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德皇家寺庙建筑中的等级制度及其政治意涵

一、石狮：宗教象征与政治等级的双重编码

在承德外八庙现存九座寺庙中，仅普陀宗乘之庙、须弥福寿之庙、普乐寺、殊像寺四座山门前设有石狮。这些蹲踞于庙门两侧的石兽，看似佛教"护法"的宗教象征，实则承载着严密的等级叙事。

（一）建庙背景中的等级基因溯源

四座设石狮的寺庙均与清代关键政治事件深度绑定：

普陀宗乘之庙：乾隆三十六年（1771 年）为迎接土尔扈特部东归及六世达赖喇嘛朝觐而建，仿西藏布达拉宫形制，其大红台高 25 米，是外八庙中体量最大的单体建筑。石狮采用蹲坐式，高1.8 米，须弥座束腰处雕饰藏传佛教八宝纹样，兼具汉藏艺术特征；

须弥福寿之庙：乾隆四十五年（1780 年）为六世班禅七十寿辰而建，仿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山门前石狮高1.6 米，造型融合蒙古草原的苍狼图腾元素，狮爪下踩"法轮"而非传统绣球，暗含"佛法护持皇权"之意；

普乐寺：乾隆三十一年（1766 年）依章嘉国师建议修建，主体旭光阁仿北京天坛祈年殿。其石狮高1.7 米，鬃毛雕刻呈火焰状，与蒙古族"腾格里"崇拜中的火元素呼应，狮身侧面阴刻蒙文"吉祥"字样；

殊像寺：乾隆三十九年（1774 年）仿五台山殊像寺而建，因乾隆自诩"文殊化身"，被定为皇家"家庙"。石狮高2.1 米，为外八庙之最，狮首微侧面向避暑山庄方向，象征"君臣朝揖"的等级秩序。

（二）石狮制度的政治伦理建构

达赖与班禅作为藏传佛教格鲁派最高领袖，其朝觐活动是清廷"柔远能迩"政策的关键环节；章嘉国师作为内蒙古地区宗教领袖，受封"振兴黄教大慈大国师"，主导漠南藏传佛教事务。而殊像寺的特殊性在于：皇帝通过"家庙"形制将自身神化为"文殊菩萨"，石狮的体量、纹饰与朝向设计，使宗教符号完全服从于"君为臣纲"的政治伦理。这种将佛教护法兽转化为皇权标志物的过程，体现了清代"以儒统佛"的统治智慧。

二、下马碑：文字铭刻的等级秩序与空间治理

下马碑文：总理工程大臣英廉和珅同章嘉胡土克图会议嗣后凡蒙古扎萨克来瞻礼者王以下头等台吉以上及喇嘛等准其登红台礼拜其余有官职者许在琉璃牌坊瞻叩余概不准入庙门其入庙门者不得由中路行俱令进左右掖门以昭虔敬俟奏准镌示庙门俾各永远遵守等因于乾隆四十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具奏奉旨依议钦此。

下马碑文是证明等级最好的资料，也是我这篇文章中唯一有文字体现等级的佐证。碑文记载乾隆四十四年（1779 年）总理工程大臣英廉、和珅与章嘉国师的会议决议，其内容构建了三维度的等级治理体系：

（一）空间准入的阶层过滤机制

红台核心区：限定为"王以下头等台吉以上及喇嘛"。据《理藩院则例》记载，清代蒙古爵位分六等，头等台吉为第四等（高于二等台吉至四等台吉），但能进入红台者需同时满足"品秩在三品以上"的条件。喇嘛群体单独列示，其中仅"札萨克喇嘛"（相当于三品官）及以上方可入内，普通僧侣被排除在外；

琉璃牌坊过渡区：允许"有官职者"在此瞻叩，据实测，牌坊距红台120 米，形成视觉可达而物理隔绝的空间张力；

庙门以外区域：无官职者严禁靠近，碑文特别强调"军民人等擅入者，杖一百"，将等级制度上升为法律规范。

路径礼仪的等级规训

碑文规定"入庙门者不得由中路行，俱令进左右掖门"。中路正门宽3.6 米，仅皇帝及班禅、达赖等最高领袖可通行；侧门宽1.8 米，供臣属使用。这种"中与侧"的路径差异，实质是《大清会典》中"君门不二"原则的空间具象化。红台作为寺庙主体建筑（仅两座最高等级寺庙设有），其准入资格的严格限定，使宗教空间成为《理藩院则例》的物质注脚。

