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督的收藏：端方与晚清展示文化

端方（1861－1911），字午桥，满洲正白旗人，光绪八年（1882）中举，与那桐、荣庆被誉为晚清“旗人三才子”。端方出生于晚清咸丰十一年（1861）的官宦世家，自幼对收藏金石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在陕西任职期间，端方大力搜集收藏青铜器，每有所得，不仅热情召集幕客朋友一同赏玩，还将所藏著录成书以便留存后世。端方作为晚清重要人物，以独特的文化理念和实践，在博物馆建设、文物展览、文化教育等方面均有创新，形成了独特的展示文化。

一、端方其人与金石收藏

端方出生于官宦世家，家境优渥又仕途顺遂，曾任工部员外郎、湖北巡抚、两江总督等职，官至直隶总督。长期担任地方大员的经历，为其持续保持金石收藏喜好提供了重要条件。作为晚清著名藏家，端方收藏的金石品类多，规模大且独具特色。结合端方个人经历，其收藏经历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萌芽期时期：光绪八年（1882）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

光绪八年（1882），年仅二十一岁的端方参加科举中举人，之后因为丁忧赋闲在家。一直到光绪十五年（1889），端方才被重新启用，并历任工部员外郎、工部郎中、直隶霸昌道等官职。光绪二十四年（1898），清政府戊戌变法期间，端方曾负责开办农工商总局，办理新政。这一时期，端方主要活动范围在直隶与京师一带，常在公务之余至北京琉璃厂搜罗碑帖版刻与宋明拓本，并结识了盛昱、王懿荣以及李葆恂等金石鉴赏名家大家，初步开启金石收藏活动。

（二）兴盛时期：光绪二十四年（1898）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变法失败，端方在直隶总督荣禄的庇护下离开北京，先后出任陕西按察使、布政使、护理陕西巡抚等职务。陕西当时常有大量金石出土，并在市场流通。于是，端方此时大规模地搜集青铜器与碑碣。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当端方的下属与远近古董商了解其喜好后，源源将当地出土的金石股东大量送来，不断充实收藏。光绪二十七年（1901），端方被调离陕西后，历任湖北巡抚、湖广总督、两江总督等官职。与此同时，端方不仅继续收集金石碑版，还结交缪荃荪、杨守敬、张祖翼、杨寿昌、黄绍箕、郑孝胥等鉴赏名流群体。这一时期，端方收藏的各种金石已多达七百余种，并且多为精品。

（三）成熟时期：光绪三十四年（1908）至宣统三年（1911）

光绪三十四年（1908），端方在担任两江总督时将其所有的收藏分别整理，并编著成《匋斋吉金录》一书。翌年（1909），端方曾出任直隶总督，不久罢官赋闲在家。这段时间，端方致力于审校《匋斋藏石记》，并于宣统元年（1910）将该书出版。两部书的刊行，既记录保存下了端方收藏的各种青铜器与碑刻藏品，也承载了晚清金石收藏研究的各项成果。

二、端方金石收藏著录特色

端方在金石收藏领域的卓越成就，记载在了其精心编撰的著录《匋斋吉金录》与《匋斋藏石记》之中。这两部著作不仅是端方个人收藏成果的汇总，更在金石学研究领域树立了新的标杆，展现了独特的学术特色与文化价值。

（一）《匋斋吉金录》：青铜瑰宝的系统呈现

《匋斋吉金录》是端方对其所藏青铜器进行详细记录的重要著作。端方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对每一件青铜器的形态、纹饰、铭文等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观察与描绘。他运用了当时较为成熟的拓印技术，将青铜器上的铭文、纹饰等关键信息精准地拓印下来，使读者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这些古代器物的魅力。在著录中，端方不仅满足于对器物外观的描述，更深入探究其历史背景与文化内涵，结合文献资料对青铜器的年代、用途等进行考据，为每一件藏品赋予了鲜活的生命力，使它们从冰冷的金属物件转化为承载着深厚历史信息的文化载体。

（二）《匋斋藏石记》：碑刻艺术的精妙演绎

《匋斋藏石记》收录了端方所藏的碑刻珍品。端方在整理碑刻时，注重拓片的质量与呈现效果，他所藏的拓片往往能够精准地还原碑刻的原貌，甚至连细微的磨损痕迹清晰可见，为金石学研究提供了极为可靠的资料。在对碑刻的著录中，端方展现了其深厚的书法功底与艺术鉴赏力，对碑刻上的书体风格、刀法技巧等进行了深入分析。他不仅关注碑刻的艺术价值，还从历史、文学等多个角度对其进行解读，挖掘出碑刻背后所蕴含的社会、政治、文化等多方面信息，使《匋斋藏石记》成为一部融合了艺术欣赏与学术研究的综合性著作。

