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小品花鸟画的发展分析

摘要：两宋时期，花鸟画达到了中国绘画史上的顶峰，其中小品花鸟画尤为突出，不仅在艺术内容上达到了极高的境界，而且在形式上也展现了精湛的技艺。例如，崔白的《双喜图》和林椿的《枇杷山鸟图》等作品，都体现了宋代花鸟画的精细与生动，以及文人画家对自然与道德品格的深刻理解。这离不开两宋独特的政治经济环境和文化追求的土壤。本文以此为视点，试图从物质与精神层面剖析宋人小品花鸟画的发展历程，涉及两宋文化趋向，世俗化对于花鸟画的影响和统治阶层对文化的影响。

关键词：宋人 花鸟画 小品画 社会属性

花鸟画，是中国传统绘画中以动植物为主要描绘对象的画科，可细分为花卉、翎毛、蔬果、草虫、畜兽、麟介。花鸟画于魏晋时期破土萌芽，历经时间的长河，至两宋时，既有精微富丽、刻画求真的工笔，又有笔简神全、抒情寓意的写意，已是一派繁花似锦、众彩纷呈的景象了。宋代花鸟画在中国绘画史上树立了一座高峰，院体花鸟画中涌现出众多传世佳作，且伴随着丰富的典藏记录流传至今。其中，花鸟小品占据了主要地位，这个时期的花鸟画以小品形式迅速发展，成为美术史上的一个代表艺术之一。宋人小品花鸟画形制多为圆中见方的尺牍小幅，采用内敛结构与开合呼应的构图，细腻描绘特定场景与瞬间情态，既状物精微又构思新奇，营造出格调优雅且隽永的意境，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然而，小品花鸟画于两宋时期绽放异彩，非偶然之果，实则与两宋社会的深厚土壤息息相关，亦是历史脉络与社会思潮变迁的微妙镜像。以下是对宋人小品花鸟画发展为何如此盛行的一些分析。

一、“市民阶层”的扩大化

北宋的统一，结束了唐朝后期五代的封建割据，天下动荡的乱世之局面。由于唐末五代战乱中“坊市制”受到破坏，宋初虽有所恢复，但无法重现旧貌。宋仁宗时期，商店与作坊临街而立，坊市合体，新式城市出现。

翻开北宋宫廷画师张择瑞所作的《清明上河图》，这幅图描绘了当时首都开封城的社会生活。北宋都城开封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鼎盛时期人口据《宋史·地理志》记载，开封有二十六万一千一百一十七户，四十四万二千九百四十口，若加上流动人口，开封的人口至少在150万左右，甚至可能达到200万，比盛唐时期的长安城人口还要多。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用“市井最盛”“不可驻足”等形容东京的城市景象。

宋太宗频颁诏令，欲整户籍之乱，然商贾活动不息，人口迁徙无常，终致户籍之混乱难以根治。因为当时无不动产的人口太多，注册定籍就成为很大难题。据考证，北宋崇宁年间，东京开封的户数达到261，117户，若按每户5口人计算，总人口约为130万，这显示了当时东京开封城市居民数量之庞大。根据统计，当时全国大约共有坊郭户98万户，人口约500万之众。坊郭户就是今天所谓的城镇户口，这些人的大量出现，就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标志着市民阶层的正式形成。随着工商业人口的不断增长以及产量和资本的显著扩张，宋代的工商业迅速发展，其税收收入首次超越农业，成为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詹子庆编《中国古代史参考资料》载：宋朝是中国社会市民阶级正式产生的年代，大批的手工业者、商人、小业主构成了宋朝的中产阶级。市民富裕且闲暇的生活状态，以及独特的审美与生活情趣，共同推动了宋朝文化的空前繁荣。尤其是花鸟画更广受新兴市民阶层的青睐。

在绘画领域。绘画艺术逐渐挣脱庙堂、佛窟、寺院及宫廷的束缚，悄然融入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与通俗文化紧密交融，进而成为备受人们青睐的收藏品、赠礼之选及家居装饰的精品。“以东街北曰潘楼酒店，其下每日自五更市合，买卖衣物书画、 珍玩犀玉”；“汴京熟食店，张挂名画，所以勾引观者，流连食客”。绘画不再只是文人化的专业的艺术，更加亲近人们的生活与内心。绘画题材的重点也从宗教人物、仕女牛马转向时刻存在于人们生活的周边、为人所熟悉的山水花鸟，如郭若虚就曾在《图画见闻志》中比较宋与宋之前的美术，其论古今优劣曰：“若论佛道、人物、仕女、牛马，则近不及古；若论山水、林石、花竹、禽鱼，则古不及近。”强调人文情态和生活意趣的抒写成为这个时期的艺术追求。

二、赏花等文化风尚流行

随着种植技术和嫁接技术的日益成熟完善，奇花异卉的不断出现，四季花卉甚至可以同时出现。而花卉的数量和种类也在日益增加，并且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和姿态出现在了当事人的生活之中，这无疑极大地丰富了当时的精神生活，也同时以此为契机萌发出了新的精神文化活动。

