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毕飞宇小说中“进城者”的悲剧意蕴

作者简介：祁雯钰（2002—），女，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西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部。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毕飞宇的作品相继发表。立足于乡村的土地，毕飞宇写出了《平原》等作品，表现了乡村生活的独特风貌；立足于城市，他写出了《家里乱了》等作品，反映了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小人物的生活与欲望。进城者指的是从乡下去往城市，在城市中生活、工作、学习的人。进城者形象，在中外文学史中都有所描写。在西方文学史中，司汤达在《红与黑》中塑造了从底层跻身上流社会的于连，巴尔扎克在《高老头》中塑造了外省青年拉斯蒂涅等。当代作家们不断塑造一系列新的进城者形象，毕飞宇的小说中也不例外。这些进城者在家乡被视为即将飞黄腾达的城里人。但真正踏入城市，他们难以融入陌生的环境。城市本土人眼中的他们，始终带着一种挥之不去的乡土感。他们无法割舍与乡村的联系，也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生活。

一、 “进城者”的身份类型

在90年代城市化快速推进的情况下，“面对日益开放、充满诱惑的外部世界，这一代人明白，要想致富，村庄是不可能提供资源和机会了，村庄已经丧失了经济上的重要意义，不再是一个可以终身依托的锚地”。毕飞宇小说中农村人以不同的身份进入城市：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群体、大学生知识分子群体、被迫迁移的乡下人。城市是很多乡下人的梦想所在，承载着对他们美好生活的追求。同时，城市也对这些进城者带来了异化与迷失。

（一）农民工

随着世界工业文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打破了乡村封闭的状态。“到城市去”是每个乡下人的愿望。在毕飞宇的小说中农民以打工、卖艺等方式进城。《买胡琴的乡下人》通过乡下人的视角打探城市。五指仙进城卖琴，但是电子的雅玛哈代替了传统的胡琴。这不仅暗示对传统消逝的无奈，也代表冷漠的城市拒绝乡下人的融入。《唱黄皮二簧的一朵》中在城市谋生的一朵，无法承受自己的出生，也无法抹除自己“乡下人”气息，最终在城市中茫然无措。在《平原》中，端方等农村青年带着对城市的幻想进入城市，却在城乡夹缝中逐渐异化。他们的身体虽进入城市，但户籍制度、文化隔阂如同隐形枷锁，使其永远处于“他者”地位。在他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农民工在城乡文明冲突下的异化、生存的困境、自我的迷失。

（二）大学生

在乡村，考上大学意味着进入城市的捷径。如《大热天》中的大哥对光头所说：“你不许下海！你要读书，进城，出人头地”。这类群体在城市的立足路线很清晰：参加高考进城-大学生活-毕业在城市工作-在城市安家。《生活边缘》中大学毕业的小苏与夏末渴望在城市创出一番天地，但残酷的现实让美梦破碎。《玉米》中的玉秧考上了大学，但是由于根深蒂固的陈旧观念和社会经验的缺乏，仍然没有突破生存的困境。《家里乱了》的苟泉致力于留在城市。他的目标首先就是与城市姑娘结婚，婚姻在这里是他扎根在城市的通行证。《哥俩好》中图北虽然走进了师范大学的校园，但他的内心却已经被物欲所侵蚀。他不再珍视学习的机会，反而沉迷于与同学之间的攀比和挥霍。在这部分小说中，我们看到知识分子沉醉于城市的消费狂欢之中，致力于抛弃“乡下人”的身份，成为城里人的愿望。

（三）被迫迁移者

随着农民工和大学生群体在城市的艰难立足，他们的家人被迫融入到城市中。《生活在天上》中的蚕婆婆，被儿子接到城市高楼居住的乡村老妇，试图通过养蚕复现乡村生活，却因城市环境的异化导致失败。《玉米》中的玉秀，由于乡下的舆论被迫去城市寻找姐姐。她为了在城市站稳脚跟去讨好郭家父女，但是在压迫之中也为悲剧结局。在城市化进程之中，不同背景之下的人的挣扎显而易见。

二、“进城者”的生存困境

“进城者”在现代化的都市中面临着巨大的生活压力和生存挑战。高楼大厦、车水马龙、霓虹闪烁等这些都是他们从未见过的景象，给进城者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然而，随着对城市生活的深入体验，他们强烈感受到城市的复杂和冷漠。