（三）独特的装帧与传播理念

值得关注的是，这两部著录在装帧形式上同样独具匠心。端方借鉴了西方的装帧技术，采用了更为坚固、美观的装订方式，使书籍不仅便于保存与翻阅，更在视觉上给人以美的享受。他深知文化传播的重要性，除了精心编撰著录外，还积极通过各种渠道将其出版发行，使这些珍贵的金石资料能够广泛传播。端方的著录成为了当时及后世学者研究金石学、了解古代文化的重要参考资料，为金石学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端方与晚清展示文化

光绪三十一年（1905），晚清政府为预备立宪组织大臣出国考察。端方与戴鸿慈一路经由日本前往美、德、英、法、俄以及欧洲各国。在戴鸿慈的《出使九国日记》中，端方与戴鸿慈一行人除了关注各国政体与社会、经济相关机构之外，也参观了博物院、美术院、图书馆以及展览会等公共文化设施。在参观之余，端方与戴鸿慈等一行人还对外国设立公共文化机构的章程、运行方式、展览管理进行了详细了解，对文化设施与国民知识的联系有了新的认识。

经过此次出洋考察，端方开始将尝试在国内设立博物馆，并开始鼓励组织工商博览会这类展示活动。光绪三十四年（1908），端方任两江总督期间，报请设立官办国际性博览会——南洋劝业会。该会经过一段时间筹备后于南京正式开幕，会址占地 700余亩。开幕期间，南洋劝业会吸引了全国有 22 个行省和欧美、东南亚国家纷纷参加设馆，端方将一部分金石藏品送至南洋劝业会教育馆展出。作为中国举办的第一次世界博览会，该会在历时达半年的时间中吸引了中外 30 多万人参观，取得了很大的影响。

宣统元年（1909）年，端方曾在北京琉璃厂海王村筹设陶斋博物馆，翌年开工修筑馆舍，并向外界征集展品。宣统三年（1911）春，博物馆建筑初成，藏品主要为端方私人收藏的书画、瓷器和金石等藏品。此时，博物馆虽然没有对社会公众开放，但已举办过多次雅集。社会名流赵尔巽、荣庆、刘师培、郑孝胥等人都曾受邀到博物馆中参观。当年 6 月，该馆因创办人端方离开京师出任汉川汉铁路督办搁置，继而又因端方逝世彻底停办。作为国内最早的私人博物馆，该馆的出现呈现出收藏传统向现代艺术品收藏机制转型的发展趋势。

端方在推动开展各种展示活动之外，组织幕宾整理的金石题跋、目录，对藏品进行考证，同样推动了晚清展示文化的发展。与以往金石碑帖等题跋目录不同的是，端方的《吉金录》和《藏石记》皆是有真正的实物为依据，更加准确。在内容上，端方编辑的《吉金录》已与博物馆陈列时的展品标签十分接近。书中不仅记录了各种器物的形态，还编辑有考察、鉴定藏品的年底、大小、用途等信息，致力于恢复藏品作为器物的本质与原初状态。因此，端方的金石著录可以说既有承继中国传统器物学的部份，也受到了西方展示文化的影响。端方的展示文化，即面向为士大夫和收藏家，也面向一般大众，受众更加广泛。

四、结论

《端方与晚清展示文化》深入探讨了端方在晚清时期对展示文化的贡献和影响。端方作为晚清时期的重要人物，以其独特的文化理念和实践，推动了中国展示文化的发展。端方能够成为晚清著名金石藏家的原因，既离不开其独特的兴趣爱好和官宦背景，也离不开晚清时期的学术背景。由于考据学的兴盛，使得金石学相应而起成为显学，为端方的收藏提供了有利条件。端方担任地方督抚大员时，对当地出土的文物尤为留意，又注意结交鉴赏名家。其所交往的杨守敬、李葆恂、缪荃孙、张祖翼等鉴赏名士为端方之后组织的藏品编目、考订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另外，端方在在出国考察宪政时期，观摩欧美各国的博物馆、图书馆以及展览会等文化机构后，对展品收藏与展示活动又有了新的认识。于是，端方在回国后积极筹建私人博物馆，鼓励创办展览会，试图将个人收藏转化为公共文化资产。这些开创性的举措在当时具有重要意义，不仅推动了中国早期博物馆的建立，还推动展览和教育活动，致力于将博物馆、图书馆成为普及知识、提升国民素质的重要场所。这种将文化与教育相结合的方式，不仅丰富了参观者的文化生活，也为后世的文化传播提供了宝贵经验。

总之，端方的文化展示理念和活动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理念上来所，端方的收藏理念具有鲜明的突破性与革新性。他不仅关注藏品本身，更重视通过出版、展览等方式使文物得以保存、传播。从活动上来说，他的收藏活动融合了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为金石学的传承与发展注入了新活力。其通过博物馆和展览，致力于将文化知识普及到更广泛的民众中，促进了社会的文化觉醒和进步。这种以文化为媒介，推动社会变革的理念，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意义，对今天的文化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作者简介：唐浩，男，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