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用精神分析学说看汪文宣的悲剧性
王宇
昌工学院
Abstract: Austrian psychologist Freud once put forward the famous psychoanalytic theory to study the character and personality of characters. Among them, "Oedipus complex", unconscious theory and triple personality structure theory are psychoanalysis The three most important aspects of the theory also coincide with the character and personality of Wang Wenxuan in the novel "Cold Night". Therefore, this paper will use the psychoanalytic theory proposed by Freud to analyze the tragedy of Wang Wenxuan in "Cold Night".
Key words: psychoanalytic theory; Freud; Wang Wenxuan; "Cold Night"
悲剧性是美学当中的一个固有的名词,即表达出悲剧艺术的特性,在亚里士多德所著的《诗学》中曾给出过悲剧性的定义。就是在文学作品中的效果能够引起读者以及观众的“怜悯与同情的情感”,表达出“只有一个人遭遇到了不应该遭遇到的厄运”这样的效果被称之为悲剧性。[1] 并且亚里士多德在著名的“悲剧过失论”中也给出了关于悲剧性人物的定义。主人公既不能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如果他是十恶不赦的坏人在悲剧性的故事中不能够引起读者的怜悯,这样的结局就是其咎由自取的结果,不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同样主人公也不能是一个完美无缺的好人以及积极向上的英雄人物,如果主人公是这样的一个人物,在读者阅读的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落差,一个好到极点主人公的处境由顺境转为逆境就显得特别突兀,会使得观众或者读者产生一种厌恶之情,也不会引起读者的怜悯以及共鸣。由此可见悲剧性的主人公是一位“不好不坏”的中间人,这样他身上所蕴含的悲剧性才能够更加的打动读者引起共鸣并且能够让读者产生怜悯之情。用“悲剧性”这一概念来看汪文宣是非常符合的,他悲剧性的原因除了外部环境的影响之外,自身的性格缺陷也是一个很主要的因素,其本身的性格引起最终悲剧性的结局。本文将运用弗洛伊德所创立的“精神分析学说”来解析造成汪文宣悲剧性的主要原因。
一、“俄狄浦斯情结”的投射
“俄狄浦斯情结”又称之为恋母情结,是由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从索福克勒斯的话剧《俄狄浦斯王》弑父娶母的情节中延伸出来的一个心理学概念,也是弗洛伊德所提出的“力比多”理论和人格学说中衍生出来的相关概念。弗洛伊德认为,在人格发展当中的第三个阶段,是儿童身上所发展出的一种恋母情结综合感,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之下,儿童会对异性亲人产生一定的爱意进而排斥讨厌同性亲人,常常会将母亲当作一种爱人来对待将自己的父亲当作自己的情敌,这就是“俄狄浦斯情结”。基本特征便是男性主人公对母亲具有一种过分依赖、盲目顺从以及退缩懦弱,这样一种儿童化的人格状态,在母亲的溺爱之下失去了本属于自己的自主判断能力,并且这种人格状态除了在对待母亲的态度上有所体现之外,还会将这种状态转嫁到其他的异性长辈甚至是妻子身上。弗洛伊德认为“俄狄浦斯情结”是一种较为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并在许多文学作品中都有涉及,如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托斯托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莫言的《丰乳肥臀》以及曹禺的《雷雨》中都有这一情结的体现。“俄狄浦斯情结”的出现对当时的西方文艺创作以及理论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特别是在文学批评界当中这一学说被当作了一把文学批评的万能钥匙,运用在了众多的文学作品以及影视作品的分析当中。巴金小说《寒夜》也是如此,汪文宣身上与其说是一种对母亲的“愚孝”更多的是一种恋母情结的体现。
