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本华哲学视阈下爱情主题唐传奇的意蕴解读

引言

唐传奇作为唐代文学的标志性成果，在叙事范式与人性探索上实现了对前代志怪小说的突破。其中，《莺莺传》《李娃传》《霍小玉传》等作品堪称典范：它们以跌宕起伏的情节、鲜活的人物形象与复杂的情感纠葛，展现了爱情中的甜蜜与苦涩、忠诚与背叛，其蕴含的人性深度至今仍引人深思。传统研究多从伦理批评、社会历史分析等角度解读这些现象，虽能揭示作品与唐代社会婚恋制度、科举文化的关联，却难以充分解释爱情行为本身的非理性本质。叔本华作为19 世纪德国意志主义哲学的代表，其爱情理论以“种属意志”为核心，将爱情视为超越个体理性的生物本能驱动，这一视角恰好为唐传奇中男女主人公的“反常”行为提供了新的解释框架。

（一）种属意志：爱情的本质驱动力

叔本华在《论爱情与欲望》中提出，爱情的本质是“种属意志”对个体的支配。他认为，种属（即人类群体）为延续自身并优化后代，会通过本能冲动驱动个体寻找“在生物学意义上最适合繁衍后代”的异性，这种冲动不受个体理性与道德约束，甚至会迫使个体牺牲自身利益以完成种属使命。这一理论为解读唐传奇中男女主人公的“反常”行为提供了关键钥匙。

《霍小玉传》中，霍小玉与李益的相遇与结合，深刻体现了种属意志对个体的支配。霍小玉“资质秾艳，一生未见，高情逸态，事事过人”，其美貌与才情代表了种属对“优质母性基因”的选择；李益“年二十，以进士擢第”，年少成名，象征着健康而优秀的父性基因。二人的结合在生物学意义上符合种属对“优秀后代”的选择标准，因此种属意志以强烈的本能冲动推动他们走向彼此——霍小玉“低鬟微笑”的娇羞让李益写下了“粉骨碎身，誓不相舍”的誓言，这种近乎盲目的痴迷正是种属意志强度的体现。

值得注意的是，种属意志的驱动具有“阶段性”：当肉体结合完成种属使命（即繁衍可能性的实现）后，其力量会逐渐消退，个体理性与现实考量将重新占据主导。这正是李益后期“始乱终弃”的深层原因。文本中，李益在与霍小玉相处“逾年”后，收到“母书”催促其归家娶亲，此时种属意志的冲动已减弱，而个体对仕途与社会地位的理性考量开始凸显，最终选择抛弃霍小玉。这种行为虽违背道德，却契合叔本华“爱情是种属意志对个体的欺骗”的论断：个体以为自己在追求爱情，实则只是种属延续的工具。

《李娃传》中荥阳生对李娃的痴迷更具典型性。身为“荥阳公之子”，荥阳生本应遵循门阀制度下的婚姻规范，却在初见李娃时“不觉停骖久之，徘徊不能去”，甚至“屏迹戢身，不复与亲知相闻”，耗尽资财亦在所不惜。这种对个体社会身份与生存理性的彻底颠覆，正是种属意志压制个体理性的极端表现——李娃的“妖姿要妙，绝代未有”满足了种属对“优质配偶”的需求，驱动荥阳生不顾一切追求。

（二）爱情的错觉性：从痴迷到疏离

叔本华认为，爱情中的“完美感”是种属意志制造的错觉。个体在种属意志的驱动下，会将对方的优点无限放大，甚至将自身对理想配偶的想象投射到对方身上，从而产生“非他她不可”的执念；这种错觉随种属使命完成而逐渐消散，个体终将回归对现实利益的考量。唐传奇中爱情的“从浓到淡”“从痴迷到疏离”，恰是这一过程的生动写照。

《莺莺传》中张生对崔莺莺的情感变化最为典型。初见时，张生被莺莺“颜色艳异，光辉动人”吸引，感叹“昨日一席间，几不自持”，此时的崔莺莺在他眼中是完美无缺的“神仙中人”——这种“完美感”正是种属意志制造的错觉。然而，当二人结合后，种属意志的使命初步完成，错觉逐渐消散，张生开始以理性视角审视崔莺莺：他看到她“贞慎自保”与“自荐枕席”的矛盾，更担忧这段关系对仕途的阻碍，最终以“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为由逃离。这种转变印证了叔本华的观点：爱情的“美好”是种属意志的伪装，当错觉消散，个体便会回归现实考量。

值得注意的是，女性在爱情错觉中的表现往往更为持久。《霍小玉传》中，霍小玉明知李益可能变心，只要求对方相爱数年，之后便“舍弃人事，剪发披缁”，甚至在李益违约后，仍“日夜涕泣、都忘寝食”；《莺莺传》中崔莺莺被抛弃后，虽感慨“命也如此，知复何言”，却始终未直接怨怼。这并非女性“软弱”，而是种属意志在女性身上的体现更强——女性作为后代孕育者，种属对其“忠诚”的要求更高（以确保后代得到哺育），因此爱情错觉的消退更为缓慢。

这种性别差异在唐传奇中形成了鲜明对比：男性的情感往往随种属使命完成而迅速冷却（如李益、张生），女性则多陷入长期的情感执念（如霍小玉、崔莺莺）。这种差异本质上是种属意志对不同性别“功能定位”的体现——男性的核心功能是“播种”，女性的核心功能是“孕育”，因此种属意志对女性“情感稳定性”的要求更高。

（三）“女人是什么”：《莺莺传》的特殊争议与性别权力关系

叔本华在《论女人》中提出“女性通过征服男性间接控制世界”的观点，认为女性虽在体力与理性上弱于男性，却能通过激发男性的爱欲实现对其意志的支配。这一视角为解读《莺莺传》中张生称崔莺莺为“妖孽”提供了新的维度：张生的指责表面是对莺莺“诱惑”的批判，实则暗含对女性通过爱情影响男性意志的恐惧。

崔莺莺的行为充满矛盾：她既“贞慎自保”，拒绝张生的初期追求；又在月夜“自荐枕席”，突破礼教束缚；既对张生深情，在分别时“垂泪而言曰：‘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又在被抛弃后“不复以一书一信相及”，保持最后的尊严。这种矛盾恰是女性在种属意志与个体理性间的挣扎：“自荐枕席”是种属意志驱动的配偶选择，“贞慎自保”与后期的沉默则是道德理性对个体尊严的维护。

张生将崔莺莺斥为“妖孽”，本质是个体理性（对仕途的执念）对种属意志的反抗。当种属意志驱动他痴迷于莺莺时，他的理性被压制；当他试图回归仕途轨道时，便需要将自己的“失控”归咎于外部因素——将崔莺莺定义为“诱惑者”，既能合理化自己的背叛，又能消解内心的道德焦虑。这种心理机制在叔本华看来，是“个体意志对种属意志的报复”：个体在被种属意志支配后，会通过否定对方的价值来重新夺回对自我的控制权。

结论

本文以叔本华哲学理论解读爱情主题唐传奇，发现其作品中男女主人公的行为可通过种属意志论得到合理阐释：爱情本质上是种属意志对个体的支配，其非理性特征源于生物本能对理性的超越；而爱情中的“从痴迷到疏离”，则是种属意志阶段性使命完成后的必然结果。叔本华的文学理念论与唐传奇的艺术实践形成跨文化呼应，证明了优秀文学作品对“人类共通本质”的永恒探索。

参考文献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年。

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石冲白译，商务印书馆，1982 年。

叔本华：《论爱情与欲望》，范进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 年。

程毅中：《唐代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年。

汪辟疆：《唐人小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