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使用对居民经济获得感的影响

摘要：基于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实证检验发现：互联网使用显著提升了居民的经济获得感，且通过稳健性检验结论可靠。异质性分析表明，互联网使用对女性、城镇居民、高收入及高学历群体的促进作用更为突出。机制检验发现，互联网使用通过增加就业机会、优化就业类型及提高就业收入增强经济获得感。因此建议扩大互联网覆盖范围，积极培育数字经济新业态，完善网络监管体系，推动数字红利普惠共享。

关键词：互联网使用；经济获得感；就业机制

中图分类号：F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Abstract： Based on the 2020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data， using the ordered Probit model empirical test， it is found that Internet use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residents ' sense of economic gain， and the conclusion is reliable through the robustness test.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Internet use plays a more prominent role in promoting women， urban residents， high-income and highly educated groups. The mechanism test finds that Internet use enhances the sense of economic gain by increasing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optimizing employment types and increasing employment income. Therefore， it is suggested to expand the coverage of the Internet， actively cultivate new formats of the digital economy， improve the network supervision system， and promote the inclusive sharing of digital dividends.

Keywords： Internet use ; Economic sense of gain; Employment mechanisms

一、前言

经济获得感体现着居民对经济发展成果的主观体验，既反映物质生活水平，也体现精神满足程度。党的二十大报告着重强调要持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其中经济获得感作为重要组成部分，是评估数字中国建设成果的重要标尺。

获得感内涵多元，学界尚未形成统一定论，涵盖经济、就业、民生等多维度。鉴于数字中国建设背景下互联网普及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本文聚焦居民经济获得感，即个体基于客观收入水平形成的主观福利感知，既受经济状况影响，也涉及相对比较效应[1]。

当前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3.9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42.8%，网民规模11.08亿，互联网普及率78.6%。互联网作为信息交互平台重构着居民生活样态：一方面通过提升信息效率、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和打破城乡资源壁垒，助力农产品增值和就业创业机会拓展，有效提高收入并缩小城乡差距[2]；另一方面通过降低信息成本、优化社会资本、增强未来预期等路径改善主观福利感知[3-5]。但互联网使用差异对经济获得感的影响尚未得到系统分析。

既有研究表明，订单农业参与、新农保覆盖、征地政策实施、电商发展等因素均对特定群体经济获得感存在显著影响，社会救助与扶贫政策效应存在异质性。本研究基于CFPS2020数据，重点探讨互联网使用对居民经济获得感的作用机理及群体异质性，可能的创新在于：基于多维经济获得感测度体系，揭示互联网使用对其正向促进效应，并通过就业机会、类型与收入等传导机制验证影响路径，为提升民生福祉提供新视角。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1.互联网使用与居民经济获得感

互联网的普及打破了信息壁垒，提升了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积累效率，进而促进收入增长。同时，互联网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拓宽就业渠道等方式改善居民经济状况。然而，数字鸿沟、信息茧房和大数据杀熟等网络负面效应可能削弱部分群体的获得感。综合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互联网使用提高了居民经济获得感

2.互联网使用影响居民经济获得感的传导机制

互联网使用对居民经济获得感的影响主要通过重塑就业市场结构、提升个体经济能力得以实现。在线招聘平台与灵活用工模式的兴起降低了信息搜寻成本，拓宽了求职渠道，使摩擦性失业减少并提升了就业匹配效率。与此同时，互联网通过价值示范效应推动非正规就业者向正规部门转型，网络平台展示的正规就业福利优势激发了转型意愿，而线上教育资源帮助低技能劳动者提升专业能力，促使其进入更稳定、高福利的岗位。另外信息技术的应用将劳动者从低效劳动中解放，推动薪资增长，网络学习资源则增强了求职者的技能竞争力，使其更易进入高薪岗位。

由此可见，互联网应用能够通过创造就业岗位、优化就业结构及增加收入来源等途径，促进居民物质收入与心理满足感的同步提升，从而增强经济获得感。尽管数字经济转型过程中存在传统岗位被取代的现象，但以新业态为代表的经济形态总体上扩大了就业规模并改善了就业质量。但需注意的是，远程工作模式在提供便利性的同时，也可能造成人际关系疏离与作息界限淡化；而信息爆炸、效率竞争和数字技术迭代带来的职场压力，都可能制约经济获得感的提升。综合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2：互联网使用通过增加就业机会、改善就业类型和提高就业所得影响居民的经济获得感

三、研究设计

1.数据来源

主要采用2020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2020），省级层面的控制变量和工具变量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结合本文研究对数据做如下处理：首先基于CFPS个人库匹配家庭关系库和省级层面的数据，然后去除相关变量缺失的样本，最后考虑互联网使用群体的特征，保留了年龄在18至60岁的样本，最终得到有效样本数据18600个。

2.变量选取与说明

被解释变量为经济获得感，是指人们对于自己在经济方面的满意度，测度体系参考杨金龙等（2019）三维度理论框架[6]，采用问卷中“您的收入在本地”来测度横向经济获得感；纵向经济获得感选取问卷中“对自己生活满意度”测度；预期经济获得感选取问卷中“提高生活水平机会很大”测度。解释变量是互联网使用，采用问卷中“是否移动设备上网”和“是否电脑上网”来构建互联网使用的二值虚拟变量，两者都回答“是”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所有变量定义和描述性统计可见表1。

3.模型设定

由于互联网使用是一个二值虚拟变量，经济获得感都是有序多分类变量，所以采用有序Probit模型实证研究互联网使用对居民经济获得感的影响。模型设定如下：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1.基准回归结果

