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下群众文化管理模式创新研究

一、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与群众文化管理的内涵关联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以满足公民基本文化需求为目标，由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形成的公共文化设施、文化产品、文化服务及相关制度的总和。群众文化管理作为其核心环节，承担着统筹文化资源、组织文化活动、引导文化消费的重要职能，二者呈现“体系为骨、管理为脉”的紧密关联。

从职能定位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群众文化管理提供制度框架与资源支撑，而群众文化管理的效能直接决定体系落地的质量。例如，基层文化站的建设属于体系范畴，而如何通过文化站组织广场舞大赛、书画培训班等活动，则属于群众文化管理的内容。当前，随着公众文化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传统管理模式中“重供给、轻需求”“重行政、轻参与”的问题逐渐凸显，创新管理模式成为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必然要求。

二、群众文化管理模式的现状与问题

（一）管理主体单一，社会参与不足

当前群众文化管理仍以政府主导为主，社会组织、企业等多元主体参与度较低。以社区文化活动为例，多数活动由街道办事处或居委会直接策划，居民多处于被动参与状态。这种“政府包办”模式不仅加重了行政负担，还因缺乏针对性导致活动吸引力不足。例如，部分社区统一组织的戏曲晚会，因年轻人参与意愿低，常出现“台上热闹、台下冷清”的现象。

（二）服务供给同质化，精准度欠缺

受“自上而下”管理思维影响，群众文化服务供给存在明显的同质化倾向。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等场所的活动内容多集中于传统讲座、展览，未能充分考虑不同群体的需求差异。数据显示，城市青少年对电竞、动漫等新兴文化形式需求强烈，但相关服务在公共文化供给中占比不足 10% ；农村地区则对农业技术培训、乡土文化活动需求迫切，却常面临资源短缺问题。

（三）数字化水平低，管理效率不高

在数字化时代，群众文化管理的技术应用仍显滞后。部分基层文化单位尚未建立线上服务平台，活动报名、意见反馈等仍依赖线下方式；已建成的数字化平台也存在功能单一、数据割裂等问题，难以实现“供需精准对接”。例如，一些地区的“文化云”平台仅能发布活动信息，无法根据用户浏览数据分析需求偏好，导致资源浪费。

三、群众文化管理模式创新的路径探索

（一）构建多元协同管理机制

打破政府单一管理模式，建立“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群众自治”的协同机制。

政府层面：转变职能，从“直接承办”转为“政策支持 监督评估”，通过购买服务、设立文化基金等方式吸引社会力量参与。例如，深圳市通过“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采购目录”，将社区文化活动策划、非遗传承等项目外包给专业社会组织，年均节省行政成本 30% 以上。社会层面：鼓励企业、公益组织发挥优势，提供特色服务。如互联网企业可利用技术优势搭建文化服务平台，文创企业可开发地域文化IP 衍生品，丰富文化供给形式。群众层面：推动成立文化自治组织，如社区文化理事会、广场舞协会等，让群众自主策划活动。江苏省某社区由居民自发组建的“文化议事会”，每年自主组织邻里节、亲子运动会等活动 20 余场，参与率较以往提升 60% 。

（二）推行精准化服务管理模式

以需求为导向，实现“供给侧”与“需求侧”的精准匹配。建立需求调研机制：通过线上问卷、线下座谈会等方式，定期收集不同群体的文化需求。例如，上海市某区文化馆每月开展“文化需求大走访”，针对老年人、青少年、外来务工人员等群体分别建立需求档案，据此设计“银发课堂”“青春文化季”等特色活动。

推进服务分层分类：在农村地区，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开展农民运动会、非遗进校园等活动；在城市社区，针对青少年增设电竞嘉年华、脱口秀开放麦等项目；针对特殊群体，提供手语电影、无障碍阅读等个性化服务。

引入“菜单式”服务：群众通过线上平台自主选择所需服务，由文化单位“接单配送”。四川省推行的“文化惠民菜单”，涵盖演出、培训、展览等12 类服务，群众可在线点单，2023 年服务满意度达 92% 。

（三）深化数字化管理转型

利用信息技术提升管理效能，构建“智慧文化”管理体系。搭建一体化数字平台：整合文化场馆、活动信息、用户数据等资源，实现“一站式”服务。例如，杭州市“钱江潮文化云”平台集活动预约、课程学习、文化消费于一体，用户可通过大数据分析获得个性化推荐，平台上线两年累计服务超 500 万人次。运用新技术优化管理：通过物联网技术实现文化场馆智能安防、设备远程监控；利用人工智能分析用户行为数据，预测需求趋势。如北京市某图书馆通过AI 算法分析借阅数据，提前采购热门书籍，借阅率提升 25% 。拓展线上文化空间：开发虚拟文化馆、线上非遗展厅等，打破时空限制。疫情期间，全国各级文化馆推出线上活动超 10 万场，参与人次突破 50 亿，成为群众文化服务的重要补充。

四、创新模式的保障措施

（一）完善政策法规

为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应加快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多元协同的供给体系。首要任务是制定《公共文化服务管理办法》，以法规形式厘清政府、市场、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的权责边界：政府承担保基本、兜底线的核心责任，负责规划制定、资源配置与监管考核；市场主体发挥专业优势，参与文化设施运营、产品研发与服务供给；社会组织则扎根基层，精准对接群众需求，开展差异化文化服务。同时，需完善激励政策，出台税收优惠、场地支持、金融扶持等组合措施，降低社会力量参与门槛。

（二）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为夯实公共文化服务人才基础，应构建“专业人才 ^⋅+ 志愿者”协同发力的人才体系。一方面，通过公开招聘和定向引进，吸纳文化管理、数字技术、创意策划等领域的专业人才，优化队伍结构，提升服务专业化水平；另一方面，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建立常态化文化志愿者招募与培训机制，鼓励退休教师、文艺爱好者、大学生等群体参与基层文化服务。

（三）健全评估监督机制

建立以群众满意度为核心的评估体系，引入第三方机构进行绩效评估；开通线上投诉渠道，及时回应群众诉求。例如，广东省将文化服务满意度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权重占比达 15% ，推动服务质量持续提升。

五、结论

群众文化管理模式创新是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关键举措，需要从主体协同、服务精准、技术赋能三个维度突破传统管理的局限。通过构建多元参与机制、推行需求导向的服务模式、深化数字化转型，既能提升群众文化服务的质量与效率，也能激发社会文化活力，为文化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未来，随着社会治理水平的提升和技术的不断发展，群众文化管理模式将朝着更开放、更智能、更贴近群众需求的方向持续演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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