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性群众文化活动与文化产业建设的关系之我见

引言:

在文化强国战略推进的语境下，公益性群众文化活动与文化产业建设的关系引发持续探讨。公益性活动是文化传承与普及的“毛细血管”，直接关乎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文化产业是文化创新与传播的“动脉系统”，决定着文化发展的活力与竞争力。正确认识二者的辩证关系，是实现文化事业与产业“双效统一”的关键。

一、本质属性：公益性与产业性的辩证统一

1.公益性群众文化活动：文化权益的“底线保障”

公益性群众文化活动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为主要模式，具有非盈利性、普惠性、均等性特征，核心目标是满足群众基本文化需求，筑牢文化发展的社会基础。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通过免费或低收费的文化服务（如图书馆阅读、社区文艺演出、非遗体验课），保障不同群体（尤其是老年人、青少年、农村居民等）的文化参与权，避免“文化鸿沟”加剧。承担文化传承、社会教化、情感凝聚功能。例如，社区组织的端午包粽子活动，既是传统文化的活态传承，也是邻里关系的粘合剂；基层公益电影放映，在丰富农村文化生活的同时，潜移默化传递主流价值观。

2.文化产业建设：文化发展的“活力引擎”

文化产业以市场为导向，通过创意设计、生产制造、传播消费等环节实现文化价值的经济转化，具有商品性、创新性、市场化特征，核心目标是提升文化竞争力，释放文化生产力。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将文化资源转化为可消费的产品与服务（如影视、文创、文旅融合项目），在满足群众多样化文化需求的同时，创造经济价值——2023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超 5 万亿元，占 GDP 比重 4.4% ，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推动文化创新、扩大文化传播、增强文化影响力。例如，国潮文创产品将非遗纹样与现代设计结合，既激活了传统文化 IP，又打开年轻消费市场；网络文学平台通过市场化机制，培育出大量原创内容，成为文化出海的重要载体。

3.辩证关系：非对立而是“共生共荣”

二者的目标具有一致性——均以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区别在于实现路径：公益性活动解决“有没有、能不能”的基础问题，产业建设解决“好不好、精不精”的升级问题。公益活动普及文化知识、培育文化消费习惯，为产业发展提供受众基础。例如，政府主导的非遗公益培训，让更多人了解并喜爱传统技艺，进而催生非遗文创、非遗旅游等产业形态；产业发展反哺公益活动，通过技术创新、资源整合提升公益服务质量。例如，文化企业开发的数字文化平台，为公益文化活动提供线上传播载体，扩大覆盖范围。

二、协同路径：从“并行发展”到“深度融合”

1.资源共享：构建“公益+产业”要素循环

将政府主导的公共文化资源（如非遗项目、红色文化遗址）通过市场化机制转化为产业 IP——例如，陕西“兵马俑”公益展览积累的文化认知，催生了兵马俑主题文创（盲盒、数字藏品）、沉浸式剧场等产业项目，2023 年相关衍生品销售额超 10 亿元：引导文化企业将商业项目中的优质内容反哺公益活动——例如，影视公司将热门 IP 改编为公益宣传片（如《长安三万里》团队制作“唐诗进校园”动画短片），互联网平台开放付费课程给公益组织（如腾讯课堂向社区免费提供设计类课程资源），实现“市场成果全民共享”。公益文化机构与文化企业共建人才基地，培养兼具公益情怀与市场思维的复合型人才——例如，文化馆与文创公司联合开设“非遗创意设计班”，学员既学习传统技艺（公益属性），又掌握市场调研、IP 运营等技能（产业属性），毕业后可同时服务于公益活动策划与产业产品开发；将产业端的数字技术（如 VR、AIGC）引入公益文化场景（如虚拟博物馆、公益文化直播），提升公益活动的体验感；将公益活动中积累的用户需求数据（如群众文化偏好）反馈给企业，指导产业产品研发，形成“技术反哺公益、需求驱动产业”的良性循环。

2.场景融合：打造“公益体验+产业消费”复合空间

博物馆、文化馆在免费开放的基础上，设置文创商店、主题咖啡馆、沉浸式体验区等商业空间，实现“公益参观—文化体验—消费转化”的链条延伸。例如，故宫博物院的“故宫文创店”年销售额超 20 亿元，其产品设计灵感直接来源于公益展览中的文物元素，消费者在参观公益展览后，通过购买文创产品实现文化价值的二次认同；在文创园区、文旅景区规划公益文化功能区（如免费艺术展厅、非遗工坊体验区），吸引群众参与公益活动的同时，带动园区消费。例如，成都“东郊记忆”文创园区内，既有免费开放的工业遗产博物馆（公益属性），又有音乐剧演出、潮玩市集等商业项目（产业属性），游客在体验公益文化后，自然产生餐饮、购物等消费行为，园区年均客流量超 500 万人次，商业转化率达 30%_⋅ 。借助文化企业的平台与流量优势推广公益文化内容——例如，抖音“非遗合伙人”计划通过企业流量扶持，让非遗传承人公益直播的观看量破千万，在传播非遗文化（公益目标）的同时，带动非遗手作产品销量增长（产业效应）。

三、实践挑战与应对策略

1.现实挑战

公益活动重“公平普惠”，产业建设重“效率盈利”，可能导致资源分配冲突（如政府文化预算在公益与产业间的权衡）；公益活动的社会效益难以量化，产业建设的经济效益易被过度关注，导致“重产业轻公益”或“割裂二者联系”的认知偏差；缺乏跨部门、跨领域的统筹协调机构，公益文化机构与文化企业合作常停留在“项目层面”，未形成常态化协同模式。

2.应对策略

通过政策宣导、案例推广，明确二者是“文化发展的不同抓手而非对立选项”，例如宣传“故宫文创”案例——公益展览奠定文化认知，产业开发反哺展览品质，形成良性循环；对公益活动增加“文化消费引导率”“产业资源转化率”等指标（如统计公益非遗培训后参与非遗文创消费的人数占比），对产业项目增设“公益价值贡献率”（如商业演出中公益内容时长占比、文创产品公益主题占比），推动双向赋能；由宣传部门牵头，联合文旅局、工信局、企业协会等成立“文化协同发展中心”，统筹公益活动与产业建设的资源对接、项目策划、成效评估，例如定期发布“公益文化需求清单”与“产业投资机会清单”，促进供需匹配。

结论:

公益性群众文化活动与文化产业建设，本质是文化发展中“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辩证统一，是“保障基本权益”与“激发创新活力”的共生关系。历史经验表明：脱离公益根基的产业建设易沦为“资本游戏”，缺乏产业支撑的公益活动难抵“可持续困境”。唯有将二者有机融合——让公益活动成为产业发展的“文化母体”，让产业建设成为公益升级的“动力引擎”，才能实现文化发展的“破圈”与“提质”。

参考文献:

[1]高宏林.探析新媒体时代群众文化活动创新[J].区域治理，2020(31)：0295-0296.

[2]徐雪玲.论群众文化的社会功能及发展创新[J].文艺生活•中旬刊,2017(09):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