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商精神与实业救国实践的历史考察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中国，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历史变局中。列强环伺下的民族危机与封建体制崩溃后的社会转型，催生了“实业救国”这一影响深远的社会思潮。与西方单纯追求经济利益的实业发展不同，中国近代实业救国思潮从诞生之初就深深烙印着儒家文化的精神基因。一批兼具儒家士大夫情怀与商业实践能力的儒商，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理想转化为发展民族工业的具体行动，在张謇、荣德生、严修等代表人物的实践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儒商式实业救国”模式。这种模式以儒家伦理为价值内核，以实业发展为救国手段，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纯粹逐利逻辑，也超越了传统士大夫“重义轻利”的思想局限，成为推动中国近代工业化、商业化进程的独特文化动力。

一、儒商实业救国实践

（一）张謇——士绅转型中的儒商典范与实业救国实践

1.“士魂商才”的价值重构

张謇的人生轨迹本身就是一部传统士大夫向近代实业家转型的典型范本。作为 1894 年科举殿试状元，张謇本应沿着传统仕途之路跻身官僚体系 他的人生选择。在《马关条约》允许列强在华设厂的背景下，张謇痛 然放弃翰林院修撰的官职，以“状元实业家”的身份投身南通实业建设。这种选择绝非单纯的个人职业转向 而是儒家“经世致用”思想在近代语境下的必然延伸——当传统科举制度无法挽救民族 亡时，张謇将儒家的“治国平天下理想转化为实业救国”的具体实践。

张謇的实业思想深深植根于儒家文化土壤。他在《大生纱厂厂约》中明确提出“通州之设纱厂，为通州民生计，亦即为中国利源计。这种将企业发展与民生国计紧密结合的理念，正是儒家“民本”思想的现代演绎。他还强调“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将创办实业视为儒家“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理想的现实实践，完成了从传统士大夫“学而优则仕到近代实业家“实业而优则报国”的价值观念重构。

2.“父教育而母实业”

张謇的实业救国实践并非单纯的企业经营，而是以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地方建设体系。在南通，他形成了“以实业为母，以教育为父”的发展理念，将实业盈利与教育兴邦、社会建设有机结合，创造了近代中国最早的“儒商式地方自治”模式。

在企业管理中，他推行“股份制 + 社会责任”的模式，规定企业利润的一部分必须用于地方公益事业，这种将企业发展与社会进步捆绑的做法， 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逻辑，体现了儒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伦理精神。在教育 张謇 “教化万民”的理想为指导，在南通创办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完整教育体系，他还投资建设了博物馆、图书馆、气象台、公园等公共设施。这种实践，本质上是儒家“仁政”理想在近代城市建设中的具体化，通过实业发展积累财富，再以儒家伦理指导财富分配，实现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的统一

3.“兼济天下”的社会责任

张謇的儒商精神还突出体现在他对国家民族的整体担当上。在清末民初的政治变局中，他始终以儒家“士”的身份参与社会变革。发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推动政治改良；担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总长，试图将实业救国理念转化为国家政策；在袁世凯复辟时毅然辞职，坚守儒家“义利之辨”的政治底线。这种“以商入政，以政护商”的实践，既不同于传统商人的政治冷漠，也超越了单纯实业家的经济视角，体现了儒家“士阶层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责任意识1。

（二）荣德生——商人群体中的儒家实践者与企业伦理

1. 荣氏企业“诚信为本，义在利先”的经营哲学

荣德生出身于普通商人家庭，但其经营理念却深深浸润着儒家文化。作为近代中国“面粉大王”和“纺织大王”，荣德生与兄长荣宗敬共同创办的荣氏企业集团，从 1900 年创办保兴面粉厂起步，到 1930 年代已发展成为民族工业巨头。在近半个世纪的企业发展历程中，荣德生始终以儒家伦理作为企业经营的根本准则，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儒商式企业伦理”。

