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街小院”的共同体想象

摘要：徐则臣的长篇小说《北上》以京杭大运河为时间与空间的双重轴线，在宏大历史叙事与个体命运编织之间，试图复活一个民族关于家国与文化、记忆与未来的想象场。作为小说空间书写的核心节点，“花街小院”不仅映照着时代变迁，更寄寓着一种关于社会共同体的深刻思考。本文聚焦“花街小院”的社会寓言功能，从空间的文化记忆功能、共同体理想的重构张力、国家象征与世界视野的延展等层面切入，探索《北上》如何在复杂叙事中通过微观空间形象折射出深层社会精神结构，进而回应全球化语境下“共同体”的当代表达。

关键词：花街小院；共同体；运河空间；社会寓言；文化认同

一、“花街小院”：空间记忆中的文化沉积

“花街小院”作为《北上》里最具象征意义的空间场域，绝不是那种单一的生活背景，而是一种充满文化温情与历史深度的精神空间，它承载起地方性的生活方式跟情感逻辑，是记忆可存续的微型地景，小院里的砖墙、巷口及院落架构，皆体现出一种熟人社会的伦理秩序隐喻性，也透露出文化肌理的层层堆叠。

《北上》的时间策略通过交错叠加方式串联了不同历史切面，令地理空间在精神意味方面实现升华[1]。小说借助花街小院多样的变化，反映出历史与现实的交互张力，它见证了旧式家族的分崩离析，也承载着时代裂变过程中的人心分合，照此角度审视，小院的文化意义不止体现在其充当家庭居所的情感功能上，更在于它怎样参与到民族记忆的构建阶段，成为集体意识的映照角落。

空间绝不是中性的，就像小说所揭示的那般，时代洪流的冲刷使花街小院不断被侵蚀、重塑，它所负载的文化情愫与认同记忆，也在历史的冲刷下不断革新与校准，这种“空间记忆的再产出”，恰为小说社会寓言性的起点。

二、空间里的理想共同体：现实困境与文学想象

花街小院并非仅是个人与家庭的生活空间，更是一种简约的社会模型，它汇聚了来自不同阶层、不同意识形态、不同价值背景的个体，其内部构造呈现典型“共同体”特征，小说借助多线叙事以及人物间的复杂交往，揭示出这一空间中的情感黏合机制与结构性的张力。

《北上》展现出一种从个体延伸至民族、从本土拓展到全球的历史纵深架构，其深层意旨在于文化寻根与精神认同的双重建构[2]。受这种文化心理驱动，花街小院作为共同体空间便显得至关重要，它促使流动的生命与碎片化的社会于象征层面重新聚合在一起，成为某种意义范畴内“精神共同体”的载体。

这一理想化共同体实则存在裂痕，小说未逃避空间内部既有的矛盾结构：阶层固化、伦理冲突、信任危机等现实矛盾不断挑战着小院所象征的“共生图景”，在这种张力的环境里，徐则臣更愿意把共同体理解成一种动态过程，而不是那种静态结构。在不停顿的断裂与缝合中，社会寓言才真切体现其深层价值——即“共同体”从未大功告成，而文学恰好是提出这一问题的场域空间。

三、运河与小院的双重结构：国家叙事的象征转译

《北上》巧妙地把“运河”与“小院”构建成互文关系，合力搭建起一种“微观—宏观”叙事模式，运河承载着国家命运波澜起伏的象征者，承载着历史的沉淀跟文化的流动，而小院映射着社会肌理的细微生长，代表着人类日常起居中的心灵憩所与情感领域，这两者在时空轴线之上聚合，既营造了小说特有的结构张力，也赋予其深刻的政治寓言内涵——运河的宽广和小院的狭隘，如同国家与个体、宏大叙事与微观视角所呈现的对立统一。

《北上》依靠时间与命运的深度交织展开，展现出家族兴衰与国家起伏的历史感召，催生了一种对民族兴旺与个体命运的深切关切，而那花街小院，正好是这种宏大叙事于个体维度的具象化展示，经由对小院内部日常生活的细腻勾勒，小说就国家结构性变迁带来的深远影响进行了回应，同时为国家的历史命运呈现出更立体、丰富的画面，它不惟是一片土地上家族命运的缩影，更是那些社会边缘人的情感与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

