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传播学视域下的中国传统文化英译

《西游记》是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其神魔叙事与儒释道文化融合，既是东方奇幻文学典范，也是传统思想的重要载体。该经典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印证了东方文学的普世价值。当下其英译已超越语言转换，成为文明互鉴的文化传播工程，需译者突破多重障碍实现文化符号转化。本研究基于翻译传播学，以余国藩译本为主、詹纳尔译本为参照，分析余译本在文化传承与文化自信方面的贡献，为《西游记》的国际传播提供启示。

一、翻译传播学与中国传统文化英译

翻译是跨语言的信息转换与文化重构活动，本质是突破语言壁垒实现意义的跨文化迁移。传播作为社会运转的基础，通过信息传递构建意义网络推动文化发展。传播学奠基人之一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1902-1978）在《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一书中将传播归为五个要素：谁（Who），说什么（Say What），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对谁说（To Whom），产生了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s），这五个要素就是著名的 5W 模式，主要涉及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受众和传播效果这五个方面的内容[1]。该理论不仅奠定了传播学研究的基础范式，更成为分析各类传播现象的重要工具。在翻译与传播的交叉研究中，德国学者沃尔夫拉姆·威尔斯（Wolfram Wilss，1925）指出翻译可以使不同语言及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成为现实 [2]。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翻译研究领域逐渐打破传统语言学范式的局限，众多学者开始关注翻译活动中的传播属性。这一认知推动翻译研究从文本中心转向文化与传播视角。后尹飞舟、余承法[3] 在 5W 模式基础上引入“译者（WhoTranslates）”要素，强调译者的主体性作用。如此，通过整合后的翻译传播学模式，可提炼出涵盖译者、译介内容、译介渠道、译文读者、译介效果的完整分析框架。该框架不仅系统呈现了翻译传播活动的动态过程，更为深入探究翻译传播机制、评估文化传播效能提供了科学且实用的理论工具。

2013 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安排。推动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是“一带一路”和“走出去”战略的重要内容 [4]。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各地域和各民族文化要素之集成，历史悠久，博大精深。中国典籍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如今，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对文化的渴求越来越高。我们在接受世界多元文化的同时，也要把中国古代的文化精髓向世界人民推介。传播与文化紧密相连，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与别的国家或地区文化的交流与分享的过程就是传播，而传播的过程又需要翻译行为作为媒介，如此才能实现文化的有效传播。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过程中，典籍英译不可或缺，四大名著的英译更是至关重要。

《西游记》，四大名著之一，由明代作家吴承恩编著，讲述了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的传奇故事。它展现了丰富的神话想象和深刻的人生哲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也是中国古代神魔小说的巅峰之作 [5]。《西游记》英译始于 1895 年，20 世纪 80 年代达到巅峰。华裔学者余国藩以深厚学养历时十余年完成全译本，该译本既是西方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也为典籍海外传播树立了标杆，推动了传统文化传承与文化自信建构。

二、余国藩《西游记》英译本与文化传承实践

《西游记》的英译不仅是语言转换的过程，更是文化传承的渠道。在 1975 年举行的“亚洲学会国际中英文翻译研讨会”上，余国藩发表题为“《西游记》英译的问题”演讲，阐述自己文学翻译实践中所坚持的“可译性”理念。他明确表示，“由于我拟以 1954 年的北京版为本，将全部《西游记》如数译出，所以———不管有意或无意———指引我从事英译的动机，都是以最忠实原著为归依”[6]。通过探究余国藩的《西游记》英译本可知，余国藩在英译过程中保留了原著的文化精髓，并使之适应了目标语言文化环境。

（一）文化意象的转换

《西游记》因蕴含儒释道思想、诗词神话等丰富文化元素，其英译工作面临巨大挑战，原著中“五行相生”“八十一难”等文化符号与西方文化差异显著，精准传递内涵成为译者必须攻克的难题。余国藩在“可译性”理念指导下，秉持“充分翻译”原则，采用异化策略以学术视角打造全译本，不仅最大限度保留原语文化与语言规范，更在导论中系统梳理原著的文学脉络与文化背景，正文辅以详实译注阐释佛道术语等，使译本兼具可读性与研究价值，为西方学界提供了高质量研究文本。余译本一经出版就受到西方评论界以及学术界的高度赞誉 [7]。

