反对和抵抗的方式。

奥菲将经典马克思主义模式中的两个假设进行对比得出：“这两个假设—劳动导致同质化和中心化的结果—值得而且必须得到怀疑”。这一模式认为，首先，雇佣劳动是一个不断倾向平等化和同质化的过程。在这一基础上，不同遭遇的无产阶级在劳动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作为“阶级自身”的政治意识。他们开始认识到，尽管每个人的具体经历各不相同，但作为工人阶级的一员，他们在面对资本家时拥有共同的利益和诉求。其次，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还基于一个重要假设，即劳动不仅塑造了工人之间的政治意识，还有助于在工人个体之间形成基本平等。通过共同的劳动经验和阶级地位，工人们逐渐意识到他们之间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结构和生产关系造成的，而非个体能力或价值的固有差异。从而“更能引起共鸣和集体行动的能力”。因此，所有其他因素，如个体作为消费者、男人或女人、公民、客户以及特定领土或生态系统中的居民等，都不如个体作为工人这一事实相关或至少不那么直接相关。在这种情况下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阶级的集体行动是社会冲突和运动的主要方式，决定了社会发展的方向”。[3] 共同决定了社会存在。奥菲就上述“同质化”这一假设认为，并不是每一个地方的雇佣劳动都完全一样，在工人阶级的内部还存在有内在结构。而且这种“非同质化”存在着“种类诸多的范畴”，具体来说包括初级劳动市场和二级劳动市场；熟练工和非熟练工；生产性工人和服务性工人等等，并没有一致性地决定社会存在。这种差异导致工人内部的成分并不一定符合经典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理想状况，恰恰相反，工人阶级中由于“非同质化”的不断提高，反而给工人阶级的行为和组织带来问题。因此奥菲认为“把无产阶级看作是一种统一和同质的力量的做法都是令人误导的”。[4]

在有关劳动中心化的论述中，奥菲的观点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的条件下，“不存在一种可以以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或首要与次要的方式所决定其他所有情况的核心条件”。劳动仅仅只是决定了社会存在的一部分。工人阶级的斗争并不占据核心或优势地位，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冲突点是分散化的。

在这两方面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资本组织潜力的下降，尽管资本的权力和剥削机制在商品化的过程中仍然具有核心作用，但资本已经从越来越多的领域中撤出已是事实，因此传统劳动的潜力已经枯竭了，因为“劳资关系已经不是决定社会存在的关键性因素；资本主义的存在与非资本主义的权力和冲突形式越来越相携发展”。[5] 此时，就更需要改变传统的劳工社会主义运动模式了。

奥菲通过总结一些欧洲工人阶级的政治和工会组织发现，传统的单一工人运动策略已然行不通了。只有当工人放弃之前所认为的，雇佣劳动是一切悲惨和压迫之源的时候，工人运动才能得以继续进行下去。总之，福利国家建立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框架之上，已经存在着高度的社会分工结构，因此也存在着大量复杂的利益冲突关系，难以形成一股统一的力量。奥菲认为在这样的状况下，旧的社会主义运动很难行得通，新的社会主义运动成为可能。奥菲总结了葛兰西“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改革措施、以及欧洲各国的环保运动、民族运动、文化运动这类国家机构之外的运动。在这样一个基本的趋势下，奥菲认为大多数欧洲国家正在经历一个重要的变化，即许多社会运动不再是由经济上的“特殊利益和地位要求”引发，也不是由政治制度上“意识形态的倾向”造成，而是由“道德、政治和文化价值所激发”。[6] 奥菲称之为新社会运动，其行动方式具有“非组织化、非制度化、自发性和直接性特征”[7] 并且认为“这些非国家主义的新社会运动在复兴欧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是比集中于国家权力的中心地位的传统社会主义的国家主义战略要成功得多，有希望得多”。

参考文献：

[1]（德）克劳斯·奥菲： 《福利国家的矛盾》， 郭忠华等译，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

[2] 陈炳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年。

[3]（ 美 ）James O’Connor，The Fiscal Crisis of the State， Piscata way ， New Jersey：Transaction Publishers，2009.

[4]Claus Offe，Contradictions of the Welfare State， Cambridge：MA： The MIT Press，1984.

[5] 谢静： 奥菲的福利国家危机理论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复旦大学， 2013 年。

[6] 舒建华 ：《从福利资本主义到福利社会主义——福利国家理论的新马克思主义视角》，《广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年第53 卷第2 期。

[7]（德）克劳斯·奥菲：《福利国家的矛盾》， 郭忠华等译，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1 年。

作者简介：丁麒智（2000-），男，河南信阳人，硕士，学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