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政党制度对我国政治协商制度的教训与思考
秦海善
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530004
摘要:自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中国人民选择了一条与当时的苏联不同的民主道路,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政治协商制度。中国的党制军制都受到苏联制度的极大影响,但中国特殊的革命历史引导中国走上了不同于苏联的政党制度道路。其中主要是一党制、多党制的问题,苏联最后的道路失败对我国今日的政党制度依然有着教训和警醒作用。
关键词:人民民主道路;政治协商;政党制度;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
对于无产阶级政党,从建立到夺取政权,再到如何建设自身从而建设好国家,是一个不断实践探索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毫无疑问,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国家都会首要考虑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但马克思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诞生之初,可供参考的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实例,并不多,最主要来源则是巴黎公社。
苏联早期政党制度建设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并非完全的实行一党制,相反的,苏维埃政权对当时苏联国内的孟什维克、立宪民主党等都有过合作的意向和探索。“无产阶级决不应该把其他阶级和政党看作‘反动的一帮’,恰恰相反, 它应该参加整个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 应该支持进步阶级和进步政党去反对反动阶级和反动政党”。1布尔什维克党和孟什维克人士虽然都脱胎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共同目标都是实现社会主义,但在对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上两党有着较大的分歧。孟什维克主张的先建立资产阶级政府,与布尔什维克的直接由无产阶级专政、实现武装夺取政权的主张似乎水火不容。但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的三月会议中,还是批准了与孟什维克进行联合的协商。1917年12月, 由于克伦斯基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军事反扑企图扼杀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一些进步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开始同布尔什维克党合作, 并在联合政府共同促进两党的联合。
我国的革命道路现实情况与苏俄不同,所以早期的政党格局也不一样。从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始,中国共产党和早期国民党的关系十分密切,在国共合作时期双方都有共同的敌人,可以同仇敌忾,一致对外。这也和苏俄的“东方路线”有很大的关系。苏俄在积极进行国内苏维埃政权建设和对方抵御资本主义政府反扑的同时,也在各落后国家,尤其是东方国家寻求可能的盟友和可能的支持。在经过多方考察,苏俄并没选择奉系、直系、皖系等军阀作为其合作的对象,相反的苏俄将目光投向了以“三民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广州政府上。苏俄“东方路线”的推行,是要引导中国革命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部分,但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治力量还过于弱小,甚至无自身的武装力量,共产党员只能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国民党。但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部也发挥着相当程度的作用,甚至有些担任要职。可以看出,我国从近代开始,各个政党就都为救亡图存的共同目标进行奋斗,之间并没有什么血海深仇,这也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我国能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的基础。
而同时期的苏联却由多党合作彻底转向了“一党制”,正是当时苏共的多党合作和统一战线工作筹备并未充足。但苏联“一党制”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化,深刻的影响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建设。列宁“总的领导”思想认为,党的任务是对所有国家机关实行总的领导。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制度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且决不能改变的原则,党的领导是“最高层次”的领导形式。这和我国在建国后加强党的领导的做法可以说是如出一辙。建国初我国面临着复杂的形势和国内外多方势力的挤压,这种情况下非常需要一个强力的领导集体,凝聚全国之力以抗外敌,我党则当仁不让的成为了这个领导核心。
革命战争时期对权力集中的要求和和平建设时期不可同日而语,但尽管如此,在我国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还是在对民主党派的统一战线工作上做出了极大努力。与国民党对进步人士的迫害不同,我党与各民主党派为了国家的和平和发展站在了同一条战线上。1946 年 2 月,国民党特务捣乱民主党派集会,打伤郭沫若、马寅初等民主党派人士几十人,造成“较场口血案”;同年 7 月,国民党特务先后对民主同盟关键人物闻一多、李公朴进行了暗杀谋害;1947 年 11 月,民盟被迫解散,各民主党派人士遭到了国民党的极力迫害。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的方案,得到了黄炎培等民主党派人士的竭力支持。“谁要发动内战, 谁就是全国的公敌。”民主党派人士的大声疾呼是对此最好的证明。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是坚定站在了爱国进步人士的一边。这从各民主党派的选择中可以看出来,解放战争时期大部分民主党派人士都自觉倒向了中国共产党,加入了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独裁,反对内战的统一战线。
