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齐家思想中的理与事

朱子齐家思想具有浓郁的义理色彩，同时在广义上又是一套关乎人的日常教化哲学体系，尤其注重童蒙时期道德养成实践的重要作用。朱子的人文主义教育理念对中国传统齐家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小学》中的童蒙教育思想构成了朱子齐家思想的重要教化内容。从《大学》到《小学》的创作过程就是朱子思想从“用敬”到“致知”的统一。《四书章句集注》可谓朱子耗费毕生精力的撰著，朱子发现其中只有重阐释“致知进学”之“理”的《大学》,还需以“用敬涵养”之“事”的《小学》来补充，方能使得义理与日用皆不偏废。《小学》与《大学》的关系具体体现为理即事、事即理。《朱子语类》言：“古者初年入小学，只是教之以事，如礼乐射御书数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学，然后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为忠信孝弟者。”且言：“小学是事，如事君，事父，事兄，处友等事，只是教他依此规矩做去。大学是发明此事之理。”由此，朱子编撰了以日用养成为要的《小学》,以构建完整的教育思想体系，即束景南谓之朱子“人本主义的四书学体系”。朱子撰著《家训》亦顺循这一“说理”与“说事”相辅相成的思路。《家训》仅 300 余字，在传统家训史上意义非凡。不同于先前传统家训的鸿篇巨制，朱子将广大精微的义理融进日常生活的道德实践，开创了精炼、质朴又兼具哲理的传统家训体例。朱杰人指出了《家训》在朱子齐家思想体系中的纲领性地位，认为朱子将《家训》的思想提升到哲学与“道”的高度。《家训》将朱子齐家思想融入其理学思想体系中，进行提纲挈领的哲学建构，专门以简练的篇章说“理”,又辅助以《小学》《家礼》等撰著详细说“事”。可见，朱子在齐家思想的义理阐发与日用教化上用力之深刻，看似分别论述，实则融会贯通。

家族规训是朱子齐家思想的逻辑发端。朱子晚年为训示家族子弟而撰《家训》,是朱子一生为人、为学、教育子孙的经验总结，是其道德教育思想的精华。《家训》以“君之所贵者，仁也”开篇，常载于朱氏宗谱而被族人奉作修身、齐家、处世的“圣经”,后因“朱子”尊称，而得名《朱子家训》或《朱文公家训》。现藏于尤溪县博物馆的朱子手书“四个之本”齐家板联(“读书起家之本”“循理保家之本”“和顺齐家之本”“勤俭治家之本”)亦体现朱子义理与日用相融合的齐家哲学思想。黄榦认为朱子把孝悌作为根植于人心的本然之德性，他阐释朱子的教育理念即“所教人以孝弟为人道之大端”。这正是朱子《家训》中所提倡的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妇和顺与为人诚信等基本的伦理准则和价值理念。朱子另有一篇家训《谨守勤谨》,是对儿子朱塾在外求学时的殷切至嘱。朱子为督促朱塾专心学业，远送其拜师吕祖谦门下，望其能学有所成。该篇家训中除了劝导儿子踏实为学，更有许多日常道德修养和待人接物的细节，爱子情切的慈父形象跃然纸上。正如《论语》中所赞颂的孔子教子之道谓之“君子之远其子也”,朱子在教育问题上亦存有“君子之心”,从其教诫儿孙的家规族训，到传道授业解惑的为师之道，再到推广礼俗的社会教化，在教育思想上都具有一致性。故其弟子黄榦、陈淳等在各地任地方官及教授生徒的过程中均奉劝民众从善行孝，积极在实践层面推行朱子的齐家教化思想。