三、琉璃牌坊：建筑形制的等级密码与符号暴力

外八庙中的琉璃牌坊（如普陀宗乘之庙、须弥福寿之庙所存），作为中国古代建筑中等级制度的集大成者，其每一处细节都镌刻着不可逾越的阶层鸿沟。

（-） 空间屏障的权力隐喻

普陀宗乘之庙琉璃牌坊距大红台150 米，实测其拱门净高4.2 米，宽3.8 米，恰能容纳一顶八抬大轿通过——这一尺寸非随意设定，而是根据《工部工程做法则例》中"亲王轿子通高3.5 米"的规制设计，使低于亲王品级者必须下轿步行，强化"牌坊即界碑"的等级意识。牌坊与红台之间的甬道长 ^120∗ ，两侧立有"官员人等至此下马"碑，形成长达270 米的等级缓冲区。

建筑构件的等级矩阵

形制规格：采用"三间四柱七楼"形制，与北京国子监琉璃牌坊同款，但承德牌坊的立柱直径达0.8 米（国子监为0.6 米），体现边疆寺庙"特殊优渥"的表面恩宠；

琉璃釉色：黄、绿琉璃瓦按"阴阳五行"配比，黄色琉璃占 60% （象征中央土），绿色占 40% （象征四方木），檐角鸱吻高1.2 米，尾端向正脊弯曲，符合"龙不抬头"的臣属规制；

须弥座细节：牌坊底座的束腰处雕饰"莲瓣+兽面"组合纹样，莲瓣数量为 72 瓣（ 9×8 ，九为阳数之极），兽面朝向四个方向，暗含"四方臣服"之意。与普通寺庙牌坊的素面须弥座相比，这种繁复装饰实为等级的视觉宣言。

（三）牌坊铭文的话语建构

普陀宗乘之庙琉璃牌坊正面题"普门应现"，背面题"莲界庄严"，看似佛教用语，实则暗藏政治密码。"普门"典出《法华经》，但清廷将"普"解释为"普天之下"；"莲界"本指佛国，却通过牌坊的空间位置转化为"皇权统摄的宗教领域"。这种话语挪用，使宗教符号成为等级制度的温顺载体。

四、金瓦屋顶：宗教神圣性与皇权至上性的博弈场域

"金顶"（鎏金铜瓦屋顶）作为藏传佛教建筑的最高等级象征，在内地仅存于北京与承德的皇家寺庙。外八庙中拥有金顶的两座寺庙，其屋顶形制实为"神权与皇权"博弈的物质见证。

（一）普陀宗乘之庙的金顶政治哲学

万法归一殿：平面呈六角形（象征六合统一），屋顶汇聚于鎏金宝顶，高3.6 米，耗黄金1.5 万两。殿内44根金柱（高 12 米）按"八卦方位"排列，却将皇帝宝座置于正北"坎位"（象征天极），使佛教"万法归一"理念屈从于"皇权中心"的政治表达；

权衡三界殿：金顶采用"歇山顶"形制，而非藏地常见的"攒尖顶"，屋脊吻兽为汉式龙纹，却在龙身镶嵌藏式珊瑚、绿松石，这种形制杂交实质是"用汉式等级规范统摄藏式装饰元素"；

慈航普渡殿：金顶之下设三层回廊，廊柱数量为72 根（与琉璃牌坊莲瓣数呼应），回廊地面铺砌的青石板上，刻有蒙藏汉三种文字的"皇帝万岁"字样，部分文字被刻意踩踏磨损，形成"可见而不可辱"的等级悖论。

（二）须弥福寿之庙妙高庄严殿的龙纹政治学

殿顶覆盖鎏金鱼鳞铜瓦，八条鎏金铜龙盘踞殿脊（每条重320 公斤），龙身呈"昂首向外"姿态，而非传统的"面向正脊"。据《清稗类钞》记载，这种龙纹朝向为乾隆特批，寓意"龙驭四方，威慑远藩"。龙爪造型融合藏传佛教"金刚杵"元素，龙鳞雕刻采用蒙古"云纹"技法，三种文化符号的拼贴，实则是通过艺术杂交强化"多元一体"的等级叙事。殿内金顶投影直径 9 米，恰好覆盖班禅讲经的法座，而皇帝观礼的御座位于投影边缘——这种光影设计，使"神权借皇权显影"的政治隐喻具象可感。

五、蹲脊兽：屋顶装饰的等级刻度与宇宙秩序

蹲脊兽的数量与序列，是中国古代建筑等级制度中最精细的刻度系统。外八庙中蹲脊兽最多的普陀宗乘之庙万法归一殿，其7 个脊兽（龙、凤、狮子、海马、天马、狻猊、押鱼）的组合，暗藏着"天人合一"的等级宇宙观。