书中富含传统文化内涵的意象以具象符号沉淀着儒释道思想、民间智慧与审美心理，是连接古典文本与当代文化的精神纽带，故翻译中的意象转换超越语言转码，成为决定文化传播效度的关键。

例1 ：宁学管饱分金，休仿孙庞斗志[8]160。

Better that we emulate Guan and Bao dividing their gold. Than to imitate Sun and Pang in their matching of wits[8]161

例 1 中涉及到了两个典故，一是春秋时期的管仲和鲍叔牙如何分配做生意赚到的钱财，比喻朋友间情谊深厚，相互了解；二是战国时期，孙膑和庞涓智谋相斗，最终庞涓兵败自杀的故事。余国藩采用音译人名、直译原文并附注释的方式，详解典故含义及出处，助读者理解文化背景；而另一《西游记》全译本译者詹纳尔将其译为“we’d do much better to forgetour difference and fight side by side like Guan Zhong and Bao Shuya than to have a battle of wits likeSun Bin and Pang Juan.”[9]1872。詹纳尔虽音译人名，却意译典故寓意，弱化了源语历史典故与文化意象，未能直观展示文化内涵。

（二）宗教信仰的忠实

《西游记》的宗教信仰是文化核心，书中立体神仙形象亦具文化意义。中国文化中的神可以被概括为三类：“第一，神话中的神——自然物崇拜的产物；第二，人类早期传说中的神——英雄崇拜或祖先崇拜的产物；以上两类神有时纠结在一起，使我们很难分清某一具体的神祗究竟是何归属；第三，神话传说消失之后的宗教神。”[10]。《西游记》中的神主要是宗教神，来自于儒家、道家和佛家，通过俗语化表达呈现人性特点，与文化意象共同构成作品的文化肌理。余国藩英译时谨慎处理儒释道元素，以脚注等方式补充文化背景，助读者把握精神实质。

例2 ：赊三不敌见二[8]65。

Three in bond can’t compete with two in hand[8]66.

在这个俗语的翻译上，余国藩与詹纳尔均采用直译法但存在差异。该俗语原指赊卖三件不如现款卖两件，喻空头好处不如现实实惠。詹纳尔译为“Two in the pocket is better thanthree owing.”[9]57，虽传达原意，但“is better”语义宽泛，未凸显“不敌”的对比感，“owing”也不如“in bond”强调欠债凭据。而余国藩将“不敌”译为“can’t compete”，语序语义更贴近原文，“in bond”更契合源语赊账记账的文化语境，译文更忠实于原文本义与文化内涵。余译本通过人物对话中的鲜活俗语翻译，揭开神仙世界的世俗面纱。余国藩对神仙形象的世俗化再现，正是对宗教文化的现代解读。

三、余国藩《西游记》英译本与文化自信建构

1998 年，余国藩在《中国文学》上发表“可读性：宗教和翻译的接受”一文，他指出，尽管译文的可读性一直是衡量译作成功与否的标志，但是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1953）提出的“异化”翻译策略对通顺透明的“可读性”带来巨大的冲击，余国藩十分赞成这一翻译策略，“文学翻译不应以可读性为由，而把其它文化中的他者性同质化，一味追求可读性将会消解文学中的文化特色，而特定文化传统是可以共享的”[11]。余国藩深耕中国典籍，为《西游记》英译筑牢实证根基，力求完整传递原著特色。作为华裔学术型译者，他以鲜明的文化立场，在译本中彰显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与价值，尽显对源文化的尊重与自信。

（一）文学形式的再现

《西游记》中诗词、歌赋、谚语等文学形式是其魅力的重要来源。余国藩英译时力求保留这些艺术特色，甚至创新英文表达以模仿原作效果。这一努力既丰富了目标语的文学表达，也让外国读者领略到中国古典文学的独特韵味，彰显了译者对传统文化的充分自信。