荣德生将儒家“诚信”思想视为企业生存的根基。在保兴面粉厂初创时期，曾因设备故障导致面粉质量受损，他坚持将这批面粉全部销毁，宁可承受 大损失也不损害消费者利益。这种“宁可赔本，不做亏心买卖”的做法，在当时投机成风的商界树立了诚信经营的典范。在义利关系上， 荣德生秉持“以义制利，义利合一”的儒家价值观。他曾说：“办实业，虽曰求利，当以有利于国、有利于民为前提。”在企业盈利分配中，他规定每年利润的 10% 必须用于社会公益事业，这种“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分配理念，打破了传统商人“囤积财富”的狭隘观念，体现了儒家“富民”思想的现代转化。

2.“儒家以人为本，修己安人”管理思想的企业实践

荣德生的儒商精神还体现在他对企业管理的人性化探索上。受儒家“民为邦本”思想影响，他在企业中推行“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创造了近代 早的企业员工福利制度。在茂新面粉厂，他建立了员工宿舍、食堂、医务室、子弟学校等配套设施， 提供免费食 础教育。这种将儒家“仁爱”思想落实到企业管理中的做法，在当时血汗工厂 存在的背景下显得尤为可贵。在荣氏企业中，从高层经理到普通职员，都需定期参加儒家文化学习，这种将企业文化建设与儒家教育相结合的做法，形成了近代中国企业独特的精神气质。

3. 儒商社会责任“回馈社会，泽被乡里”的制度化实践

与张謇类似，荣德生也将儒家“兼济天下”的理想转化为具体的社会建设实践。在无锡家乡，他主持修建了宝界桥、开源桥等交通设施，创办了江南大学、私立无锡中学等教育机构，建立了大公图书馆、无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地方建设体系。荣德生的社会责任感还体现在他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上。在抗日战争期间，他拒绝与日本侵略者合作，将上海的部分企业设备迁往内地，支持后方工业建设；在无锡沦陷后，他顶住压力，拒绝日军“合作经营”的要求，宁可企业停产也不沦为日本经济侵略的工具。这种“威武不能屈”的民族气节，正是儒家“大丈夫”精神在近代实业家中的生动体现。这种将个人事业、企业发展与国家命运紧密结合的理念，集中体现了儒商精神的时代内涵。

（三）严修——学者型儒商的教育实业一体化实践

1.“教育救国，实业兴邦”

严修是三位儒商中最具学者气质的一位。作为 1883 年进士、翰林院编修，严修本是传统士大夫阶层的典型代表，但他在清末新政期间逐渐认识到“非育才不能图存，非兴学不能育才”，从而走上了“教育与实业并举”的救国道路。严修的实业救国实践更多体现在通过教育改革为实业发展奠定人才基础，同时以实业收益支持教育事业，形成了“教育- 实业”相互促进的独特模式。

在奉命提督贵州学政期间，他目睹当地教育落后、人才匮乏的现状，深刻认识到“科举之弊，在于空疏无用”，遂上奏朝廷请求开设“经济特科”，试图改革传统教育制度2。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放弃仕途，专注于教育实业，先后创办了天津严氏家塾、直隶工艺总局、南开大学等教育实业机构，成为近代中国“教育救国”与“实业救国”相结合的典范。他的实践体现了儒家“因材施教”和“经世致用”思想的现代转化，将传统学术教育与近代实业发展有机衔接。

2.“工艺救国，以学兴商”

1903 年，严修主持创办直隶工艺总局，这是他将儒家教育思想与实业发展相结合的重要实践平台。不同于单纯的企业组织，直隶工艺总局兼具“研究工艺、培养人才、推广实业”三重职能，体现了儒家“格物致知”与“经世致用”的双重追求。严修在直隶工艺总局推行的“工艺教育”，本质上是儒家“知行合一”思想的具体化。他主张“学与术合，理论与实践并重”，要求学生在工艺学堂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必须在实习工场掌握具体技能。这种教育模式培养出的人才，既具备儒家知识分子的文化素养，又掌握近代工业生产的专业技能，成为推动中国早期工业化的重要力量。他倡导“使用国货”的消费理念，将儒家“爱国”思想转化为具体的经济行动。

3.“兴学储才，以文化人”