（一）物质之困

毕飞宇小说中的物质困境，表现为进城者在金钱、亲情和爱情的关系的生存困境与选择。《生活边缘》中主人公夏末和小苏，居住环境充满了挑战和不便。所居住的环境狭小，转身“走动过程也会碰翻一只铝锅”。这种局促的空间象征着他们在城市中的边缘地位。物质的短缺和生活的困顿，让他们不得不面对现实的本质。最终，夏末和小苏的爱情和梦想都因为贫穷的现状而破碎瓦解。他们陷入了生命的困境，无法摆脱现实的束缚。

进城打工的农民往往只能居住在条件相对较差的地方，如贫民窟、城中村或城市边缘地带。《平原》中的端方在县城打零工，搬运货物时“汗水浸透补丁衣服”，日结工资常被克扣。《玉米》中玉秀为讨好郭家父女，用微薄积蓄购买雪花膏等，试图以城市消费品重塑身份，却因过度消费陷入“馒头就咸菜”的窘境。《马家父子》中的老马父子蜗居在北京胡同的出租屋，潮湿发霉的墙壁与共用厕所，成为农民工城市生活的典型空间符号。小说中人物的物质困境是时代发展的隐形成本，进城者在城市之中永远处于边缘地位。

（二）精神之困

城乡差异不仅仅体现在物质层面，更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心理和精神状态。进城者面临的不仅仅是生活环境的改变，更是心灵的漂泊和孤独。

《家里乱了》这部作品中的苟泉，是一个充满矛盾和挣扎的异乡人。他努力在城市中立足，却遭遇家庭破裂的痛苦。妻子乐果作为普通人，难以忍受婚姻中的贫困生活，选择了成为了一名小姐。这一选择不仅让她失去了原有身份，也让苟泉开始质疑自己的留城初衷。重返农村时，苟泉发现家乡已经与记忆中的温暖家园不同，陷入无家可归的迷茫与痛苦。进城者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漂泊，他们无法找到归属感。

进城者既渴望融入主流社会，得到他人的认同，又难以摆脱内心的自尊和自卑的冲突。这种矛盾冲突不仅让他们感到痛苦和困惑，也让他们在自我认同和角色期待上难以找到平衡点。“当农村人一步踏入现代生活，便滋生了一种‘身份需要’，这种需要象征着独一无二的优越感，是新的价值依托”。为了使得自己更像城里人，苟泉研究出自己的话术：以前我……自从我结婚后就……。虽然以自我身份重构的方式得到心理寄托，但他的城市生活却并非一帆风顺。他的内心矛盾与挣扎，凸显了城乡差异带来的身份认同危机。《推拿》中的盲人徐泰来即使在城市已经立足，但是仍然对自己的身份感到敏感和不安，“乡下人可以说是他的不治之症，你再怎么自强不息，你再想扼住命运的咽喉，乡下人就是乡下人，口音在这儿呢，别人一学，等于是指着他的鼻子了个乡巴佬。”尽管他在城市中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地位，但他还是非常在乎自己的身份。他知道无论自己如何努力，身上的“乡下人”标签始终难以抹去。《生活在天上》中蚕婆婆身处城市之中。白天，她独自在拥挤的街道上穿行，心中涌起一种莫名的寂寥。她试图与邻居们交流，却发现彼此之间的隔阂和陌生感难以逾越。她想念乡村，现实却将她困在了这个陌生的城市中，让她无法逃脱这份孤独感。

毕飞宇说：“我的创作母题是两个字：疼痛”。小说中进城者的悲剧不仅体现在他们进城后的生活困境和心理挣扎上，更在于他们与城市的冲突、文化的隔阂以及命运的无奈。目光投向进城者的命运，在追寻、抗衡、挣扎的过程中他们经历了生存状态所带来的心灵苦痛。城乡之间的差异不仅体现在地区和分工上，更根本的是城乡已经成为两个文明水平上的存在，是文明层次与文化空间的转换。这种差异导致了农村人口在流向城市之后往往面临一种普遍的生存与精神的双重困境，成为现代化都市中的漂泊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