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李鸿章之评价

一、不畏困境，不畏骂名

梁启超“五洲万国人士，几于见有李鸿章，不见有中国，一言蔽之，则以李鸿章为中国独一无二之代表也”。李鸿章，安徽省合肥市人，中国晚期“四大名臣之一”，中国晚清著名政治家、军事家。纵观李鸿章的政治生涯，其身影始终活跃于晚清权力舞台的中心。早年他以幕僚身份追随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与捻军起义的军事行动中崭露头角，并临危授命组建淮军，因战功多次升职，直至一等肃毅伯，但他并非仅仅涉足于军事领域，在其任职期间正值民族危亡，外族入侵之际，才识惊人的汉族官员多次得到清庭赏识，参与国家经济、外交等重大事件。在洋务运动期间，李鸿章曾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轮船招商局等军工和民用企业。在国家面临边疆与海疆危机之际问题，李鸿章受朝廷委命组建了北洋水师，并以北洋水师为基础，建立了庞大的淮系政治集团。在探索中国近代化的旅程中，李鸿章可谓贡献颇深，梁启超曾说：“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乎无不与李鸿章有关系”。梁启超指出李鸿章是怀着忍辱负重，死而后已之心为清政府修修补补，但因缺乏长远的政治眼光，不懂得为后世立百年。李鸿章指挥的北洋水师以甲午战争的失败之局落下历史帷幕，并代表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随后便开始代表国家与西方国家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因而背负“卖国贼”的骂名，为后人诟病。

笔者认为评价历史人物不应以感性思维，一味将李鸿章扣上“卖国贼”的帽子，甲午战败后我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西方列强乘机敲诈勒索，中华民族身临绝境，他不畏困境，不畏骂名，勇于担当时代使命，难道不值得歌颂吗？梁启超也曾说“天下惟庸人无咎无参”，但后人却因李鸿章的外交活动，将其带上“误国者”“卖国者”的高帽，但李鸿章一生只有外交活动吗？似乎有点断章取义的韵味了。

二、一分为二，实事求是

评价历史人物应该一分为二，实事求是，归根到底要看在历史发展中的客观地位，而在历史发展中生产力又是一个基本动力，因此评价历史人物是应当注重其对当时生产力发挥的重要作用。因此笔者认为仅仅将外交活动作为李鸿章评价的主流方向缺乏合理性，我们应该从推进中国现代化的角度出发进行合理评价。

陈旭麓先生曾在安徽合肥召开的《李鸿章与近代中国经济学术讨论会》上称“李鸿章可谓是向中国近代化迈出第一步的代表人物”。近代中国并不是积极正面的走向现代化的潮流中，而是被迫被洋枪洋炮轰入现代化的漩涡中，如何认识世界走向世界，走出中世纪的问题是近代中国统治王朝和知识分子必须要考虑的，而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开创者，奠基人则是李鸿章，他率先考虑了这些具有建设性的问题。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而言，李鸿章开始走出这一步实属不易。时局内忧外患，大清国力衰微而李鸿章在一次又一次与列强正面交锋中意识到洋枪洋炮的威力。他认为只有变法才能应付时局，也是如此他坚定了办洋务的决心，利用西方先进技术，旨在使自己的国家强大富强起来。

自 19 世纪起他便全身心投身洋务事业。在中国早期近代化进程中，我国四大军工企业里李鸿章一人便创办了三个。19 世纪 70 年代中期，清庭兴起“海防”和“塞防”的争论，尽管双方的争议不断、争论不休，纵观世界局势，清庭的确处于四面临敌之际，双方都是站在维护清庭的统治的角度出发，因此，尽管中央财政虽不宽裕，李鸿章的海防建议仍得到中央采纳。光绪元年，李鸿章和沈葆桢受命督办南北洋海防，当时海防经费主要拨给北洋水师，沈葆桢去世后，南洋大臣的职位频繁更替，因此，李鸿章实际上掌握着海防建设的领导权。光绪十四年，北洋舰队建立，中国第一支近代海军艰难诞生。三支现代海军的建成，彻底改变了清朝“仅为防守海口、缉捕海盗之用”的传统功能。他深知西式武器的威力，因此他也做出了“练兵以制器也”的判断，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李鸿章愈发深感有心无力。军工企业来到了瓶颈期，缺乏资金的情况频繁出现。而中国在经历西方列强的侵略与摧残后，积贫积弱的情况时常出现，于是李鸿章提出了“求富”的口号，形成了“必先富而后能强”的认识。于是开始创办民用企业。例如上海轮船厂矿务局、唐胥铁路等一系列民用企业，涉及铁路，纺织，等各行各业，这些行业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与外国分利”的目标。

