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城镇化驱动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推拉机制

一、县域城镇化下劳动力转移的推拉机制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过程，充裕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涌向城市，在城乡之间重新配置。这一过程提高了劳动力配置效率，释放了人口红利，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源泉。近年来，随着人口结构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我国逐步接近“刘易斯转折点”，劳动年龄人口开始下降，农村富余劳动力不再无限供给。在此背景下，县域层面的城镇化成为促进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路径。县域层面的城镇化进程中，既包含吸引农业劳动力离开农村的“拉力”因素，也包含推动劳动力流出的“推力”因素。前者主要源于城镇发展带来的各种机会和条件改善，后者则源自农村传统农业环境下产生的压力与约束。二者共同决定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方向。下面分别分析主要的拉力与推力因素。

1. 城镇化的拉力因素

在县域城镇化过程中，可以识别出多种吸引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拉力因素，包括基础设施、产业、公共服务和土地制度等方面的改善：

县域基础设施的升级为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创造了有利条件。交通条件的改善尤为关键，公路、铁路的修建和村镇道路的联通，大大降低了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就业的时间和金钱成本。便利的运输网络一方面吸引企业下沉到县域投资设厂，提供就地就业岗位；另一方面也使农民更容易离土不离乡。除了交通，水利、电力、网络通信等基础设施的完善同样提高了农村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减少了农民进城的后顾之忧。当基础设施瓶颈解除后，劳动力可以更加自由地流动到生产率更高的部门，从而加速农村劳动力转移。

产业发展对劳动力具有最直接的拉动作用。县域工业化和产业聚集为农业人口提供了大量本地非农就业机会。当县城及周边建立起产业园区、工业园或特色产业基地，引入制造业、农产品加工、建筑材料、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企业时，便能就近吸纳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这种产业发展形成的就业蓄水池，成为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工厂和服务业的重要拉力。实证研究也表明，小城镇和县城就业岗位的增长对人口集聚有显著促进作用。可以说，没有产业承载，城镇化就失去动力；而产业一旦兴起，便会通过就业乘数效应吸引越来越多农民工聚集。

县域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对农村人口有强大的吸引力。城乡差距不只是体现在收入上，也体现在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的可及性上。随着县城发展，优质的学校、医院、文化设施等逐步向县域集中，为农村居民提供了更好的生活条件。农民考虑子女教育往往是举家向城镇转移的重要动因之一。当县城能够提供更高质量的义务教育、中学教育，家长更愿意带孩子进城念书，从而摆脱纯农业生活。同时，医疗卫生、养老服务在城镇的集中也使农民进城后享有更完善的保障。这些公共服务的集聚提升了城镇生活的吸引力，是典型的“福利拉力”。可以说，公共服务的完善不仅是城镇化的目的之一，也是引导人口流动的手段之一。

土地制度改革和农村土地流转机制的健全，为农业劳动力转移提供了制度性的拉力。传统体制下农民束缚于土地，难以放手进城务工。而近年来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土地征收和农地入市等改革，农民可以更灵活地处置土地，从而减少后顾之忧。

2. 农业发展的推力因素

与此同时，农村内部的发展困境和变化产生了强大的推力，迫使农业劳动力选择离开土地、投入非农部门。主要的推力因素包括：

农业收入相对下降。农业相对于非农产业的收入差距，是驱动农民离开的根本动力之一。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的背景下，城市工资和农村务农收入长期存在巨大差异。据测算，近年来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与非农产业相比长期维持在1:5 左右的比例。也就是说，单位劳动在城市创造的价值往往是农村的数倍。农产品价格受制于市场波动且上涨缓慢，而农资成本、人工成本却在上升，导致种地的比较收益进一步走低。对于青壮年劳动力而言，坚守小农生产无法获得体面的收入和生活，于是纷纷选择外出打工以获取数倍于务农的工资性收入。此外，农业收入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和不稳定性，靠天吃饭的风险较高；相比之下，城镇工作收入更有保障。这种收入上的落差和风险差异，持续不断地对农村劳动力形成推力，迫使他们为了更好的生计离开农业。

农业经营碎片化。人多地少和土地细碎分散的经营格局，大大限制了农业生产的效率，进而构成劳动力外出的重要推力。地块零碎不仅使机械化、水利灌溉等现代技术难以推广，也导致单位劳动力投入的产出偏低。大量劳动力耕作小块土地，出现了隐性失业，即边际劳动生产率趋近于零的状况。

农村教育水平提升。随着教育的普及和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新生代劳动力对农业的依赖性降低，也是促使其离开的内部推力之一。受过更多教育的农村青年在就业观念和能力上都更倾向于非农领域：他们获取新知识、新技能的能力更强，能够胜任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岗位；同时也更向往城市多元的就业机会和生活方式，而不满足于在村里务农为生。农村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青壮年劳动力成为转移的主体，农业逐步被文化程度较低、年龄偏大的劳动力留守，这进一步反过来降低了农业的竞争力，强化了农业对年轻劳动力的“推离”效应。

