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形式结构到情感体验的整合路径探究
傅欢璐
杭州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浙江杭州 311121
1. 符号学理论基础与情感缺失的根源
符号学对艺术的分析植根于索绪尔与皮尔斯的理论体系。索绪尔构建的“能指 - 所指”二元结构,将符号定义为形式与概念的任意性联结,这种结构主义视角强调符号系统的共时性规则。例如,交通灯“红灯”的“禁止通行”意义并非源于颜色本身,而是社会约定的符号规则。当这一逻辑被延伸至艺术分析时,必然导致对情感体验的排斥——如分析广告图像中“钻石 - 永恒”的符号链时,侧重的是符号间的逻辑关联而非观者对“永恒”的情感共鸣。皮尔斯的符号三分法(象征、图像、表征)也有这样的倾向。皮尔斯虽拓展了符号指涉维度,却仍将情感视为符号解码的“附带产物”,书中以“停车红灯”为例,其作为象征符号的规则性、图像符号的物理属性、表征符号的因果联想,均围绕逻辑关联展开,而观者面对红灯时可能产生的焦虑或警觉等情感,被排除在符号分析的核心框架之外。
这种理论盲区的根源在于结构主义的“去主体化”倾向。索绪尔学派将符号系统视为独立于主体的“客观结构”,认为个体情感会干扰分析的科学性,如分析德穆思《两个小便的水手》时,传统符号学仅关注“同性色情”的符号建构,却忽视观者面对暴露场景时的羞耻或戏谑等情感投射。皮尔斯的“解释项”概念虽涉及阐释过程,却将情感体验归为“非逻辑阐释”。戈雅《Saturn DevouringHis Son(萨图恩吞食其子)》中,符号学传统分析聚焦于“吞噬”母题的神话符号与视觉结构,却难以容纳观者面对血腥场景时的生理恐惧。此外,20 世纪艺术史的“科学化”转向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倾向,书中提及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虽强调文化语境,却将情感视为“主观体验”,主张以“客观符号解码”取代情感阐释。
2. 情感介入符号学分析的路径建构
情感介入符号学分析的路径建构需打破传统符号学的结构主义桎梏,从符号生成、阐释过程与社会语境三个维度重构理论框架。在符号生成层面,可将情感视为“二级所指”纳入索绪尔的能指 -所指结构,即在基础符号逻辑之上构建情感性的意义层级——如书中第二章所述的“玫瑰 - 浪漫”符号链,其“浪漫”所指不仅是文化约定的概念,更包含爱慕、温柔等情感体验,这种情感所指需通过“情感符码”的社会建构得以确立,例如红色在传统符号学中作为“警示”能指,在艺术语境中可延伸出“激情”“暴力”等情感维度,形成符号的多重意指系统。
在符号学与艺术分析中,需动态化皮尔斯 “解释项” 概念,将情感共鸣视作符号意义的必要构成。皮尔斯认为解释项是符号引发的概念。接受理论进一步指出,卡拉瓦乔《以马忤斯的晚餐》的神圣感需靠情感投射完成意义再生产,德穆思《两个小便的水手》中同性色情符号的认知与观者情感更共构作品意义。从社会语境出发,结合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与福柯权力理论,情感符号是意识形态载体。阿尔特米西亚《朱迪斯斩杀荷罗孚尼》的暴力符号,除指向宗教叙事外,还借血腥元素激发对女性反抗力量的情感认同,这是意识形态的隐性渗透;贡布里希 “观者本分” 理论表明情感投射是观者填补符号裂隙的必要过程;杜尚《泉》的 “反艺术” 意义需依赖观者的震惊、困惑等情感实现 ...... 这与接受理论观点呼应。再根据巴特“刺点” 理论,摄影中人物眼神引发乡愁等情感体验是符号与情感所指的偶合,可纳入动态分析框架以打破传统对 “客观意义” 的执着;最终需构建 “形式 - 情感 - 语境” 三维模型,既保留索绪尔符号的结构性分析,又借皮尔斯解释项的情感扩容激活主体体验,还以福柯式话语分析揭示情感符号的权力机制(如博物馆展陈对观者情感的规训),从而实现符号学从 “结构解码” 到 “体验阐释” 的范式转型,为艺术史研究提供兼顾形式与情感逻辑的分析工具。
3. 案例分析:情感符号学的实践应用
以杜尚《泉》、巴特“刺点”理论及阿尔特米西亚《朱迪斯斩杀荷罗孚尼》为核心案例,可系统展现情感符号学的实践逻辑。
杜尚 1917 年的《泉》将小便池作为现成品艺术,传统符号学聚焦于“小便池 - 艺术颠覆”的能指 - 所指结构,强调其对艺术定义的解构,但情感符号学需引入观者面对“亵渎性”符号时的震惊、荒诞感等情感反应——这种情感体验并非符号解码的附带产物,而是构成“反艺术”意义的必要维度。因此,现成品的符号颠覆本质上是通过挑战既有视觉认知框架,激发主体对艺术本体的情感性反思,观者的情感抗拒与认同共同完成符号意义的建构。
巴特在《显相器》中提出的“刺点”理论,可作为摄影领域情感符号学的典型案例:摄影符号的“ studium ”(信息层面的意义)与“ punctum ”(突发情感点)构成双重维度。例如,家庭照片中祖母佩戴的胸针作为表征符号(指向家族记忆),其“刺点”效应(引发乡愁)使情感成为符号意义的生成性要素,这种情感所指突破了皮尔斯符号三分法的认知局限,将瞬间情感共鸣纳入符号分析框架。
阿尔特米西亚的《朱迪斯斩杀荷罗孚尼》则展现了情感符号与意识形态的交织:该作中滴血的剑、扭曲的肢体等视觉符号,既构成宗教叙事的能指链,又通过暴力场景的具象化引发观者对女性反抗力量的情感认同,这种情感反应本质上是社会性别权力结构通过符号系统的隐性渗透——正如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所言,情感符号成为阶级与性别意识形态的载体,观者对朱迪斯勇气的情感共鸣,实则强化了特定历史语境下的女性主体意识建构。
结束语:传统符号学(索绪尔结构主义、皮尔斯三分法)聚焦符号形式逻辑,却忽视艺术体验中的情感维度。其理论盲区源于结构主义“去主体化”倾向,将情感视为“主观阐释剩余”,与 20 世纪艺术史“科学化”转向中“客观解码”优先的范式合谋。 情感介入需构建三维路径:作为“二级所指”嵌入符号结构(如红色兼具“警示”与“激情”意指);动态化皮尔斯“解释项”,将卡拉瓦乔作品的神圣感共鸣纳入意义生成;结合福柯权力理论,揭示情感符号的意识形态属性(如女性主义绘画借暴力符号激发认同)。 该研究突破符号学“结构中心主义”,通过“情感符码”重构,推动艺术分析从“客观解码”转向“体验阐释”,为艺术史提供形式逻辑与情感逻辑交融的方法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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