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文化领导权的革命性实践：风险挑战下的意识形态治理创新

摘要：新时代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有着深刻的内生逻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化观、百年来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结果等都是其基本依据；但同时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也面临一系列诸如西方文化霸权渗透、本土文化主体性危机等现实挑战，因之其亟待找寻突破路径；应充分发挥发挥话语主体的作用、注重话语内容的建设以及运用话语场域的力量，通过价值引领、话语创新和国际传播等路径来加强新时代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文化领导权；意识形态；文化建设

文化领导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核心命题，也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战略制高点。本文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结合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批判性借鉴，剖析新时代党的文化领导权的理论创新、现实境遇与实践进路，旨在为筑牢意识形态安全防线、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学理支撑与实践启示。

一、新时代文化领导权建设的基本依据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支撑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新时代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提供了根本理论支撑。列宁强调无产阶级文化必须由政党领导，吸收人类文明成果并服务于阶级斗争；马克思指出意识形态领导权是阶级统治的精神基础，统治阶级需掌握思想生产和分配；毛泽东提出文化属于特定阶级和政治路线，必须坚持共产主义思想领导。这些理论在新时期发展为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两个结合”、守正创新及意识形态领导权，筑牢了党领导文化工作的理论基石。

（二）百年来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延续

百年文化建设始终围绕“为什么人”的问题，强调文化服务人民、扎根人民。革命时期以文化动员群众，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强调“双百方针”，新时代则聚焦文化强国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通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普惠化、文艺创作贴近民生需求，实现文化成果全民共享，始终坚持服务时代需要的实践导向。新时代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既是应对复杂形势的战略选择，也是百年文化治理经验的延续，通过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推动文化创新、坚守人民立场，为民族复兴提供了思想凝聚力和精神引领力。

二、新时代文化领导权建设的现实挑战

（一）全球化背景下的意识形态博弈复杂化

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在推动资本、技术流动的同时也成为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载体。西方通过学理化渗透、算法操控和隐蔽的“文明冲突论”强化意识形态侵蚀，技术赋权下的新媒体传播加剧多元思潮冲击；国内社会思想多样性与国际舆论“逆差”削弱文化认同。此外，国际话语权的结构性失衡问题突出，尽管我国经济地位显著提升，但文化软实力与战略地位不匹配，国际传播仍面临“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困境，亟需构建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以增强国际认同。

（二）数字化转型中的传播格局重构

数字化转型浪潮深刻重塑了传播格局，对新时代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形成多维挑战。一方面，算法主导的精准传播、元宇宙等技术赋能的沉浸式传播打破了传统媒介垄断，催生信息茧房和价值观碎片化风险，西方意识形态借助数智平台渗透加剧；另一方面，数字化为党强化文化领导权提供新路径，深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个结合”。新时代文化领导权建设需在应对技术异化挑战的同时，以制度创新优化网络治理，抢占全球元宇宙传播规则制定权，实现技术赋能与文化领导权建设的动态平衡。

（三）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文化映射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历史性转变深刻映射于文化领域，对新时代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构成系统性风险挑战。一是人民对精神文化需求从“量”到“质”的升级，要求文化供给兼具思想深度与时代价值，若无法满足则削弱主流意识形态凝聚力；二是多元文化冲击加剧价值分化，历史虚无主义、文化相对主义及西方“普世价值”等思潮通过技术赋权的新媒体渗透，侵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基；三是文化体制改革中市场逻辑挤压社会效益，资本介入导致文化产品泛娱乐化，动摇党对文化方向的引领权；四是数字化转型中算法操控形成信息茧房，西方意识形态借数智平台进行隐蔽渗透，消解文化认同；五是党员干部理论武装不足导致“装懂、假信、不用”马克思主义现象，削弱文化领导权的实践效能。这些挑战亟需通过深化“两个结合”、优化文化治理体系加以应对。

三、新时代文化领导权重构的革命性实践

（一）主体：发挥话语主体的作用

从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出发，对领导集团层面而言，要保证领导集团的话语连贯性，避免造成意识形态阵地的混乱。通过制度化渠道将社会个体的文化表达纳入政治决策框架，既保障个体话语的真实性，又维护领导集团的把控权；对领导中介（“有机知识分子”）层面而言，其一方面深入群众实践，捕捉其现实诉求并提炼为理论话语，另一方面将领导集团的意识形态反馈至社会基层，确保文化领导权既具理论高度又扎根现实需求，避免话语体系的“悬浮化”；在被领导者（大众）层面来说，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将主流意识形态渗透于基层文明实践中心、社区文化活动与“道德模范”评选等群众性实践，使大众在参与中完成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建构”的转变。

（二）客体：注重话语内容的建设

其一是领导集团要打造共同核心价值观。以“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为战略框架，通过创新性的话语生产机制与治理实践，将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本土化重构推向纵深；其二是领导中介要开放建言与对话空间。破解传统话语的悬浮性困境，将抽象政治原则转化为多层次、场景化的意义符号，在群众权益话语梳理中，需实现“向上提炼”与“向下转译”的辩证统一，既确保核心价值观的引领性，又激活群众的话语主体性；其三是被领导者需推动意识形态“常识化”，通过市民社会的文化实践与意识形态的日常生活化，实现“常识”向“良识”的批判性转化，进而构建自下而上的共识生产机制。

（三）载体：运用话语场域的力量

首先，掌握传统媒体话语场。新时代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通过构建“四级传播体系”（中央—省—市—县）实现基层舆论阵地全覆盖，依托“中央厨房”模式整合内容生产流程，提升县级融媒体中心覆盖率，形成“主流舆论阵地、综合服务平台和社区信息枢纽”的三重功能；其次，守好网络新媒体话语战线。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制度创新与技术迭代的双重驱动，网络话语战线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依托《网络安全法》等，将短视频、直播等新兴业态纳入监管范畴，确立传统媒体在时政新闻中的信源权威地位；国际传播领域，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框架整合中国减贫、生态治理案例，构建起突破“西强我弱”困境的跨文化叙事体系。在守好网络新媒体话语战线的实践中，实现了意识形态教育从“灌输”到“具身”的范式革新。

结语

新时代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理论根基深植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百年党史经验，其核心在于通过意识形态领导权筑牢共同思想基础。当前面临全球化意识形态渗透、数字化传播格局重构、多元价值分化等多重挑战，亟需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激活传统文化生命力，构建全媒体传播矩阵强化主流话语辐射力，完善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应对技术异化风险。唯有坚持守正创新、强化理论武装、优化文化治理机制，才能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在百年变局中实现精神独立与文化复兴的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1]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 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2][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M].河南：河南出版社，2016.

[3]叶惠珍.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及其话语路径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作者简介：杨扬，女，1996年7月，白族，云南大理，硕士研究生，助理讲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