童蒙教育是朱子齐家思想的教化实践。朱子作为教育家的独特身份使其齐家实践的范围不仅局限于个人家族之内。据考证，历史上与朱子有关的书院多达 60 多所。朱子齐家思想体系的形成与传播，与其在各地创建书院，广招生徒，互相研讨和著书立说的教育实践密切相关。朱子齐家思想以教化为其重要途径，其中又以对孩童的教育为要，由此，童蒙教育思想不可不谓朱子齐家思想的重要构成。朱子制定《童蒙须知》针对幼童养成教育之初始，细致规定做事的规矩，涉及衣服、言语、洒扫、读书、杂细等日常生活事项。继而针对儿童编撰了《小学》,朱子在原序中说：“古者小学，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皆所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小学》是一部教人以儒家伦常的童蒙读本，最主要的就是如何依照伦理规范而行“事”,“忠信孝弟之类，须于小学中出”。《小学》不仅引用家训名篇，而且融合许多家教故事作为教化的素材与方法。如朱子引《杨文公家训》说：“童稚之学，不止记诵。养其良知良能，当以先入之言为主。”杨时家训中关于童蒙教育的观点对朱子“欲其习与智长，化与心成”的教学目的论也颇有启发。又如朱子引范质《戒儿侄诗》13 首五言绝句，其一云：“戒尔学立身，莫若先孝悌。怡怡奉亲长，不敢生骄易。”又云：“日记故事，不拘今古，必先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等事，如黄香扇枕、陆绩怀桔、叔敖阴德、子路负米之类，只如俗说，便晓此道理。久久成熟，德性若自然矣。”朱子《小学》也反映了传统齐家思想与童蒙教育密不可分。朱子认为应遵循个体成长规律，对儿童和成人的不同阶段实行有层次的教育，实现不同阶段教育的有机统一和相互融通。孩童的教育多是在家庭中完成，家庭由此构成个人成长接受教化的第一个场所，朱子正是看到家庭教育对个人道德养成和社会伦理教化的重要性，他在《小学》序言中就阐明了撰著目的，是为“授之童蒙”,希望“有补于风化之万一”。

礼学建制是朱子齐家思想的治世理想。朱子编撰《仪礼经传通解》和《家礼》展现了其主要的礼学思想。朱子提出“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也”,赋予“礼”以天理的内涵。面对当时百姓由于民间礼仪的空缺而无所适从的境况，朱子曾慨叹：“礼不难行于上，而欲其行于下者难也。”朱子编撰的《家礼》是以士人和庶民为对象，这也是朱子礼学建制的最大价值之一，即推行一种具有人文情怀的家庭伦理制度，打破了“礼不下庶人”的等级观念，意欲构创“士庶通用”的仪礼。朱子《家礼》由此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也是朱子《家礼》能够普及化的根源所在。朱子编撰《家礼》正是出于当时社会对齐家礼仪规范的需要。《家礼》涉及通礼、冠礼、昏(婚)礼、丧礼和祭礼，涵盖了社会交往及日常所用之礼，基本上满足了百姓日常生活所涉及的婚丧喜庆礼仪的实际需求。推行“民间通行之礼”摆脱了庶民在礼乐文化上遭受歧视的境地。“这种作为‘士庶通用’之礼的《家礼》的出现，在思想上与朱熹的人生观有关”,朱子不以家庭出身对人进行阶层划分，而是以“学问”为导向激发人的潜能，不可不谓“人皆可为圣贤”教化思想的体现。朱子《家礼》通过祠堂、墓祭和祭田等建制给予民间仪礼情感的表达以合宜的实践形式。朱子综合宋儒关于家庙的诸多观点而发明士庶通用的“祠堂”,所谓“古之庙制不见于经，且今士庶人之贱亦有所不得为者，故特以祠堂名之”。祠堂为家族礼仪活动提供了专门的场所，此外还有祭田制度的设立，使得家族祭祀等礼仪活动有了一定的物质保障。由此，“报本反始”的文化价值通过家庭伦理建制得以展现。详细而具体的日常礼仪常常具有强大的教化引导力量，使得国家与社会主流的政治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训得以通过礼仪的载体达到对社会百姓的规约。当然，朱子齐家思想的礼学建制更有着不为政治统治范畴所涵盖的文化意涵，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对传统社会个人道德修养的培育、家风族风的塑造以及社会伦理的建构，有力地维护了传统社会的稳定。朱子齐家思想在文化思想方面的意义经由官学的传播，使其同国家政治实现了紧密联合，对后世伦理建构和道德延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也强化了儒家的经世意识。

朱子将理学思想渗透到教化哲学、道德哲学、伦理实践中，实现与日用伦常的互动，彰显了日用与义理的相互补充。朱子齐家思想在表意“事”的“生活世界”和表意“理”的“概念世界”之间建构起双意向的回环路径。这种齐家哲学体系的建构是宋明理学对人存在的基本方式的回应，是儒家理解世界的基本途径，其中的细致内容和相互之间的联系有待更多的研究和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