缩略图

社区治理中基层群众文化共同体培育路径研究

作者

王春梅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 017000

引言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发展阶段,城市化与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使得传统的“单位制”社会结构逐渐解构,社区作为新的基层治理单元,其功能定位和治理任务愈加重要。基于此,本文从基层治理视角出发,系统分析群众文化共同体在社区治理中的培育逻辑与实现路径,探索在尊重多元、注重共建共享的基础上,推动文化共同体嵌入治理体系的有效机制。

一、群众文化共同体在社区治理中的价值定位

群众文化共同体的本质是基层居民在长期互动与文化实践中形成的情感纽带、价值认同与行为规范的集体聚合体,是一种“文化-社会”复合型共同体结构。在社区治理中,它不仅是公共文化服务的载体,更是社会治理“软实力”的体现。首先,群众文化共同体有助于构建居民之间的社会信任网络,通过共同参与文艺演出、节庆组织等活动强化居民之间的熟人关系和信任关系,减少治理中的“陌生人社会”问题;其次,它是推动社区协同治理的中介力量,在居民与社区组织、政府机构之间架起沟通桥梁,缓解治理资源供需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再次,它能够提升社区居民的归属感与责任意识,促使其从“被服务者”转变为“共治主体”,实现从“物理居住”向“精神栖息”的转化,最终形成社区文化命运共同体。在新时代背景下,群众文化共同体作为增强基层组织力、培育文明风尚、传承优秀传统的重要载体,其战略意义日益凸显,理应在社区治理体系中占据更加核心的位置。

二、当前群众文化共同体培育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尽管群众文化建设在政策推动和资源投入上取得了较大进展,但在培育文化共同体的具体实践中仍存在诸多制约。其一,基层群众文化供给与居民实际需求脱节,部分社区的文化活动仍停留在形式主义、应景式层面,未能因地制宜、因人施策,难以激发居民的主动参与意愿。其二,文化资源配置存在不均衡问题,部分老旧社区、城乡结合部和农村社区文化基础薄弱,缺乏常态化活动空间与专业文化工作者,导致群众文化发展呈现区域性断层。其三,居民参与动力不足,尤其是在流动人口较多、新型小区中,邻里间交流稀疏,文化认同感缺乏,群众文化活动缺少“粘合剂”作用。其四,治理主体协同机制不健全,文化主管部门、街道社区、社会组织、志愿团队之间缺乏有效联动,文化资源碎片化严重,难以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性生态。这些问题直接制约了群众文化共同体的生成与稳固,亟需从制度、机制与资源配置层面加以破解。

三、群众文化共同体培育的现实路径与实践策略

基于上述分析,培育群众文化共同体需立足基层实际,构建系统性、持续性、协同性的推进路径。首先,要强化顶层设计,明确群众文化在社区治理中的战略定位,将其纳入社区发展规划和治理绩效考核指标体系,推动文化建设与治理体系同频共振。通过制定专项资金支持政策和激励机制,鼓励街道社区因地制宜开展群众文化项目,提升文化参与的可持续性。其次,应拓展群众文化活动形式与内容,实现“传统文化 + 现代传播”融合,创新打造“文体结合 + 社区生活 + 数字平台”的综合文化服务模式。例如,利用移动互联网平台推送社区活动信息、开展线上文化交流、建立社区文化数据库等,提升文化传播的触达力和互动性。同时,推动社区与高校、文化馆、博物馆等专业资源对接,引入优质文化服务和专业指导,提升群众文化的专业性与多样性。第三,注重激活基层文化力量,通过培育文化骨干、支持文艺团队、建立“文化带头人”机制等方式,推动社区文化由“政府主导”向“居民共建”转型,真正实现“群众的文化群众办”。此外,应加强社区文化空间建设,打造“15 分钟文化生活圈”,在社区内设立文化角、阅读室、文艺排练厅等多功能文化场所,为文化活动提供良好的物理空间保障,增强文化活动的吸引力和承载力。

四、文化认同与社会关系重构的深层机制

群众文化共同体的形成不仅是文化活动的堆积,更是以价值认同为核心的社会关系重构过程。因此,在实践中应特别重视文化认同机制的构建与培育。一方面,应注重挖掘与传承本地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借助节庆活动、非遗展示、民俗讲堂等形式让社区居民感知文化的历史厚重与归属价值,从而构建共有的文化记忆与情感认同。另一方面,应鼓励社区文化故事的生产与传播,如讲述老街坊的记忆、记录社区变迁、开展居民“口述历史”项目等,让每位居民成为文化传播者与见证者,促进社区内部的“软连接”。此外,应通过制度性安排强化不同群体的交流与共识,如设立“社区文化议事厅”,引导不同年龄、职业、背景的居民在文化议题中对话协商,实现认同共建。同时,借助文化活动中的角色扮演、情境参与等形式,促进居民从“观众”到“参与者”、再到“组织者”的身份转变,提升其在文化实践中的主体感与获得感,从而在互动中生成稳固的社会关系网络,推动社区共同体从“物理空间”走向“精神联结”。

五、多元协同治理下群众文化共同体培育的政策建议

为确保群众文化共同体在社区治理中发挥实质性作用,需要在政策与机制层面形成合力。首先,应完善“政府 + 社区 + 社会组织 + 居民”四位一体的协同治理框架,推动政府职能由直接供给转向制度构建与平台搭建,赋权基层在文化事务中的自主治理权。其次,应建立群众文化共建共享机制,通过“居民提案—社区支持—志愿实施—绩效反馈”的闭环管理,形成以居民需求为导向、以社区资源为基础、以文化项目为载体的共治平台。第三,应建立文化评估与激励机制,对文化共同体建设成效进行过程性、多维度评估,将参与程度、覆盖面、满意度等作为关键指标,引导资源流向积极性高、创新能力强的社区文化项目,推动基层文化生态良性循环。最后,应推动群众文化人才培养常态化建设,建立社区文化人才数据库,通过设岗设职、培训交流、志愿激励等方式激发基层文化主体的内生动力,为群众文化共同体提供稳定的人力支撑。

结论

群众文化共同体作为社区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力量,在激发居民主体性、构建协同机制、培育公共精神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通过对群众文化共同体的价值功能、实践困境与优化路径的系统分析,提出从制度建设、活动载体、资源整合、文化认同等维度协同推进的策略,旨在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方向。未来应进一步加强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互动,推动群众文化与社区治理深度融合,实现社会治理能力的系统提升和基层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楚歌. 传统舞蹈参与社区公共文化治理——以安代舞的实践考察为例[J].北京舞蹈学院学报 ,2024,(06):82-91.

[2] 李静 , 叶家璨 . 民族地区易地搬迁社区适应性发展的社会心理服务路径[J]. 社区心理学研究 ,2024,18(02):259-275.

[3] 刘永新 . 乡村文化治理的作用机制与实践路径——以 Y 社区纠纷事件的解决策略为例 [J]. 山东农业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2024,26(04):96-105.

[4] 刘卓知 .“三治协同”视角下村改居社区治理弱化及其疏解——以四川省 Y 社区为例 [J]. 成都行政学院学报 ,2024,(06):104-116+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