严修对近代中国实业发展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与张伯苓共同创办了南开大学。南开大学从创办之初就明确以“培养实业人才，服务国家建设”为宗旨，设立了商科、工科等应用型学科，打破了传统大学重文轻理的教育格局3。严修亲自为南开大学制定校歌，其中“渤海之滨，白河之津，巍巍我南开精神”的歌词，既体现了儒家“士不可以不弘毅”的精神追求，又蕴含着“实业救国”的时代使命。在南开大学的办学过程中，严修将儒家“礼义廉耻”的道德规范融入现代大学教育。他设立“修身课”，讲授儒家经典与现代伦理；倡导“勤俭朴实”的校风，反对奢侈浪费；鼓励学生参与社会实践，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业发展。

二、儒商精神对近代中国工业化、商业化的历史影响

张謇、荣德生、严修三位儒商的实业救国实践，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理想转化为“实业救国”的具体行动，在列强侵略、民族危亡的历史背景下，走出了一条将儒家伦理与现代实业相结合的救国道路。这种实践不仅推动了中国近代工业化、商业化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构建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商业文明模式—它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纯粹功利主义，也超越了传统中国“重农抑商”的思维局限，实现了“义”与“利”、“商”与“士”、“私”与“公”的有机统一。

（一）构建民族工业的精神根基：从“商为末业”到“实业救国”的观念转型

张謇、荣德生、严修等儒商的实业实践，最重要的历史贡献在于实现了中国社会对商业和实业的观念革新。在传统儒家思想中，“重农抑商”是主流观念，商人社会地位低下。而儒商们通过将儒家伦理与商业实践相结合，证明了“经商”可以与“救国”相统一，“谋利”可以与“行义”相兼容，从而打破了传统“义利对立”的思维定式。张謇“实业与教育并重”的理念、荣德生“诚信为本”的经营、严修“教育实业一体化”的实践，共同构建了“以义制利、以利兴义”的新型商业伦理，使实业救国成为近代中国的社会共识。

（二）开创本土化的企业发展模式：儒家伦理与现代企业制度的融合

儒商们的实践探索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企业发展道路。在张謇的南通模式中，企业不仅是盈利组织，更是社会建设的主体；在荣德生的企业管理中，儒家 思想与现代科学管理相结合；在严修的教育实业中，传统“育才”理念与近代专业教育相融合。这种将儒 家文化与现代企业制度相结合的做法，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发展模式。具体而言，儒商们创造的“股份制+ 社会责任”模式、“诚信档案”管理制度、“工艺教育”人才培养体系等，既吸收了西方近代企业制度的优点，又融入了儒家文化的合理内核，为中国企业的现代化提供了本土化的解决方案。

（三）推动社会结构转型：从“士农工商”到“实业阶层”的崛起

儒商群体的兴起改变了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在传统“士农工商”的等级体系中，商人处于社会底层，而张謇、荣德生、严修等儒商通过将商业活动与救国理想相结合，提升了商人的社会地位，形成了一个新的“实业阶层”。这个阶层既具有商人的经济实力，又具备士大夫的文化素养和社会责任感，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文化与经济的重要社会力量。

实业阶层的崛起推动了中国早期城市化进程。在南通、无锡、天津等城市，儒商们投资建设的工厂、学校、医院、公共设施等，改变了传统城市的功能结构，使其从政治中心向经济文化中心转型。同时，实业阶层还通过参与地方自治、推动政治改革等方式，逐步成为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为后来的社会变革奠定了阶级基础。

（四）塑造商业文明的伦理基础：从“商业利己”到“商道济世”的价值升华

儒商精神的最大历史影响 内涵。在儒商们的实践中，商业活动不再是单纯的逐利行 ”的价值观，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功利主义逻 理念，为近代中国市场经济奠定了道德基础； 任； “以商报国”的理想，将个人事业与民族命运 国商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仍对中 能 ”校训，张謇在南通践行的“地方自治” 理念 业文明的伦理基石，为当代企业处理利益与道德、企业与社会 关系提供了历史借

参考文献：

[1] 陈冬雪，张謇实业救国的思考——企业命运与国运的关系[J]，牡丹江大学学报，2023.12.

[2] 徐国利，传统儒商义利观及其近代转型与文化取向[J]，学术界，2020.9.

[3] 荣德生： 乐农自订行年纪事[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课题来源：2025 年度济宁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儒商文化与现代工商业文明研究”专项25JSGX-RS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