根据表2数据，互联网使用对居民三个维度的经济获得感均产生显著正向作用，有力印证了H1假设。值得注意的是，教育程度与获得感呈现负相关，这可能源于高学历群体对生活质量的期待阈值升高；而健康状况良好和党员身份则展现出明显的获得感促进效应，其余控制变量在不同维度上的影响力存在差异。

2.稳健性检验

采用四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一是替换解释变量为互联网的重要性。结果如表3（1）所示，互联网重要性对居民经济获得感的促进作用依然十分显著，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二是鉴于经济获得感为有序多分类变量，更换实证模型为OLS模型进行回归，如表3（2）所示，结果依然显著，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说明基准回归有效。三是为减少异常值的干扰，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上下5%的截尾处理。然后运用 Oprobit模型进行回归，相关结果见表3（3），样本量从18600变为14556，回归结果依然显著，表明基准回归结果十分稳健。四是选取省级层面的“每百人计算机拥有量”作为工具变量来缓解内生性问题。该工具变量既通过区域信息化水平影响个体互联网使用，其一阶段F值为782.14，又符合排他性约束要求。进一步采用CMP联合估计法解决二元变量偏误问题，检验结果显示atanhrho_12系数显著，证实工具变量修正的必要性。二阶段回归系数显著提升，强化互联网使用对经济获得感的正向效应，基准回归稳健。

五、异质性分析

从城乡、受教育程度、工作收入和性别四个方面检验互联网使用对居民经济获得感影响的异质性。

基于城乡分类样本，运用Oprobit模型进行回归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互联网使用对城乡居民横向经济获得感均有正向作用，但纵向维度仅对城镇居民显著。可能源于城镇居民信息获取优势与乡村居民受地理条件、文化背景等限制形成差异，导致互联网对乡村生活满意度提升效应较弱。

基于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91年[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六号）]，将样本按教育程度分组实证发现：互联网使用对高中及以上群体经济获得感提升显著，但对初中及以下群体无显著作用，揭示数字鸿沟与教育水平关联。高教育群体更擅于利用互联网优化经济活动及人力资本，低教育群体未能充分释放互联网效能，导致经济获得感分化。

基于收入中位数36000元的分组分析表明，互联网使用对经济获得感的影响存在明显阶层差异：高收入群体的促进效应显著，而低收入群体不显著，原因可能是不同收入群体在数字资源转化效能上的结构性差异，高收入者更易通过在线技能培训、数字资产配置等途径获取增值收益，而低收入群体受限于设备投入能力和网络使用成本，难以充分转化互联网价值。

性别分组回归结果显示[控制变量中相应去除性别变量]，互联网应用对女性经济获得感的促进作用较男性群体高。这种差异可能源于互联网衍生的灵活就业形态，远程办公、自由职业等新工作模式更适配女性平衡家庭照料与职业发展的双重需求，相较之下，男性就业市场仍以传统行业的稳定性为主，受互联网技术渗透的影响相对有限。

六、传导机制分析

借鉴江艇（2022）对机制分析的方法[7]，基于就业传导机制分析，互联网使用通过提升居民就业概率显著增强其经济获得感，验证就业机会的关键中介作用。研究表明，拓展互联网应用与创新型就业机会开发可成为提升民生福祉的有效路径。表5（2）的回归分析显示，互联网使用通过推动居民从非正规就业向正规部门转移，显著增强其经济获得感。研究证实就业形态升级与主观福利改善存在显著正相关，这为制定差异化的数字就业政策提供了新思路，比如重点构建数字就业服务平台，完善灵活就业者社会保障制度等，从而释放互联网的民生改善潜能。表5（3）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通过提升居民就业所得显著增强其经济获得感，验证就业收入的中介作用。互联网驱动的收入增长机制为改善民生福祉提供了有效路径。假说H2得证。

七、结论与政策启示

基于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有序Probit模型分析发现：互联网使用显著提升居民横向、纵向及预期经济获得感，该效应在女性、城镇居民、高收入及高学历群体中更为突出。机制检验表明，互联网通过创造就业机会、优化就业类型及提升收入增强经济获得感。政策建议：一是扩大互联网覆盖率，重点加强乡村数字基建与低收入群体技能培训，提升低收入人群的数字工具使用能力，缩小数字鸿沟；二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培育县域直播电商基地、云客服产业园等新业态，拓展灵活就业形态，构建涵盖职业资格认证、在线争议调解的数字就业服务体系，完善在线信息服务与劳动者权益保障；三是强化网络信息治理，建立跨平台反诈信息共享库，打击虚假诈骗内容，维护居民网络权益，优化互联网普惠效应。

参考文献：

[1]文宏，刘志鹏.人民获得感的时序比较——基于中国城乡社会治理数据的实证分析[J].社会科学，2018（03）：3-20.

[2]蒋琪，王标悦，张辉，岳爱.互联网使用对中国居民个人收入的影响——基于CFPS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J].劳动经济研究，2018，6（05）：121-143.

[3]刘晓倩，韩青.农村居民互联网使用对收入的影响及其机理——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J].农业技术经济，2018（09）：123-134.

[4]鲁元平，王军鹏.数字鸿沟还是信息福利——互联网使用对居民主观福利的影响[J].经济学动态，2020（02）：59-73.

[5]罗明忠，刘子玉.互联网使用、阶层认同与农村城乡居民幸福感[J].中国农村经济，2022（08）：114-131.

[6]杨金龙，张士海.中国人民获得感的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03）：102-112+160.

[7]江艇.因果推断经验研究中的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J].中国工业经济，2022（05）：100-120.

【作者简介】陈德锋（1999.08-），男，汉族，湖北省孝感市人，中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主要研究方向：农村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