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治理策略

引言：

草原生态系统覆盖了全球约 40% 的陆地面积，是众多野生动植物的栖息地，也是许多地区畜牧业和农业的基础，而过度放牧、土地开垦、气候变化等因素导致草原退化加剧，生物多样性锐减，生态平衡遭到破坏。全球近一半的草原已出现不同程度的退化，这不仅威胁到濒危物种的生存，也影响了周边社区的生计，传统的保护模式往往忽视当地社区的参与，难以实现长效治理，探索兼顾生态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治理路径，成为当前草原研究的核心议题。

1.建立草原生态保护区，严格限制核心区人类活动干扰

建立草原生态保护区是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维持生态系统功能的关键，利用划定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可以在不同区域实施差异化管理，确保核心区域免受过度放牧、开垦和基础设施建设等人为干扰。核心区的严格保护有助于维持原生植被和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促进濒危物种的恢复，同时为科学研究提供重要参照。缓冲区则可在保护的前提下允许适度的可持续利用，如传统放牧和生态旅游，以减少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实验区可作为生态修复和适应性管理的试验田，探索兼顾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治理模式。

草原生态保护区的建设还需结合现代科技与传统知识，提升管理效能，遥感监测、地理信息系统（GIS）和无人机技术可帮助实时掌握植被覆盖、野生动物活动及人类干扰情况，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1]。当地牧民和社区的传统放牧经验和生态智慧也应纳入保护区的管理框架，以增强治理的适应性和可接受性，跨区域协作和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能够缓解保护与发展的冲突，例如通过补偿牧民减少放牧强度或调整放牧方式，促进草原的自然恢复。草原生态保护区的成功运行依赖于政府、科研机构、社区和公众的协同参与，只有形成多方共治的格局，才能实现草原生态系统的长期稳定和生物多样性的有效保护。

2.推广轮牧与休牧制度，科学调控放牧强度促进植被恢复

轮牧与休牧制度的核心理念在于通过科学的放牧调控促进植被自然恢复与生态系统平衡，传统连续放牧模式往往导致牧草被过度啃食，土壤结构破坏，最终引发草原退化。而轮牧制度通过划分季节性牧场，使不同区域轮流利用，确保牧草有充足的再生周期，从而维持草原生产力和生物多样性，休牧制度则是在生态脆弱期或植被恢复关键阶段完全禁止放牧，为退化草原提供自然修复的机会。推广轮牧与休牧制度不仅需要技术支持，更依赖社区参与和政策引导，现代草原监测技术，如遥感影像分析和地面植被调查，可为轮牧规划提供精准的生态数据支持，帮助确定最佳放牧时机和区域。传统游牧知识中的季节性转场经验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可与现代科学管理方法相结合，形成更具适应性的放牧策略，政策层面，政府可通过生态补偿机制激励牧民减少放牧强度，例如对参与轮牧休牧的牧户提供补贴或技术培训，以缓解短期经济利益与长期生态保护的矛盾。

3.人工补播本地草种，修复退化草原提升植物多样性

人工补播本地草种是修复退化草原、提升生态系统稳定性的重要生物措施，在草原退化区域，由于长期过度利用或环境变化，原生植被往往遭到破坏，导致土壤裸露、水土流失和生物多样性下降。利用科学筛选适应当地环境的乡土草种进行补播，能够快速重建植被覆盖，改善土壤结构，并为野生动物提供栖息地。与引进外来物种相比，本地草种具有更强的生态适应性，能够与原有植物群落形成稳定共生关系，避免生物入侵风险。在实施过程中，需要根据退化程度选择适宜的补播方式，如轻度退化区可采用自然辅助恢复结合点状补播，而严重退化区则需进行全翻耕后系统播种。要使人工补播取得长期成效，必须将其纳入整体生态系统管理框架，补播后的持续管护至关重要，包括合理控制放牧强度、设置围栏保护幼苗期植被，以及定期监测植被恢复状况。单纯依靠人工补播而忽视后续管理往往事倍功半，该措施需要与轮牧休牧、生态移民等政策协同实施，形成综合治理体系，建立乡土草种繁育基地和种质资源库，可以保障优质草种的稳定供应，降低恢复成本。

4.构建野生动物栖息地廊道，保障迁徙物种基因交流

构建野生动物栖息地廊道是维持草原生态系统完整性和物种多样性的关键策略，随着草原景观的日益破碎化，许多野生动物种群被隔离在分散的栖息地斑块中，面临基因交流受阻、种群衰退等生存危机。栖息地廊道通过连接相互隔离的保护区或适宜栖息地，为迁徙物种提供安全的移动通道，有效缓解生境破碎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在草原地区，廊道的规划设计需要充分考虑目标物种的生态习性，如食草动物的季节性迁徙路线、中小型兽类的扩散需求以及鸟类的停歇地选择等。栖息地廊道的有效运行需要配套的管理措施和区域协作机制作为支撑，在廊道管理方面，需要严格控制人类活动干扰，特别是要避免道路建设、矿产开发等可能造成廊道阻断的行为。可以采取季节性封闭管理、设立警示标识等措施来减少人为干扰，应建立跨区域的生态保护协调机制，因为许多重要廊道往往跨越多个行政辖区，需要统一规划和协同管理。

5.防控外来入侵物种，定期监测并清除有害植物

随着全球贸易和人员往来的日益频繁，许多外来植物通过人为有意引入或无意携带等途径侵入草原生态系统，这些物种往往缺乏天敌制约，具有极强的竞争力和适应性，严重威胁本地物种的生存空间。如紫茎泽兰、豚草等入侵植物不仅挤占原生植被的生长空间，还会改变土壤性质，破坏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针对这一威胁，需要建立科学完善的入侵物种预警体系，通过定期开展植被调查和遥感监测，及时发现新出现的入侵种并评估其扩散风险。对于已形成入侵态势的物种，应采取物理清除、生物防治等综合治理手段，优先选择对本地生态系统影响较小的防控方式[2]。要根据不同入侵物种的生物学特性和扩散规律，制定差异化的防控方案，例如在种子成熟前进行人工铲除，或引入专一性天敌进行生态调控，防控工作要特别注重时效性，在入侵初期就采取果断措施，避免形成大规模扩散后再治理的被动局面。外来入侵物种防控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系统工程，必须建立多方参与的联防联控机制，防控成效的维持关键在于构建包含监测预警、快速反应和长效管理的完整体系，这需要政府部门、科研机构、基层社区和公众的共同参与。

结语：

草原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治理是一项复杂而紧迫的任务，需要多学科协作和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参与，结合政策创新、社区参与和技术支持，有望实现草原资源的合理利用与生态恢复。研究应重点关注全球气候变化对草原生态系统的多重影响，包括降水模式改变、极端气候事件增多等新挑战，深入探索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和适应性治理模式，加强草原生态监测网络建设，推动传统生态智慧与现代科学管理的融合。

参考文献：

[1]曹云芬. 草原生态修复治理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J]. 农村科学实验, 2024, (16): 37-39.

[2]蔡丽春. 草原生态恢复与可持续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J]. 畜牧兽医科技信息, 2021, (03): 208-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