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乐图谱》看吕柟的“中和”乐教思想

吕柟，字仲木，号泾野，陕西高陵人，明成化十五年（1479）生，逝于嘉庆二十一年（1542），人称泾野先生。吕柟“少儁悟绝人”，受业于渭南薛敬之、河东薛瑄等人，“学行为世儒所宗”，是与王阳明、王廷相等齐名的一代大儒。正德三年进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兼经筵讲官。嘉靖中谪解州判官，摄行州事，后任南京吏部考功郎中、尚宝司卿和太常寺少卿。嘉靖十四年, 升北京国子监祭酒。嘉靖十五年秋升为南京礼部右侍郎, 再次回到南京, 嘉靖十八年, 时年六十一岁的吕枘致仕回乡, 结束了他长期在外为官的生活。《诗乐图谱》成书于嘉靖十五年（1536，时年58 岁）八月，共六册，十八卷。嘉靖十四年(1535)，吕柟升北京国子监祭酒。在国子监，作《监规发明》，以约束诸生。此外为了改善国子监学风，强调对礼乐的学习，编撰《诗乐图谱》。全书包括: 六调图谱、礼字集: 钟磬调三卷、乐字集: 琴调三卷、射字集: 瑟调三卷、御字集: 笙调三卷、书字集: 箫笛调三卷、数字集: 埙箎调三卷。以儒家“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命名, 列出六调。此六调即六种( 类）不同乐器记谱。

《诗乐图谱》的产生与特点都受到吕柟音乐思想影响，吕柟尊崇儒学，重视音乐的教化作用，致力于用音乐使学生“养其性情之正，育其和平之徳，仰副我圣皇教养之厚意也”。中和思想，由来已久，中和思想在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中的意蕴是极其丰富的，涉及到艺术审美，人格审美等多个方面。《说文解字》中记载:“和，相应也”。“和”的本义从语言学上追根溯源与音乐直接相关。首先就音乐作品而言，是对音响层面的本质要求，其次就音乐作品创作而言，是对艺术家创作的指示导向，最后就艺术接受而言，则是实现对接受者性情的调理。乐教正是基于音乐艺术作品的和谐之美，因为只有和谐的音乐才能起到对人的调理作用。例如《诗乐图谱》所涉乐器包括: 钟、鼓、金钟、玉磬、琴、瑟、笙、箫、笛、埙、箎、棁、敔等 13 种。每种乐器均配有图片。现据谱前文字分别加以说明。吕柟在《诗乐图谱》对金钟、玉磬介绍时写道：“以中和之音养性情之德，优游讽咏，则非僻自消，而渣滓浑化，此乐音之感招也。”在这段文字中可见吕柟认为，用中正平和的音乐来涵养性情品德，从容舒缓地吟诵，那么邪僻的念头自然消散，内心的杂质也会逐渐化去，这便是音乐的感化力量。这里的“性情”二字，结合文意分析，应是重在德性，有涵养的性情离不开人的德性修养，在古人的观念中只有拥有圣人之德才能治理好天下。音乐具有调理性情的价值观念并非吕柟的首创，这种观念历史起源很早。在《尚书·舜典》中记载:“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乐器合奏时追求整齐、和谐、协调。这样的音乐作品可以让人进入一种中正平和的精神状态，从而实现调理人性情的作用。在吕柟的的乐教思想中，看重的是音乐对人德性修养的影响。从音乐文化的发展上看，他的这种观点也是有理可循的。例如在汉代古琴崇尚的雅正琴风，史称雅正派，琴者追求君子品格，中和之美成为琴乐的审美标准，‘雅正’之风也使君子与琴的关系更为紧密，并在琴乐实践中促成了“以和为美”的审美风尚，至此“中和”成为古琴琴乐最重要的特征。”吕柟《诗乐图谱》也有琴调三卷。由此看来，吕柟的乐教思想追求中和之美，强调音乐对人德性修养的功能。

琴技可以说是古琴由声入乐，进入艺术领域的基础，琴体、琴谱是静态的死物，只有人的参与才能进入动态，古琴艺术作为时间艺术，正是以动态的琴技将琴体和曲谱转化成流动的音乐。所以，琴技是将琴者的情感，曲谱的内涵从无声化为有意的关键。以吕柟《诗乐图谱》的第二册“琴调”为例，古琴以‘中和’为美，这种‘中和’在具体实践中也可以细分为两个层面：一为心境的‘中和’，一为演奏技法的‘中和’。吕柟在古琴弹奏的过程中，其中和乐教思想在古琴中的体现主要包含了演奏技法方面。关于演奏技法，吕柟认为：“琴之五弦，五声也。其下二弦，少宫、少徵也，若去一留七，去七留一，则止用六弦矣。故七声具而后乐和焉”。在古琴弹奏时，吕柟只采用六根弦弹奏，恰好符合中和的乐教思想。从旋律音高与调式看，吕柟采用黄钟宫调，在旋律上，我国古代所提出的声、度之“中和”，儒家提出的“中和”肯定五声，否定变宫、辨徴，强调音乐的节制，譬如只能平缓不能疾速、音调只能平直不能委婉、技巧只能简洁不能重复等，而吕柟的琴谱刚好做到了这一点。

由此可见，不论是在理论的乐器说明时，还是在乐谱本身，都在强调中和之美，对中和之美的导向最终会落实在人的德性修养，这些现象的产生都离不开吕柟以中和为核心展开的乐教思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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