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党人戢翼翚的新学传播实践活动研究

【摘要】本文基于传播学理论框架，结合历史文献分析与传播网络研究，揭示戢翼翚如何通过知识生产与传播策略将新学思想转化为社会变革动力，为理解其知识传播与社会变革的深层关联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关键词：戢翼翚 新学传播

一、引言

戢翼翚作为晚清民初新学传播的重要实践者，其活动深刻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期思想启蒙与政治变革的互动关系，他的传播实践既体现了传统士人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型的个体轨迹，也映射出近代中国知识传播网络从封闭到开放、从单一到多元的结构性变迁。

二、戢翼翚新学传播实践的历史语境

（一）晚清知识传播体系的转型：结构性危机、儒学式微与

晚清知识传播体系的危机源于传统教育机制的全面失效与新兴知识需求的剧烈碰撞，以科举制为核心的官学体系在晚清名存实亡，中央官学如国子监“学业废弛”，地方官学因管理混乱形同虚设。与此同时，传统儒学因等级秩序观念与现代民主平等价值的冲突而加速式微，其内在的“仁”与“礼”规范难以适应社会变革需求。知识体系的断裂催生了以法政、科技为核心的新型知识需求，尤其在洋务运动与维新变法推动下，西方宪政思想与国际法成为救亡图存的理论资源。

（二）留学生群体的中介角色

清末，留学生群体成为西学东渐的关键枢纽，他们以办刊、译介为媒介，构建起跨文化传播网络，其中留日学生尤为突出。他们将新学思想渗透至士绅阶层，形成精英与大众互动的传播链条，瓦解了儒学独尊的传统体系，更折射出近代中国知识权力重构与社会转型的深层互动。

（三）戢翼翚的个人轨迹与思想、身份转型

戢翼翚（1878-1908）出生于湖北房县一个传统士绅家庭，，家族背景使他得以接触儒学经典和传统政治文化。甲午战败后，他作为湖北首批官费留日学生之一赴日，于1896年进入嘉纳学校主修日语，这一选择成为其思想转型的起点。

他是第一位将普希金作品翻译成中文的人；他同唐宝锷共同编写了中国第一部科学的日语教材——《东语正规》；他创办了中国最早的留学生刊物——《国民报》；他是中国书刊洋装化之父，是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奠基者。

留日期间，他广泛接触西方政治学说，逐步从传统儒学转向资产阶级民主思想。1899年，他在东京拜访孙中山并加入兴中会，标志着其思想彻底转向革命，成为一名革命党人。   1900年，戢翼翚奉孙中山之命回国参与自立军起义，起义失败后，他重返日本创办《译书汇编》，系统译介西方政治学、法学著作。1901年，他联合革命党人创办《国民报》，成为革命舆论的重要阵地。此外，他参与组织“国民会”，推动革命思想从留学生向国内士绅扩散，构建起跨地域的传播网络。在此期间，他的身份彻底脱离传统士绅的局限，成为兼具理论传播与政治行动的革命先锋。

三、戢翼翚新学传播的实践路径分析

（一）知识生产平台构建的媒介形态

1. 创办《译书汇编》

戢翼翚1900年创《译书汇编》，构建中日西学转译的知识生产网络。该刊以卢梭《民约论》、有贺长雄《近世政治史》等文本为媒介，系统移植宪政理论构建救亡知识体系。通过”日籍西典-汉译注疏-经世致用”三重话语转换机制，将东京留学生社群打造为思想孵化器，使抽象法政概念转化为革命动员符号，完成了新学传播从智识启蒙到政治实践的范式跃迁。

2.报刊网络联动

《译书汇编》通过与其他革命报刊的联动，形成了跨地域的传播网络，不仅体现在文章转载与思想呼应上，还通过组织网络实现协同效应。如戢翼翚等人创办的作新社与《大陆》月刊延续了《译书汇编》的出版模式，形成“媒介-组织”联动的革命宣传链条。

（二）法政知识优先的内容策略

1.宪政思想、国际法与社会进化论为重点译介领域

戢翼翚作为清末民初革命先驱与新学传播者，其译介实践聚焦宪政思想、国际法及社会进化论三大领域，立足救亡图存的时代语境。这种选择性传播既彰显其跨文化洞察力，更体现以学术译介撬动社会变革的实践智慧。

2.以“救国”为导向的知识筛选逻辑

戢翼翚的新学传播活动具有鲜明的选择性，这种选择性以“救国”为导向，体现了他对时代需求的敏锐洞察，他通过筛选和传播这些思想，试图为中国社会提供新的思想资源和实践路径。

（三）传播网络动态建构的受众互动

戢翼翚构建跨阶层知识中介网络，锁定激进留学生与改良派士绅双重受众，通过”知识-观念-实践”双重转化机制突破启蒙边界，使东京译介文本转化为本土改革议程，实现新学传播的政治效能增殖。

四、新学传播的社会影响与历史定位

（一）思想启蒙的辐射效应

戢翼翚以新学译介为媒介深度介入清末政治转型，其知识传播活动展现出双重历史效应，作为知识型行动者，他创造性地将译书局的学术网络转化为政治动员渠道，使东京留学生社群成为革命思想的孵化器，如此跨场域的知识实践不仅重塑了新政时期的改革议程，更通过法理话语的渗透式传播，为辛亥革命预备了兼具批判锋芒与建设向度的思想武器。

（二）传播实践的局限性

戢翼翚的传播实践具有明显的精英化倾向，导致了与大众传播的隔阂，使得思想启蒙的辐射效应未能充分扩展到社会底层，限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思想传播的广度和深度。他的主要受众是留学生群体和地方开明士绅，且传播内容多以宪政思想、国际法和社会进化论为主，普通民众难以理解。此外，传播媒介主要依赖报刊和书籍，这些媒介的传播范围和受众群体也相对有限。

（三）革命诉求对知识客观性的消解

戢翼翚的传播实践在”革命性”与”工具性”之间也形成了复杂张力，其革命性体现在以法政知识解构清廷权威、推动制度变革的话语权重构，而工具性则表现为传播内容的高度功利化——以"救亡"为导向筛选知识，将宪政思想与进化论转化为动员革命的意识形态武器。他的知识再生产机制虽强化政治动员效能，却因阐释维度窄化导致知识客观性坍缩——国际法的多元意涵被收编为主权叙事，社会进化论蜕变为线性变革逻辑，其凸显出来的革命工具理性与知识祛魅的张力，最终导致了启蒙深度消解与知识公共性衰退的双重困境。

五、小结

戢翼翚以”救亡图存”为轴心建构知识政治学范式，通过媒介创新与受众分层策略，将宪政思想等西方理论转化为本土革命话语。他以留学生与开明士绅为枢纽，构建报刊译著交织的媒介拓扑网络，使知识传播兼具启蒙理性与符号资本的双重属性。他的新学传播一方面加速传统秩序的瓦解，另一方面却因过度服务于革命目标而消解知识的客观性，形成精英话语与大众认知的断裂。这既是其传播实践的局限，也折射出近代知识分子在启蒙与革命之间的结构性困境，其历史实践为当代跨文化传播提供了镜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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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湖北汽车工业学院2024年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戢翼翚革命思想活动研究”（DC202413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陈光雄（2004-），男，湖北黄石人，本科生在读;张子贤（2005-），男，湖北荆州人，本科生在读;汪娅红（1983-），女，甘肃陇西人，讲师，研究方向：日本文学、日语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