缩略图

从《最蓝的眼睛》探析黑人的自我身份认同

作者

董佳一

天津师范大学

摘要:黑人身份认同的历史是一个充满挫折和斗争的过程。《最蓝的眼睛》便揭示了种族问题下美国黑人群体悲惨的现状,这部作品是莫里森为自己的民族探索的一条理想化的生存道路,通过展示一个最无力抵抗的黑人小女孩遭遇种族歧视后心灵迷失、精神崩溃的不幸,以及形形色色的黑人在种族歧视下排斥和抛弃自己的民族属性和身份,成为白人的精神俘虏,沦为种族主义牺牲品的过程,表达了自己对种族歧视的批判和黑人身份迷失的强烈关注与反思。

关键词:托妮·莫里森;《最蓝的眼睛》;黑人;身份认同

托妮·莫里森在《最蓝的眼睛》中以1941年俄亥俄州黑人社区为背景,通过黑人少女佩科拉的悲剧命运,解构白人霸权对少数族裔的精神殖民。主人公将蓝眼睛视作白人优越性的具象符号,在主流文化符号的长期影响中形成自我异化,将肤色漂白与瞳色置换等同于救赎路径。

莫里森通过身份认同困境的剖析,既揭露文化殖民制造的群体性精神创伤,又借文学镜像映照出美国种族社会的结构性暴力。小说以被扭曲的蓝眼睛意象为切口,既批判其通过文化媒介实施的精神伤害,又通过佩科拉的毁灭性结局警示身份异化的代价,在黑人文化根系中建构起兼具批判性与建设性的族裔叙事。

一、佩克拉与自我身份认同

托妮·莫里森在《最蓝的眼睛》中构建的佩科拉·布里德洛夫,是种族主义审美体系下被彻底异化的精神标本。这个蜷缩在俄亥俄州洛林镇的黑人女孩,从诞生之初就陷入三重绞杀:白人社会的凝视暴力、黑人社区的自我厌弃、家庭内部的伦理崩解。当母亲葆林用擦拭银器的虔诚侍奉白人雇主,将童星秀兰·邓波儿的瓷杯供奉成文明圣物时,殖民美学早已完成了对黑人母亲的精神阉割——她将白人中产家庭的洋娃娃视作完美范本,却把亲生女儿贬为需要销毁的残次品。

佩科拉的生存困境是一曲双重殖民的复调悲歌。在公共领域,她承受着具象化的种族歧视:教师刻意忽略她举起的手,同学以“黑煤球”的污名将其驱逐出跳皮筋的圆圈。在私人领域,父亲乔利将对白人世界的愤怒转化为性暴力的宣泄——这个被种族主义剥夺尊严的黑人男性,最终通过强暴女儿完成对压迫链条的闭环。莫里森以惊人的叙事勇气揭示:种族主义的真正恐怖不在于显性暴力,而在于其驯化被压迫者成为暴力的共谋。

莫里森通过这个“不可见女孩”的毁灭史,揭示了种族主义最阴险的运作机制:它不满足于肉体压迫,更要通过对审美标准、价值体系、认知模式的全面殖民,使被压迫者自发成为压迫逻辑的维护者。种族差异、文化差异本身并不蕴含高低层次,白人自奴隶贸易对非裔经济、政治、社会等全方位的钳制造成了如今黑人文化上的弱势,而小说中佩科拉无限放大了弱势群体呈现的表征。

《最蓝的眼睛》揭示了种族问题下美国黑人群体悲惨的现状,这部作品是莫里森为自己的民族探索的一条理想化的生存道路,她给自己的黑人同胞注入新鲜的血液并告诫他们要牢牢紧握住自己手里的命运盾牌,要承认属于自己民族的一切,要接受自己民族的肤色。白人审美观的内化必然导致黑人疏远自己的根文化,把白人审美观作为美丑善恶的判断标准,同时还会削弱,甚至摧毁黑人的文化向心力。

这个渴望蓝眼睛的黑色寓言,最终在乱伦暴行中抵达悲剧顶点。莫里森借此揭示:种族主义的真正恐怖不在于显性暴力,而在于其驯化受害者成为压迫逻辑的共谋。佩科拉家族三代人的创伤循环证明,当黑人将自我厌弃深植骨髓,种族隔离便从制度层面渗透至精神基因。通过这个最普通黑人家庭的悲剧,莫里森再现了美国黑人在白人文化冲击下的困境:无论是顺应白人的主流文化,还是严格遵循黑人的文化传统,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黑人的生存危机。唯有斩断这根认知殖民的脐带,在黑人文化传统中重铸身份认同的锚点,方能终止这场持续四百年的集体精神流亡。