例3 ：人有善愿，天必从之[8]198。

assent^[8]199

这句谚语蕴含劝人向善的哲理，是跨文化语境下的共通社会命题。余国藩译文从形式到意义贴合原文，完美还原谚语结构与艺术特质；詹纳尔译为“If a man wishes to be good，Heaven will certainly allow him to be.”[9]177，其中“good”侧重“高尚道德”，缩小了原文“善愿”的语义范畴，强化了说教意味，与原文语义存在偏差。余国藩的异化策略则在于通过还原中国社会文化的情理信条，在跨文化交流中寻求认同，唤起英语读者的生活体验，拉近读者与源语文化的距离，形成文化理念上的交流，促进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相互尊重与理解，增强文化自信。

（二）道教色彩的还原

在余国藩看来，《西游记》“儒、释、道三教并陈，作者大量撷取所需的教义，其蕴含的丰富宗教意义使它矗立于中国小说之林”[12]。因此，相较其他译本，余译本能深入挖掘道教元素，通过导言阐释、异化翻译与详注结合的策略，将研究成果融入译本，竭力还原原著的道教文化底色。

余国藩通过深入研究发现，孙悟空、猪八戒、沙僧的形象与道教五行、炼丹理论关联紧密。从小说回目及诗词可见，三人在文本中对应道教五行符号：孙悟空被称作“金公”，八戒为“木母”，沙僧为“黄婆”。而五行又与人体五脏相应，使三位徒弟兼具器官象征意义。基于此，余国藩在英译中对这类道教词汇采用直译策略，如“木母”译为“Wood Mother”、“黄婆”译为“Yellow Dame”，完整保留了原著的文化异质色彩。

通过分析余国藩《西游记》英译本的文化意义可知，其通过精准的语言转换与文化适配，既传递了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又复现了原著文学形式，为全球读者打开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延续了传统文化传承，增强了文化生命力，对跨文化交流意义重大。但该译本因注解繁复、社会背景与诗歌韵律晦涩，导致普通英语读者阅读体验欠佳。未来，中国传统文化英译与传播需坚持深度翻译与文化传播结合，严控传播材料质量以确保文化信息准确，同时借助现代技术与多媒体创新传播形式、拓宽渠道，适应数字化时代需求，提升读者接受度，增强中华文化生命力与影响力。

参考文献：

[1] 哈罗德·拉斯韦尔. 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双语版）[M].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 2015： 35.

[2]Wilss， W.. 翻译学：问题与方法 [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2001： 20-28.

[3] 尹飞舟， 余承法. 翻译传播学论纲[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44（5）：170-176.

[4] 李伟荣 . 20 世纪以来中国典籍出版走出去的回顾与思考 [J]. 中国出版 ， 2016， 39（23）：70.

[5] 余承法 ， 郑剑委 . 基于读者反馈的《西游记》英译版海外传播研究 [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 2021， 50（06）： 83.

[6]Yu， A. C.. The Monkey and The Monk[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6： 324.

[7] 常红婧 . 后殖民翻译视域下余国藩《西游记》英译本的杂合特征研究 [J]. 翻译研究与教学 ， 2020， 2（01）： 69.

[8]Wu， Cheng’en. The Journey to the West[M]. Yu， Anthony， C. （Tr.）. Shanghai： Shanghai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16： 160， 161， 65， 66， 198， 199.

[9]Wu， Cheng’en. Journey to the West[M]. W. J. F. Jenner （Tr.）. Beijing： Forign LanguagesPress， 1993： 1872， 57， 177.

[10] 蔡婉星 .《西游记》诸神形象研究 [D]. 河南大学 ， 2011： 5.

[11]Yu， A. C.. Readability： Religion and the Reception of Translation[J]. Chinese Literature：Essays， Articles， Reviews （CLEAR）， 1998（20）： 91.

[12]Yu， A. C.. Religion and Literature in China： The‘Obscure Way’of The Journey to theWest[A]. In： Comparative Journeys： Essays on Literature and Religion East and West [C]. New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 167.

作者简介：易佳仪（2002 年 3 月 -），女，硕士研究生在读，汉族，湖南汨罗人，研究方向为中国典籍的外译与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