（一）脊兽序列的政治神学阐释

龙：居首，象征皇帝，其角为鹿角（蒙古元素）、鳞为鱼鳞（藏地元素）、爪为鹰爪（满族元素），是多民族皇权的复合象征；

凤：次位，对应皇后，但万法归一殿的凤纹喙部为藏式摩羯鱼造型，尾羽为蒙古祥云纹，暗示"后宫协和万邦"的政治功能；

狮子：第三位，源自佛教护法，却被刻成"蹲坐式"（而非藏地常见的站立式），狮颈佩戴满式铃铛，体现"佛法臣服皇权"；

海马、天马：象征"四海升平"，其造型融合蒙古草原的龙马图腾，马背刻有满文"万寿无疆"；

狻猊、押鱼：前者为龙子，后者为鱼龙，分别代表"宗族"与"水德"，狻猊的鬃毛呈火焰状（藏传佛教元素），押鱼的鳞片为汉式八卦纹。

（二）脊兽数量的等级博弈

万法归一殿 7 个脊兽的数量，与北京坤宁宫（明代皇后寝宫）相同，却少于故宫太和殿的 11 个。这种"次顶级"配置极具政治智慧：既超越普通寺庙（通常 1-3 个），彰显皇家寺庙的特殊性；又低于皇宫正殿，维护"皇权高于神权"的根本原则。脊兽总高1.2 米，恰为建筑檐高的1/10，符合《营造法式》中"神兽高度不逾檐高十分之一"的等级规范，体现形式美感与等级秩序的完美统一。

六、仿建策略：空间复制中的等级重构与文化收编

（一）宗教圣地的等级降维技术

尺度压缩：布达拉宫红宫高13 层（约70 米），普陀宗乘之庙大红台仅高4 层（25 米），高度比为1：2.8，恰为清代"边疆建筑高度不得超过京城同类建筑 1/3"的规制上限；天坛祈年殿直径32 米，普乐寺旭光阁直径 19米，面积比为1：2.9，符合"陪都建筑规模不得逾京城"的等级原则；

构件简化：仿建时省略原建筑中的部分宗教符号，如布达拉宫的灵塔殿在普陀宗乘之庙中被改为经堂，天坛的天心石在旭光阁中被改为梵文地砖，这种"去神圣化"处理，使原型的宗教权威让位于等级秩序；

轴线偏移：所有仿建寺庙的中轴线均朝向避暑山庄，如须弥福寿之庙中轴线偏东 15 度，正对皇帝寝宫"烟波致爽殿"，使原建筑的宗教轴线转化为政治朝贡轴线。

（二）神权符号的皇权收编机制

殊像寺会乘殿打破"观音居中"的佛教常规，改以文殊菩萨为主尊，其背后是乾隆三十一年（1766 年）的"文殊化身"政治宣言。殿内文殊像高 9.8 米，其头顶宝冠镶嵌东珠（满族最高等级珠宝），袈裟纹样为满式团龙，莲座束腰处刻有"皇帝万岁"满文。宝相阁内 11.6 米高的木雕文殊像，其抬眼角度经精确计算，恰好与皇帝登临阁内时形成视线交汇——这种"佛眼望君"的空间设计，使"皇帝即佛"的政治话语通过建筑光学得以强化。

七、结论

承德皇家寺庙的等级制度，本质是清廷"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治国理念的物质化实践。从石狮的民族艺术杂交到金顶的黄金用量，从下马碑的文字等级到蹲脊兽的数理秩序，每一处建筑细节都服务于双重政治目标：既通过尊重蒙藏宗教信仰构建"天下一家"的文化想象，又通过不可逾越的等级差序强化"皇权至上"的统治权威。这些凝固的建筑符号，构成一部立体的《理藩院则例》，使边疆少数民族在朝拜宗教圣地的同时，无意识地接受清王朝的政治伦理与等级秩序。从须弥福寿之庙的金顶龙纹到普陀宗乘之庙的红台轴线，每一处等级标识都是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关键节点，记录着不同文化在建筑空间中相遇、碰撞与融合的复杂历史。这些建筑因此超越了宗教载体的单一属性，成为研究中国古代民族政策、建筑伦理与政治哲学的独特文本，为理解"何以中国"提供了物质维度的深层阐释。

参考文献

[1]叶页.佛教寺庙的建筑视觉场研究——以外八庙三种形制寺庙为例[D].天津市：天津大学，2017.

[2]黄艳杰.浅谈承德外八庙古建筑彩画的保护与修复[J].河北旅游职业学院学报，2018，23（03）：105-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