二、黑人的自我身份认同演变

自1619年首批黑奴登陆北美大陆,黑人身份认同开启了从殖民压迫到自我觉醒的嬗变。奴隶制时期,种族主义强行剥离非洲文化根基,形成“他者化”身份认知;20世纪民权运动中,马尔科姆·X与马丁·路德·金分别以激进抗争与非暴力抵抗重构族裔主体性,打破“白人凝视”下的双重意识困境;后殖民时代,杜波依斯提出的“双重意识”升华为文化混血特质,通过文学艺术重塑非洲记忆符号;当代“黑命攸关”运动将身份认同与结构性批判结合,在数字时代形成全球化的抵抗网络。如今黑人身份认同已超越肤色政治,发展为融合非洲传统、抗争记忆与现代多元价值的动态建构过程。

在这场永不停息的身份战争中,《最蓝的眼睛》始终是刺向殖民认知的利刃。当佩科拉在疯癫中幻想获得蓝眼睛,她破碎的呓语恰似四个世纪抗争的隐喻——黑人群体不断在霸权书写的史册边缘,用血泪刻下自己的存在证词。从种植园秘密学校的烛光到非洲未来主义的科幻想象,从被禁止的阅读到诺贝尔文学奖的领奖台,这条身份重构之路证明:真正的解放不在于外在标准的迎合,而在于打破认知殖民的镜宫,在文化传统的星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坐标。

三、莫里森与身份认同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宛若一座沸腾的思想熔炉。在民权运动的惊雷与妇女解放的春雨交织中,霍华德大学的校园里,一位年轻的黑人女生正用笔尖丈量着种族与性别的深渊——托妮·莫里森在此刻悄然孕育着日后斩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叙事锋芒。她漫步在校园林荫道时,总能看见抗议者们举着“现在就要自由”的标语,那些灼热的呐喊催生着某种即将破茧的文化自觉。

莫里森以手术刀般的精准,剖解了黑人社区内部的代际创伤传导机制,这种“内部殖民”的悲剧循环,在佩科拉遭遇乱伦暴行后抵达顶点——当施暴者与受害者同是被压迫者时,种族主义的暴力便完成了最完美的转译。

莫里森对黑人、对人类、对世界饱含着理解和希望,她希望通过文字能号召更多的学者和民众为美国黑人寻找出路,寻找属于黑人族群的文化自信和精神家园,让美国黑人拥有独立的人格、意志和信念。在《最蓝的眼睛》看似绝望的叙事深渊里,始终跃动着救赎的火星:克劳迪娅撕碎白人娃娃的叛逆,象征着未被殖民审美玷污的本真目光;四季轮回的叙事结构,暗示着文化再生的永恒可能。这种在废墟中寻找生机的叙事伦理,与六十年代黑人艺术运动"以美育代政治"的理念不谋而合。

莫里森的文学遗产,是镌刻在种族创伤史册上的救赎密码。她以笔为镜,照见黑人群体在文化殖民阴影下的精神流亡,又以文字为舟,载渡迷失的灵魂重返乡土。她不仅继承和发扬了黑人文学的优良传统,而且还对种族偏见与种族歧视进行了深刻批判,特别是从黑人女性的视角对性别歧视、阶层疏离、价值观沦丧、心理变态等问题,做出了生动而细腻的描写。在《最蓝的眼睛》的叙事迷宫中,佩科拉对蓝眼睛的痴妄不仅是个人悲剧,更是整个族群在殖民美学暴力下的集体症候,莫里森以先知般的洞见揭示:种族主义的终极胜利不在于制度的枷锁,而在于被压迫者将压迫者的凝视内化为自我审判的刑具。

莫里森的小说既是对白人文化霸权的解剖,更是对黑人文化基因的考古,这种叙事伦理为身份认同的困境开出了文化自觉的药方:唯有在民族传统的根系中重获语言、审美与记忆的主权,方能终结四个世纪的精神流散。莫里森留给世界的,不仅是诺奖的桂冠,更是一把解构认知殖民的密钥,它指引着所有被边缘化的群体在霸权叙事的裂缝中,播种属于自己的文明星火。

四、结论

由此可见,《最蓝的眼睛》深入探讨了白人霸权对黑人自我认同的破坏性影响。在白人社会的长期剥夺、歧视和无声压迫下,黑人社区内部形成了对自身价值的怀疑和自卑感。他们对自己的肤色、头发和特征感到不满,并试图迎合白人的标准,以换取尊重和认可。此小说呼唤了黑人社群内部自我接纳和自我爱的重要性。通过佩克拉的故事,作者展示了真正理解和接纳自己的力量。只有当个体能够摒弃外界的期望和偏见,重新发现自己的独特美丽,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积极的自我认同时,才能摆脱对白人审美标准的奴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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