民主党派最初有着独立的政治诉求,想要在中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实以及一些历史原因,各民主党派的主要组成力量——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势力在当时的中国过于弱小,并且没有军队,同时受到国民党买办政权和帝国主义势力的压迫,但由于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又不敢彻底与压迫他们自身的“三座大山”彻底决裂。使之倒向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种必然。在国共两党的对立和斗争下,民主党派只能在共产党或国民党两者之间选择自己的出路。最终,民盟的解散,使得民主党派中最为软弱和妥协的机会主义者,即“中间派”不得不战队,倒向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群众为主体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大潮中。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道路无法实现,蒋介石独裁政府的初心与之相悖,民主党派并没有斗争的军事力量使之站在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一侧,同时也使之保存了基本力量,为建国后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提供了基础。
苏联早期的从“多党制”到“一党制”的转变,有一些经验和教训值得我国参考学习。首先,无论一党或者“多党制”,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去支撑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毋庸置疑的。强大的领导核心才有强大的凝聚力,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才能一致对外,能有效地集中和调配资源; 能够有效地避免政党之间的斗争, 保证社会稳定, 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其次,强有力的政党也需要监督和制约,没有监督和制约的党容易造成一家独大,“一言堂”,“偏听则暗”。以一个强有力的无产阶级政党去领导,并团结其他民主党派人士,这就是我党建立政权时期对民主道路探索的成果,也是当时党领导集体的智慧结晶。
斯大林时期政党建设的经验和教训
如果说列宁是苏维埃政权的缔造者,那斯大林就是那个承上启下的关键性人物。斯大林在列宁之后以强硬的手腕接过了苏维埃政权的接力棒,并打赢了苏联的卫国战争,并极大的强化了无产阶级专政。但是斯大林的这种强化,是带有一些副作用的。斯大林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列宁的党政理论,对无产阶级专政、保持苏共的权威力和核心力方面甚至超越前者,但在关于党的民主与集中的问题,党的纪律与自由的问题,以及党内外意识统一的问题上,斯大林与列宁的观念并未达成一致——甚至摒弃了一些列宁时代极为先进且重要的东西。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中提及到,“党是无产阶级意志的统一......统一的意志是统一行动的保障,铁的纪律才能使党变得强有力;党是靠清洗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而巩固起来的。”2战争时期的严格管控放在和平时期,对于当时的苏维埃政权来说适用性大打折扣。而过分强调纪律忽视了民主,对党政的权力把控过于集中,给苏维埃政权带来了严重的后果。甚至有许多的重大问题的决策都是在斯大林个人的餐桌上定夺,国家党政要务和组织人事都由他个人决定,这与列宁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发扬民主作风精神严重不符。列宁对个人崇拜、独断专行的行为从来都是嫉恶如仇,斯大林的“餐桌决策”就违反了发扬党内民主的精神。这也导致斯大林时期个人崇拜盛行,党代表大会也逐步处于被架空状态。党代表大会形同虚设,竟然达到了令人无法想象的地步,从最初的时隔二、三年召开一次,直至十八大和十九大之间的十三年之久,对党代表大会召开的忽视,是对民主的漠视和对个人崇拜的放任和容忍,甚至不如斯大林本人的餐桌。尽管其中有着为国战争原因的影响,但这丝毫不应该是以个人独断代替民主的借口。
一个充斥着严苛纪律、清洗、个人崇拜的政党,是很难有活力的。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掉入这样一个陷阱之中。1949年9月举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甚至代行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责(直到1954年)。“凡对于这个革命统一战线的巩固工作有所贡献者,我们就欢迎他,他就是正确的”3可见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从不是泾渭分明,各为其主。各民主党派也是积极参政议政,发挥自身作用。
戈尔巴乔夫“多党制”改革的教训
1988年6月28日 ,苏共召开第19次代表会议 , 把经济改革中遇到的阻力认定为政治体制的不适应,将经济体制改革转向全面的政治体制改革。此后戈尔巴乔夫开始鼓吹所谓的“多党制”,“人道的社会主义”,“民主的社会主义”等等,直到1989年11月的《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开始动摇苏维埃坚持的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多党制”也同时提上了日程。
“多党制”已经逐渐成为苏共“不得不”进行的选择,苏联在长期个人崇拜和独断的盛行下,党内的一些民主纲领派人士要求的党政改革已经被推上了风口浪尖。4被历史的和现实的选择推向此处的苏共领导人开始进行了艰难的抉择,一方面是许诺的“民主”,另一方面是自身政权的牢固。
随后而来的便是改革的阵痛以及剧烈的政局动乱。直至1991年圣诞节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解体,这场改革的丑剧才逐渐收场。社会主义阵营“老大哥”的倒台给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带来了一系列的后遗症,许多人因此怀疑自己的理想、立场。戈尔巴乔夫的政治体制改革有许多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应该加以重视,时刻警醒。
首先,必须厘清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改革的关系。经济发展上遇到阻力,可以对上层建筑动刀子,但并不是毫无保留的推翻现有制度。必须要从历史和实践的逻辑上实事求是的对现有体制进行改革。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是十分猛烈且显著的,关系到国家和政权的直接安全与社会的稳定。没有这些前提的存在,经济发展只能是空中花园。
