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数字化社会治理现存困境及精准优化路径研究

在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双轮驱动下，我国农村社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转型。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数字乡村”战略，标志着乡村治理进入数字技术治理新阶段。截至 2022 年底，全国行政村通宽带比例已达 100% ，但物联网设备覆盖率不足 30% ，折射出”最后一公里”与”最后一百米”并存的现实困境。在城乡数字鸿沟尚未完全弥合的当下，如何实现技术逻辑与治理逻辑的有机统一，成为破解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难题的核心命题。

一、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数字化社会治理现存困境

（一）电子信息数字化基础设施的梯度落差与运维短板

农村地区在推进电子信息数字化治理过程中，硬件设施的分布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异质性。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区域的行政村普遍配备智能终端设备与高速网络，但在中西部丘陵山区，光纤网络虽已实现行政村全覆盖，自然村层面的信号稳定性却难以保障，部分偏远村落的监控摄像头因电力供应间断长期处于离线状态。更为突出的矛盾在于后期运维体系的缺位，村级数字设备普遍存在“重采购轻维护”现象，当电子政务终端发生故障时，往往需要县级技术部门跨区域调度，平均修复周期超过72 小时，直接影响村民事务办理效率[1]。

（二）治理主体数字化能力与治理需求的错配

基层治理队伍在应对电子信息数字化改革时普遍面临能力重构压力，年龄结构偏大的村干部群体对于智能终端的操作存在明显适应性障碍，部分人员在处理网格化管理平台数据时仍依赖纸质台账二次录入。这种人力资本的结构性缺陷与数字化治理的精细化要求形成尖锐冲突，尤其在处理应急管理事件时，数据采集的时效性与分析精度难以满足指挥决策需要。村级组织在数据管理权限分配上也存在功能紊乱，民政、农业、治安等业务系统各自为政的现象尚未根治，跨部门数据共享往往需要乡镇层级人工协调，严重制约着“一网统管”目标的实现进程。

（三）电子信息数据资源整合机制与安全边界的双重制约

村级数字化管理平台在日常运行中产生的海量数据，在归集利用层面面临多重制度性障碍。农业生产经营数据、村民健康档案、土地确权信息等关键要素分散存储在不同垂直管理系统，数据格式标准化程度不足导致跨系统调用时频繁出现字段错位。隐私保护与数据共享的平衡难题在乡村熟人社会中被进一步放大，村民对个人信息采集普遍持审慎态度，部分家庭拒绝在智慧养老系统中录入老人体征数据，担心信息泄露会打破传统村落的关系信任网络。

（四）电子信息数字技术应用场景与乡村社会结构的适配困境

数字治理工具的程式化设计与乡村社会特殊性的矛盾日益凸显，多数标准化政务平台未能充分考虑方言使用习惯、文化认知差异等本土要素。在推进“互联网 + 村务公开”过程中，文字为主的公示界面与村民信息接收习惯存在偏差，视力退化的留守老人群体更倾向通过广播获取资讯。智能终端的交互设计也未能有效融入乡土生活场景，农业灾害预警信息推送常与农忙时段重叠，导致部分村民错过关键防控节点。

二、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数字化社会治理工作开展的精准优化路径

（一）构建梯度式数字基建更新与运维体系

针对农村地域发展不均衡的客观现实，有必要建立分类分层的数字基础设施供给机制，在东部发达县域试点 5G 基站与物联网设备的集成化部署，同步推进设备运维智能预警系统建设，通过传感器实时监测村级数字设备的运行状态，而在中西部欠发达区域则优先保障基础网络的全天候稳定，重点解决山区信号盲区与电力供应间断问题。建立县域统筹的运维服务网络，依托乡镇政务服务中心设立技术保障站点，配备经过专业培训的驻地维护人员，形成“村级报修- 乡镇响应- 县级支持”的三级联动机制。

（二）设计阶梯式数字素养提升与人才培育方案

围绕基层治理主体的能力短板，开发模块化数字技能培训课程体系，针对 50 岁以上村干部设置图形化操作界面模拟训练，重点强化政务平台基础功能操作能力，对年轻干部则增加数据分析与系统维护等进阶内容。建立“县乡指导- 村组互助”的常态化学习机制，组织技术骨干定期驻村开展面对面指导，利用农闲时段在文化礼堂开设移动课堂，结合具体治理场景进行实操演练。在乡镇层面组建跨行政村的数字化协作小组，搭建经验交流与问题会诊的实体平台，鼓励先进村分享智慧党建、网格化管理等模块的应用心得。

（三）打造融合式数据治理与安全保障框架

建立县域统筹的乡村数据资源目录管理机制，归集民政、农业、医疗卫生、医保、乡村振兴等部门的业务数据需求，制定统一的数据采集标准与字段规范，消除不同系统间的信息孤岛效应。开发适配乡村场景的轻量化数据中台，在不改变现有垂直管理系统架构的前提下，通过API 接口实现关键数据的动态调取与可视化呈现。构建数据安全防护的“双保险”机制，在技术层面部署智能加密与访问日志追踪系统，在制度层面明确村级数据管理员的权限边界与操作规范，建立数据泄露的溯源追责流程。设计差异化的数据开放策略，对农业生产类数据实行分级共享，涉及个人隐私的核心数据需经村民代表大会授权使用，探索区块链技术在土地流转合同存证等场景的应用，增强数据交互过程的透明性与可信度[2]。

（四）开发浸润式数字技术应用与乡土适配模式

在数字化管理平台设计中深度融入乡村文化基因，开发支持方言语音交互的智能终端界面，将文字信息自动转换为语音播报功能，为识字率较低的留守群体提供替代性信息获取渠道。重构技术应用的时空适配逻辑，根据农事日历动态调整信息推送时段，避免在播种收割等农忙季节集中开展线上事务办理，在政务平台设置弹性化的服务预约机制。保留数字化治理与传统治理方式的衔接通道，为无法使用智能设备的群体设立人工服务窗口，在推广健康码等新型管理工具时同步发放实体凭证，确保技术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建立技术迭代的在地化反馈机制，组织村民代表参与系统功能优化讨论，将田间地头的实际需求转化为技术改进参数，例如在灾害预警系统中增加本地常见病虫害的识别模块，在环境监测平台嵌入符合村民认知习惯的污染指标可视化数据方案。

总结

综上所述，5G、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普及应用，既可能催生更智能化的电子信息数字技术治理手段，也可能加剧数字弱势群体的边缘化风险。在城乡数字鸿沟尚未完全弥合、农村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的现实背景下，如何实现电子信息数字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同频共振，将成为破解治理难题的关键。唯有建立多方主体协同共治的持续改进机制，使数字治理系统具备动态调适的进化能力，方能在数字技术革命与乡村振兴的历史交汇点上，走出一条兼具现代效率与传统温情的乡村善治之路。

参考文献

[1] 张海冰 ， 逄红梅 . 数字乡村治理现实困境及优化路径 [J].合作经济与科技 ， 2025， （06）： 185-188.

[2] 卿宇晨 .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数字化社会治理的困境与优化路径 [J]. 农村经济与科技 ， 2025， 36 （02）： 133-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