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新质生产力水平时空分异特征与驱动因素分析

摘要：文章从数字生产力、绿色生产力、科技生产力三个维度构建了长江经济带新质生产力水平指标体系，基于2011-2022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莫兰指数、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实证检验了长江经济带新质生产力水平的驱动因素。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新质生产力水平呈现逐渐上升趋势，形成了“下游—中游—上游”地区依次递减的格局；长江经济带各省市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呈现出“高—高”、“低—低”集聚特征；合理的政府干预、良好的经济发展水平、可持续的城镇化、较高的人力资本及数字金融均能促进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提升。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时空分异；马尔科夫链；莫兰指数；空间杜宾模型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1、引言及文献综述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党中央和政府相继提出了推动北京、天津、河北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多个国家级区域发展战略，以期通过培育和发展若干个重要增长极带动全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其中，长江经济带作为联动东西、衔接南北的重要纽带，是我国几个重要的增长极之一，在我国高质量发展新格局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随着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对于如何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积极布局新领域、新赛道的引领性技术攻关，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

近年来，尽管长江经济带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依然面临着区域技术创新能力不够强、绿色发展水平仍有待提高、区域内部发展不平衡等突出问题[1]。在新的发展阶段，加快培育和促进长江经济带新质生产力发展，对于增强长江经济带的综合竞争力，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以及引领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全社会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2]。

新质生产力是当前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理论内涵。新质生产力具有三个核心特质，即新科技革命主导性、新产业赋能性和高质量发展目的性，体现高科技、高效能和高质量，能够支撑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更好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先进生产力[3-4]。其二，水平测度。第一种是从“新质”劳动者、“新质”劳动对象和“新质”劳动资料三个核心维度构建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 [5-6]。第二种思路是根据新质生产力所涵盖的科技、绿色和数字等内涵特征，即从科技生产力、绿色生产力和数字生产力等核心维度构建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7]。其三，影响因素。已有相关文献主要从数据要素、科技创新、数字经济、产业生态等不同方面考察其对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影响[8-10]。

2、研究设计

2.1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本研究借鉴卢江的做法来构建与新时代要求相适应的新质生产力水平测度体系[7]，包括3个子系统、7个准则层和27个具体指标，具体如表1所示。

2.2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驱动因素

本研究选取的驱动因素如下：（1）政府财政支出与GDP的比值衡量政府干预度（GOV）；（2）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与总人口数的比值衡量人力资本水平（HC）、（3）工业增加值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衡量工业化水平（IND）；（4）人均GDP取自然对数衡量经济发展水平（GDP）；（5）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值衡量城镇化水平（URB）；（6）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表征数字金融水平（DIF）

2.3研究方法

（1）采用熵值法测度长江经济带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2）采用全局和局部Moran’S I分析长江经济带所有空间对象的总体关联程度、分布模式、聚集特征；（3）运用空间计量模型识别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因素

2.4数据来源与说明

本文的研究区域为长江经济带的上海市、江苏省、湖北省、重庆市、四川省等11个省市，采用11个省市2011-2022年的面板数据。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部分数据来源于各个省市统计局网站，个别缺失值采用线性插值法补齐。

3、长江经济带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测度结果分析

3.1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时序演变特征分析

自2011年至2022年，长江经济带涵盖的11个省、市（以下简称省份）在新质生产力发展方面均取得了显著进步，如表2所示。江西省在这一时期内的年均增长率表现最为突出，年均增长率高达16.9%；其次是四川省，年均增长率为15.47%；最低的是江苏省，年均增长率为10.4%。从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均值来看，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差异较大。江苏省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最高，达到0.4601；其次依次为浙江省和上海市，分别为0.355、0.323；贵州省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最低，仅为0.083。

3.2空间相关性分析

本文基于各省份之间的地理邻接关系构建空间权重矩阵，并计算了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莫兰指数，以考察长江经济带各省份新质生产力的空间相关性。结果如表3所示，从中可以发现，2011—2022年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

本文进一步利用局部莫兰指数对2011、2022年长江经济带新质生产力水平的空间效应展开局部莫兰指数散点图分析，结果如图1所示。具体来看，2011年有3个省、市处于“高—高”集聚区，6个省、市处于“低—低”集聚区；2022年有4个省、市处于“高—高”集聚区，5个省、市处于“低—低”集聚区。总体而言，长江经济带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局部莫兰指数呈现出“高—高”、“低—低”集聚的空间相关性。

4、长江经济带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驱动因素分析

本文在将地理邻接矩阵设为空间权重矩阵后，进行LM检验、Wald检验和LR检验，最终选择空间杜宾模型（SDM）进行估计。

表7为实证检验结果。从表4的列（1）中可以看出，政府干预度、人力资本水平、工业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及数字金融水平是影响地区新质生产力水平的重要因素。rho为0.252，且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检验，这意味着长江经济带新质生产力发展呈现出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为了进一步探讨，本文将其分解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具体结果如表7列（3）、列（4）所示。从直接效应来看，合理的政府干预、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人均GDP的提高、城镇化的发展、数字金融水平的提升对于本地区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工业化程度对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升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未来工业发展应加强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从间接效应来看，政府的合理干预、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有利于提高区域要素资源配置效率和知识溢出，进而带动本地乃至邻域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提升。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加剧金融市场竞争，由于“虹吸效应”的存在，从而抑制邻近地区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但总体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提升表现为正向促进作用。

5、研究结论

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1）长江经济带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呈逐渐上升趋势，并形成“下游—中游—上游”地区依次递减的空间分布格局；（2）长江经济带新质生产力水平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在地理空间上呈现出“高—高”、“低—低”集聚现象；（3）合理的政府干预、良好的经济发展水平、可持续的城镇化、较高的人力资本及数字金融均能促进新质生产力水平提升，工业化发展对新质生产力水平呈现出抑制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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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贾若祥，窦红涛.新质生产力：内涵特征、重大意义及发展重点[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4（2）：3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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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卢江，郭子昂，王煜萍.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区域差异与提升路径[J/OL].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16 [2024-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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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褚希伟，王婧卜.数据要素集聚、科技创新与数字新质生产力[J].商业研究，2024，（05）：1-9.

[10]白冰，彭雪清.数字经济、创新要素配置与新质生产力[J].统计与决策，2024，40（18）：109-113.

作者简介：杨子顺，男 ，（1999-）河南林州人，汉族，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村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