其次,改革必须确保无产阶级专政领导核心的绝对领导。戈尔巴乔夫改革从最初的“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到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苏联的人民代表大会的全民直选居然走向了苏共的对立面,成为清算苏共的开始。失去了领导核心的权威,改革就无从谈起,也就失去了进行改革的力量。
最后,政治体制改革应遵循循序渐进原则,不可犯轻敌冒进的错误。上层建筑必须与经济基础的状况进行适应,否则就是脱离了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中国建国时期的历史现实决定了中国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站在统一战线的状况。尽管建国后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但始终没有动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协商制度。
经验与总结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的有机结合。5坚持党的领导无疑是以协商民主推进统一战线之根本。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必须要做到掌握全局,引领正确的方向,摆正政治站位。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要求,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要求,是中国革命历史和实践的选择。坚持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6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革命而奋斗,为共同的远大理想而奋斗,是一个政党应有的基本素养。民主党派人士大多出身于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同广大无产阶级工农群众一样都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尽管有着相当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但仍然是中国共产党团结的优质对象。民主党派人士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做出了相当的贡献,有相当人数的进步人士像共产党人一样为革命献出了生命。统一战线是党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是听党指挥的统一战线,而不是各自为政、各自为战的松散联盟。协商民主是民主道路的现实形式,实现协商民主就是要充分调动党内外人士的主动性,充分发挥主人翁意识,积极畅所欲言、建言献策,做到敢说话,说真话;做到言之有理、言之有据、言之有信、言之有用。协商民主也是集中的民主,既要民主又要集中,既不能“一言堂”,也不能“各圆其说”,而是民主的给出意见并集中的进行决策并坚决的执行。
苏联的“多党制”到“一党制”的转变,再到“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失败,最后引进“多党制”改革导致苏联崩溃,其中有十分值得我们重视的。首要的是,无论“多党制”或者“一党制”,社会主义国家都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否则就是走了歪路、邪路。无论经济体制改革如何进行都不能把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根本动摇,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次,社会主义阵营必须团结可以争取的力量,使之成为无产阶级亲密的盟友,而不是为帝国主义做爪牙。坚持无产阶级当家作主的同时,听取社会各界的声音总是必要的,“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听取社会各界的积极建言献策可以防止“一言堂”的发生,也是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的发展践行。最后,无论是何种政党制度,都需要正确、适宜的机制进行制约和监督。不仅要政协进行民主监督,党内也要进行自我监督、自我革命的随时对症下药。实行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的有机结合,正是对前人民主道路探索的智慧成果,是经得起历史、实践考验的当代良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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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运用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主要是,以实践为基础的研究方法。本文对政党制度的描写,都来自苏联、中国进行政治政党体制建设的实践,从实践中不断总结出来的经验。
科学的理论是实践经验的概况和总结,每个当时的实践都是建立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苏联早期的一党制是革命战争的需要,当时苏联的党内外形势极为严重,后续又经历的卫国战争,军事上的强硬需要极强的权威政权保证,所以苏联并没有多党制的土壤。这种历史的惯性和僵化的体制一直持续到戈尔巴乔夫改革,导致苏联无法接受多党制带来的压力,走上了解体的道路。
实践得出的科学理论也要用于指导实践,中国早期的国共两党之间关系是十分密切的,为了共同目标努力。尽管在反动派蒋介石的带领下与中共反目成仇,但是中国还是探索出了一条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协商制度。中国的民主党派也是为了中国的繁荣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所以中共选择和各民主党派站在了统一战线。
实践中得到的理论也要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今后也将应该不断结合实践探索科学的理论。
1《列宁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3毛 泽 东 文 集: 第 6 卷 [ M]. 北 京: 人 民 出 版社,1999.题,2011,(01):3-21
5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6《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