赏花成为宋人生活中的重要部分，《东京梦华录》记载：“收灯毕，都人争先出城探春……州西北元有庶人园，有创台、流杯亭榭数处，放人春赏。”“是月季春，万花烂漫，牡丹芍药，棣棠木香，种种上市，卖花者以马头竹篮铺排，歌叫之声，清奇可听。”“九月重阳，都下赏菊……酒家皆以菊花缚成洞户。”每逢春色遍野之时，人们结伴徜徉于芬芳四溢的花园之中，细细咀嚼着鸟语花香交织成的美妙乐章。除了外出踏春赏花，人们还将各式名花买回家中装点，卖花人手持装饰精美的马头竹篮，宛如艺术家般精心陈列着牡丹、芍药、棣棠木香等花卉，令人目不暇接，美不胜收。秋日重阳，人们赏菊饮酒，各家酒楼都用菊花扎成门洞，以衬托节日气氛。诗人杨万里也曾在诗中描述宋代市民赏花的情景：“户户游春不放春，只愁春去不愁贫。今朝道是游人少，处处园亭处处人。”

同时，兴盛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种雅士艺术——插花，在宋代与挂画、点茶、焚香一起被文人雅士推至生活艺术的顶峰。花卉在宋人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为花鸟画的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老学庵笔记》曾记载：“凌霄花未有不依木而能生者，惟西京富郑公园中一株，挺然独立，高四丈，围三尺余，花大如杯，旁无所附。宣和初，景华苑成，移植于芳林殿前，画图进御。”正说明了人们“爱花”，而花鸟画作为展示的媒介从而具备观赏价值。这无疑为花鸟画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赏真花固然能带来无与伦比的精神愉悦，但‘花无百日红’，尤其在萧瑟的秋冬时节，赏‘画中花’便成了人们心中一抹不可多得的亮色，成为了绝佳的替代与慰藉。此外，绘画尺幅亦受材料与用途所限，中堂式花鸟画显得不合时宜，故而小巧精致的团扇小品画更得人心。

三、统治阶层的推广

在宋朝，花鸟画迎来了发展的高峰期，得益于统治阶层的大力推广。其中，徽宗赵佶对花鸟画的热爱和推广尤为显著，他不仅亲自投入创作，还通过政策扩大翰林画院，提高宫廷画家地位，并开设画学。赵佶对写生的极致追求，对形神兼备的严苛标准，以及对意境深远表达的执着探索，如同一股强劲的风，吹拂着宋代花鸟画的天空，使其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同时，赵佶对花鸟画的写实性要求极高，在赵佶的亲自调理下“富贵细腻，写实精微”风格的花鸟画被推向极致，北宋后期也成为花鸟画最为光辉灿烂的时代。赵佶之子赵构，同样钟情于风雅之道，其艺术品味颇有其父之风范。因此，南宋时期，花鸟画作为宫廷贵族生活的装点，将宫廷生活的奢华富贵形诸名花异草，依旧在画院中独领风骚。

因此南宋是花鸟小品画发展的最高峰时期，除了统治者的个人喜好外，粉饰太平也是花鸟画的一大政治作用，《宣和画谱》作为一部绘画通史，详细记录了宫廷所藏的231位画家的6396幅作品，涵盖了道释、人物、宫室、番族、龙鱼、山水、畜兽、花鸟、墨竹、蔬果等10个门类。其中，花鸟画作为独立画科，占据了重要地位，收录作品数量接近总数的一半。历鹗《南宋院画录》中所记画院画家 96 人，以花鸟著称，或擅长人物、山水而又兼工画花鸟者达半数以上，足见宋代皇帝对于花鸟画的喜爱。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花鸟画正是在这一时期迎合了帝王的审美趣味与政治需求，在宋代绘画中占据了特殊的艺术地位。

四、广泛的社会需求

宋人小品花鸟画如此盛行也离不开当时大量和广泛的社会需求。即团扇的盛行和家居装饰等。精致小巧的团扇不仅可以用来驱蚊防暑，还是南宋时期的重要生活装饰用品。南宋临安城内有专门制作扇子的“扇子巷”，扇铺林立，如中瓦子前的徐茂家扇子铺、炭桥下的青篾扇子铺、周家的折刀扇铺以及陈家的团扇铺等，昼夜不息，交易繁忙 （吴自牧《梦粱录》），反映了当时制扇业的繁荣。团扇的样式多种多样，绘画的内容也各不相同。当时的小品画具有生动写实、朴素自然、精致典雅等多种特点，符合当时南宋人追求的纤细秀丽，优雅精致的审美追求，受到人们普遍的青睐。从而在团扇扇面的绘制上，受到人们的广泛的关注，这种重视程度从留存至今的大量扇面作品可以得知。此外，居家装饰如屏风、枕屏、缂丝等也颇受欢迎。

综上所述，南宋小品画的兴盛与南宋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需求等方面息息相关，宋代小品以独特的艺术魅力受到世人的关注， 这些小品册页中表达了高度完美的艺术性，这种对自然造化的真实描绘及其强调绘画主体的个人意识和审美趣味，体现出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整体文化理念。把人品与画品结合起来，达到一种清新淡雅、浑然天成的境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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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静（1994.5-）女，汉族，籍贯：四川眉山人，西安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22级在读研究生，硕士学位，专业：中国画。研究方向：花鸟画创作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