李鸿章所创办企业皆为“官督商办”的经营模式。创办企业之始，官府并没有大量资金独立创办，于是与民资进行了合办，但随企业步入正轨，官府却开始独霸企业，而李鸿章及其家族也在当中大发横财，因此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批判。与李鸿章接触颇深的容闳曾在《西学东渐记》中表示李鸿章“私产四千万以遗子孙”充分体现了李鸿章财产之巨，以及当时家喻户晓的对联“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也体现了这一点。但关于李鸿章的财产问题，众说纷纭，似乎没有准确的证据。饮食朴素，做事严谨，深受儒家思想中节俭观念影响，似乎与太平天国时期穷奢极欲的巨贪又有几分相悖。总体观之，李鸿章兴办的洋务大致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军事，例如购买战船，购买武器，修建战船等。二是商务，例如修建铁路，设立招商局，织布局等。在此期间，又兴办学堂，派遣留学生出国留学之类，大多是出于军事考虑或者用于外交翻译。兴办洋务最开始出于应对国内农民起义叛乱，随着时局的发展，对外抵抗外国侵略，迫使我们不得不提升自身国力，因此在洋务运动中的军事建设更显得无比珍贵。

李鸿章深刻的认识到中国的军事实力，虽然能够平定内乱，但却不能抵御外辱，于是他兢兢业业。鞠躬尽瘁，以增强国家军事实力为己任，李鸿章几乎倾注了全部精力经营这些海军与陆军，他自以为是十分有把握的，李鸿章上奏曾说“我用了十多年时间。操练军队与筹备武器，因为经费太紧张，不能完全实现我的想法，但是如果战争爆发需要与敌人对战，还不至于孤注一掷。让皇帝担忧”。他的自信可见一斑。可谁曾想甲午战争开战时，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苦心经营的战船巨舰就受到了重创，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耗费三十年时间精力积蓄、培养、筹划的成果，烟消云散，恍如隔梦。

三、时局影响，难以施展

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时，我们要注重分析行为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历史条件，充分分析时局变化产生的巨大影响。

至于晚清李鸿章生活的时代，是古代中央集权程度最甚之时，是专制程度最高之时，而囫于清朝二百多余年闭关锁国的国家政策，无论满人还是汉人，都习惯于此等中央集权的行政逻辑，知识分子们愿全身心地在狭小的儒家经典书籍中极致内卷，以至于满朝文武思想僵化，循规蹈矩。大多尽是虚伪、娇嗔、短浅、庸碌之辈。同时期美利坚合众国是白人奴隶，外来之黑人，而大清是满人皇族，奴隶汉人，此种敬畏分明，令人无语，令人悲哀。深入分析西方国家的强盛，不难得出，西方国家的船坚利炮是制度文化的结果，西方国家先进的社会制度、社会组织方式、教育模式相互作用，为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奠定坚实基础，才会在世界之窗中涌现先进之光，为其他国家深入学习。这仿佛是李鸿章等睁眼看世界群体所达成的共识，也许可能他们那一代人也清晰了解这其中的因果关系，但是对于西方先进的制度和社会组织方式的底层逻辑，他们知之者甚少或者全然不知，以为只要简单的模仿便可以让中国强盛，因此洋务运动的确基于好的出发点而没有结出应有的果实，反而因洋务运动的国家政策让大多庸碌之辈，乘机窃夺国家财产，而时人似乎愿深入清庭的腐臭官场，实现所谓的人生价值与抱负，进而让国势滑向无可挽回的地步。如果我们比较李鸿章同时代美国的格兰特，德意志的皮斯曼，日本的伊藤博文等人，我们不难看出李鸿章似乎并没有那么多的实权，在那样一个专制集权的环境下，李鸿章已经做到了极致，他有限的信心和能力不足以支撑他去做更好的行为，而我们却要把整个帝国的责任全都甩给这样一个耄耋老人，何其无耻，何其荒诞。