在这一过程里，小院逐步成为一种替代性的国家象征，它把国家层面的制度变革、文化断裂以及价值重建内化为日常琐碎生活里的冲突与微妙心理，小院的每一处砖瓦，每一档日常的矛盾与团聚，都映照出国家变革中的深刻隐喻，使宏大的国家叙事在个体情感空间当中获取更能实际感知的伦理温度与人文深度，采用这种手段，小说达成了从“国家寓言”过渡为“社会寓言”，不再仅仅拘泥于抽象的政治叙事，而是依托人的生命经历与情感波澜，发掘出历史背后更为细腻的社会波动。

四、小院世界与全球视域：文化交流与命运共同体

小说后半段呈现出越发开阔的世界视野，逐渐从地方性叙事迈向全球化的文化交流碰撞，花街小院不再只是一种地理性的存在形式，它的复杂与多维程度增加，成为映照外部世界变动与内在文化冲突的多重载体，处于外来文化、全球资本和现代制度逐步渗透的背景中，小院空间中浮现出更多文化摩擦与价值重组的端倪，这些文化的聚汇、碰撞与熔合，彰显出全球化时代的登场，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东方与西方于这一空间开展了前所未有的对话和交锋，每一档外来思想的涌入及内在传统的抵御，皆彰显着社会结构的转型与历史的断裂。

《北上》依靠文化视野的拓展，采用平等交流与深刻反思的姿态来回应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碰撞，且凭借“运河空间”这一象征，担负起文化包容与民族自省的双重重任，面对这种背景情形，花街小院自一个地域性空间慢慢升级为文化想象下的“世界小院”，它作为文化认同的起始源头，且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愿景的检验试验场，小院挣脱地域、阶层及种族的束缚限制，它象征着一种突破藩篱、有容乃大的文化构建。

尤为值得留意的点是，《北上》的话剧版本在视觉呈现上把空间的象征意义强化了，使小院不光成为传统与现代对话的空间，也成为新时代红色文化传播与国家形象重塑的重要标志[3]。话剧采用舞台化表达，让小院象征意义变得更鲜活，跨过了文学作品文字的藩篱，归入跨媒介文化传播的部分，此变化标志着小说中的社会寓言由纸面文学拓展到了更广泛的公共文化空间，呈现出更具包容开放性的文化交流态度，小说跟话剧的双重呈现效果，正是对文化共生、跨文化理解与全球视野里“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一次有力响应。

五、结语

《北上》把“花街小院”当作微观单元，以“大运河”为宏观意义上的载体，结合历史叙事、家国情怀与社会思辨，借助空间的建构与转换呈现出一幅横贯百年的中国式共同体图景，小院成了个体精神的栖居之所，也是集体文化记忆的形成场域，更是对未来共同体形态的深层构想。

在有着碎片化特征的现实里，徐则臣没有选择去回避“共同体”存在的内在矛盾，而是运用文学构建起一个多维共处、张力共生的空间结构，在这个意义维度，“花街小院”不只是归属于小说中的人物，更属于每一个在现代社会里寻求文化归属与精神寄托的我们，它依靠具体的空间细节唤起集体情感记忆，也借寓言的形式回应时代难题。

《北上》不只是一部聚焦运河与家国的叙事工程，更是一场有关共同体伦理与社会想象的深度叩问——它尝试在空间的缝隙中，替我们找回一种还值得相信的生活秩序与文化方向。

参考文献

[1]李东若.时间策略、命运意识与文化镜像——解读徐则臣《北上》的三种视角[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01）：160-171.

[2]张景兰，唐书晴.个体·历史·世界：解读徐则臣《北上》的三个维度[J].江苏海洋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22（01）：64-72.

[3]李娜.新时代红色题材戏剧的艺术生成——解读话剧《北上》的创作路径[J].艺术广角，2021，（06）：118-122.

作者简介

姓名：王晨悦性别：女民族：汉族出生年月：2003.09籍贯：浙江杭州专业：遥感科学与技术研究方向：业余发一下文学研究作品学历：本科职称：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