二、讨论与政策建议

结合以上理论与案例分析，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以更好发挥县域城镇化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正向作用，缓解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完善县域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持续加大对县城和中心集镇基础设施的投入，补齐交通、能源、市政等短板，提高县域对人口的承载能力。完善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供给，做到标准统一、城乡并轨，努力让城乡居民共享同等品质的公共服务。通过提升县域公共服务水平，使农民进城就业安家“进得来、留得住”，减少他们对大城市的过度依赖。具体措施包括：加强县乡道路和客运班线建设，改善农村通信网络；在县城新建或扩充优质学校和医院，并推动城乡教育医疗资源均等化；发展县域文化体育设施，丰富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等。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将成为县域对农村人口的长期拉力。

培育县域特色产业扩大就业。根据当地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加快打造一批能吸纳大量劳动力的特色优势产业。县级政府应积极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食品制造、纺织服装、装配制造等与农业关联度高、就业容量大的产业。同时，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包括乡村旅游、电商物流、小微创业等，拓宽农民就地就业渠道。另外，实施创业扶持政策，鼓励返乡人员创业创新，给予贴息贷款、税费减免等支持，培育本土企业和农民合作社。通过产业兴县，让农民有活干、有钱赚，从根源上减少纯农业劳动力的存量。

深化土地制度和户籍改革。继续推进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和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保障农民以公平合理的方式流转土地、退出农业。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转让机制，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使愿意留在农业的主体能扩大经营规模、提高效益；对有意愿进城的农民，探索建立承包地、宅基地有条件退出的制度，给予合理补偿。同时，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在县城和中小城市全面放开落户限制，落实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待遇，破除农民进城落户的隐性壁垒。建立健全“人地钱挂钩”政策，增加对人口净流入县的建设用地指标和财政转移支付，帮助县域承担公共服务成本。通过土地和户籍两方面改革联动，解除农民进城的后顾之忧，让劳动力转移真正做到进得来、落得下、融得入。

加强人力资本投资与技能培训。针对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和技能偏低的问题，政府应实施专项的人力资本提升计划。一方面，继续改善农村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质量，确保新生代农村人口掌握基本文化和职业技能，为其日后转移奠定基础。另一方面，对已外出的农民工和留乡劳动力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内容涵盖工业技能、服务业技能、新型农业技术等，提升其就业竞争力。

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社会保障机制。劳动力在城乡间自由流动，需要一个覆盖城乡的社保和住房保障体系作支撑。建议推动城乡社保接轨，扩大农民工养老、医疗保险的参保率，实现社保关系跨区域转移接续，解除农民流动的后顾之忧。完善农村留守人群的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减轻外出务工者的家庭负担。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在县城为进城落户农民提供廉租房、公租房或共有产权房选项，解决他们安居问题。此外，支持农民工群体融入城市社区，在就业、子女就学、公共文化等方面享受与本地市民同等待遇。通过这些举措，使劳动力转移不再是家庭割裂、风险高企的冒险行为，而是一种有组织、有保障的正常现象。这样既保障了农民权益，也有利于提升劳动力配置效率和城乡人力资源的统筹利用。

结语

县域城镇化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推拉机制，是一个涉及经济、社会、制度多维因素的复杂系统。从理论上看，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为我们奠定了理解这一过程的基础框架，推拉理论进一步丰富了影响因素的分类与互动方式，而新结构经济学则提供了发展阶段和政策干预的视角。在城镇化进程中，基础设施、产业、服务等拉力因素和农业内部的收入、土地、人口素质等推力因素此消彼长，共同塑造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轨迹。劳动力转移具有明显的阶段性：早期以生计驱动、大规模外出为特征，后期逐步转向就地就近转移和追求发展品质的新阶段。当前，中国许多传统农业县正处于这一转型过程中，既面临着加速转移的机遇，也遭遇着乡村凋敝和人口老化的挑战。正确认识和把握推拉机制，对制定因地制宜的政策具有重要意义。我们需要在宏观上持续推动以县城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在微观上关注农民个人和家庭的福利诉求和平稳转型。从强化产业和基础设施“拉力”入手，配合改革土地、户籍等消除“推力”阻碍的措施，方能形成城乡要素自由流动的新局面。同时也要关注农村留守人群和农业发展，以城乡融合的发展理念来缓解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带来的负面影响。通过优化推拉机制、完善配套政策，我们有望在促进农民进城增收的同时，实现农村的有序转型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最终走出一条工农互促、城乡互补的融合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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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邹政，男，汉族，硕士研究生，现就职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