梁启超曾著《李鸿章传》，笔者“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为文章开篇。言语中无一透露着其对李鸿章的赏识和赞扬 , 同时也表现了对当时李鸿章所处时期的遗憾。办理民用企业之际，由于战争不断，政府不断从投资企业中的漩涡中抽离出来，民族资本的发展一蹶不振。而官督商办的模式严重挫败了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热情，根据相关史料所知，洋务企业中存在官僚作风，贪污腐败等问题，而官督商办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民族资本的利益。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全都以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为前提的，在旧有的政治体制下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生产方式，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实现对外抵抗列强侵略以及对内镇压民族起义的愿望。由于政治体制的腐败，未能让其实现原有目标，而时人进行评价时，并不是一味否定洋务运动的全部。他们希望通过实现更深层次的变革改革打破封建体制的严重束缚。随着时局的发展，甲午战后，以中国的惨败告终，世人以此作为洋务运动破产的依据。维新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开来，这无疑又是洋务运动思想的进一步深化改革内容，从最初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扩大到学习西方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政策。开始将“官督商办”的束缚层层突破。虽然洋务运动的结局以流产告终，但却不能以此为由对李鸿章加以诟病。囫于传统、目光短浅，生不逢时，并不能冲破封建枷锁，在牢笼下垂死挣扎。梁启超也曾说“李鸿章是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这似乎是农业社会下的通病，墨守成规，不敢变通。李鸿章是似乎是他们一个典型化的代表。但却又不像传统士大夫一样“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处事态度。若不是时局所限，心中鸿鹄之志，又怎能难以实现呢？

四、主观积极，效果寥寥

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时，我们要深入分析行为者的主观动机和实际行为。人类历史的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就主观动机而言，李鸿章办洋务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自强”，为了“求富”，西方列强的枪药弹炮，船坚大炮，让李鸿章清晰地看出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的差距，这个动机对一个清朝官员而言无疑是是爱国的，是积极的，是正确的。就行为效果而言，洋务运动最终没能以达到李鸿章的最初目标，并以甲午海战的全军覆没而结束，虽然动机正确效果一般，但无可厚非李鸿章为实现改革做出了诸多努力。正如欧阳跃峰先生所言“变法因成果寥寥而黯然无光，和戎因后果严重而锥心刺目，二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于是，李鸿章的变法活动及思想精髓很容易地被人忽略了、遗忘了，其和戎活动却随着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进程而永载史册！从而导致了一生功过在和戎的定论。”甲午战败理应是政府承担更多的主要责任。然而其幕后的决策者才应是“原凶”，面对统治阶层的挚肘，李鸿章只作为政策执行者，已然没有任何的机会与清庭进行谈判。例如慈禧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大肆花销国库的银子，待到国库空虚，便挪用北洋水师的经费，致使北洋水师成立多年却未新添一条军舰。北洋水师只能成为她的“私人快递”，战舰每日往返闽浙等地，只为给她送去最新鲜的南方荔枝。难道作为被统治阶级官员的他可以言辞凿凿地拒绝统治者的决策和旨意吗？而朝野上下，五湖四海，多愚昧勾心斗角之人而少审时势知晓天下之事之人，中堂想做之事，一如洋务，多挚肘而少团结，以至于晚期形势不仅没有因为洋务改革而逐渐趋好，反而因为甲午一战彻底葬送“大好河山”。

梁启超曾说“凡人生于一社会之中，每为其社会数千年之思想习俗所困，而不能自拔。然则其时其地所孕育之人物，止于如是，固不能为李鸿章一人咎也。”“李鸿章不生于欧洲而生于中国。不生于今日而生于于数十年以前……曾无一能造时势之英雄以导之翼之，然则其时其地所孕育之人物，止于如是，故不能为李鸿章一人咎也。而况乎其所遭遇，文并其所志而不能尽行哉”。由于晚清之际思想、 文化、习俗、礼仪、道德无一束缚着李鸿章，身处于中国积弱最严重的时刻，以一人之力要想改变中国贫穷的境地，无异于饮鸠止渴。面对破烂不堪的帝国，他又怎能不知其力量难以重塑强大的帝国，但却因无奈，频繁得为统治者的无能收拾残局，以其有限的能力屈辱的奢望延续苟延残喘的帝国。纵有天造之才，似乎也挽救不了一个从囊里已经腐败的瓜，一言以蔽之，生不逢时。判定一个历史人物到底是不是卖国贼，关键是要看他们有没有“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行为。所谓“出卖”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以换取个人利益。对行为主体而论是带有明确性的目的性。需要对历史人物本身作为历史考察，欧阳耀峰先生提出，“李鸿章既不是职业的外交家，也不是专职的外交官员，而是另有职责的地方官员，李鸿章一生中从事外交活动的时间累积下来，也远不及他作为封疆大力主持地方军政事务的时间，多忽视其本身职权范围内的大量政务活动，而精心抓住临时派任的外交活动作为评价李鸿章的主要依据，未免有以偏概全之嫌”。因此我们在评价李鸿章时，并不能因其签订了不平等条约，而对其指责不满。纵观一生他对中国的贡献也不言而喻，比如李鸿章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中产生了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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