儿童化的人格状态是“俄狄浦斯情结”中最为突出的一个特点。《寒夜》中汪文宣之所以人格状态儿童化,与其父亲的早亡有着很大的关系,正是父辈在生活中的缺失造成了汪文宣恋母情结的严重化。在生活中母子二人性别的不同,造成了两性之间的互补,同时也造成了汪文宣对母亲极端地崇拜和顺从,汪母更是将自己的儿子视为已经死去丈夫的替代品,想要据为己有。汪母是一位十分遵从古代封建思想的女性,信奉三从四德,在丈夫死后便将对丈夫的爱转嫁到了自己的儿子身上,认为女性就应该为了男性去服务,是男性的一个附属品,一心守在家庭当中相夫教子,全身心地投入在家庭当中,正是这种对儿子的溺爱和宠爱使得汪文宣在长大之后变得软弱无能,并不能够靠着自己的想法去明辨是非,对母亲的命令唯命是从,由此造成了一种行动和性格方面的退化和人格儿童化的状态。
汪文宣这种人格儿童化的状态不光是对母亲,对自己的妻子也同样存在。当汪文宣醉酒之后将妻子唤回家,他在被妻子照顾时候的状态描写和后来醉酒之后母亲照顾他时的状态描写几乎一致,在书中妻子不像是在照顾自己的丈夫而更像是在照顾自己的孩子,在汪文宣的心中他把曾树生既当做爱人也当作了“母亲”,这便是“俄狄浦斯情结”在汪文宣身上的另一种状态的投射。可想而知,当汪母与曾树生在家庭生活中的矛盾与争吵是必不可少的,在遇到新时代女性的代表曾树生之后,“花瓶”、“坏女人”、“姘头”、“和她离婚”等话语通过汪母的口中一次又一次地传入汪文宣的耳中,即便是妻子被母亲污蔑,汪文宣也只能听之任之哑口无言,并不会帮助妻子说一句好话,据理力争。在小说中,汪母对曾树生的敌意更像是把她当作了一个抢走儿子的第三者,在家庭当中汪母更像是汪文宣的“妻子”而曾树生更像是汪文宣的“情人”,婆媳之间的争吵成为一种家常便饭,加之汪文宣自小以来内心一种懦弱和恋母情结的作祟使得他夹在中间根本无法调和二人的矛盾。即便是自己的母亲做错了他也不敢遵从内心的想法对母亲进行说教,更多的是如同一个和事佬在二人之间做着无用功。这种情况在汪文宣患有肺病之后达到了一种顶点,每次当婆媳二人吵得不可开交之时,汪文宣只能用力地咳嗽摧残自己的身体,并高呼“让我死了算了”来吸引二人的注意,让婆媳暂时放下矛盾来照顾自己,“肺病”成为了汪文宣缓解婆媳矛盾的救命稻草,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汪文宣处理事情的幼稚做法,如同孩童一般做着夸张的举动来引起争吵中“家长”的注意。最终曾树生的出走宣告了汪母的胜利,她如同胜利者一般品味着自己的最后的胜利成果,儿子又是她一个人的“物品”了,汪文宣也对此进行了默认,认为妻子的离去是最好的结果。
汪文宣的这种“俄狄浦斯情结”的投射造成了他畸形且不健全的人格,恋母情结让汪文宣变得越来越优柔寡断,越来越懦弱不堪,甚至影响到了单位工作中的表现,面对不公平地对待他只敢在心中咒骂而不敢奋起反抗。这种恋母情结的影响造成了汪文宣发自内心的一种自卑感,他的自卑感让他在任何方面都显得懦弱。如同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一般,懦弱、忧郁、优柔寡断。并且这种自卑感在他患有肺病之后被更进一步地放大,本就身形矮小的他更加的颓废、虚弱、有气无力,在同龄人之间显得更加老成,也就是这种阴郁的气质更加加重了他的病情,从肺结核转变成了喉结核。让汪文宣唯一能够吐露心声的能力也就此丧失,这也就意味着他已经走向了生命的终点,走向死亡这个悲剧性的结局。
二、心底无意识下的死亡本能
无意识理论是弗洛伊德学说当中的一个最为基础的概念,其分为意识、前意识和无意识三个部分,其中意识和无意识是一对相互对立的概念,前者压制着后者本能地冲动,使得无意识能够得到伪装或者是象征性地满足,而无意识则是人体内心最为基础的心理活动,在暗中默默起着支配的作用。无意识是盲目且混乱的,但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在心底支配着人的行为和内心深处的本能愿望。因为无意识在人体当中是起着支配作用,占据着主导的地位,主要是由人类的本能构成,所以弗洛伊德还将无意识中的本能划分为两组本能。第一组本能为性爱本能,在小说中巴金并没有对汪文宣和曾树生的夫妻生活做过多的描述,性爱本能不在此文中作为研究的重点。第二组本能为死亡本能,在弗洛伊德著作《精神人格的剖析》是这样解释的:“无意识内疚感过于强烈的人,是通过消极的治疗反应来表现他们自己的。”这一点与《寒夜》中汪文宣的境遇十分地贴合。
在小说中汪文宣的无意识中的死亡本能是通过心理描写来展开的,而这个缘起是和他的好朋友有着直接的关系。汪文宣在不顺心之时一个人去喝闷酒,遇到了老朋友唐柏青,他的境遇比汪文宣还要悲惨,老婆因为难产死亡,生理和心理都遭受着沉痛的打击整天以酒买醉,最终他因车祸死在了汪文宣的面前,从这一刻起汪文宣心中的死亡本能被激发出来,并且一发不可收拾。在前一节当中分析了汪文宣所投射出的“俄狄浦斯情结”,在这里有了更为明显的放大。在汪文宣患有肺病之后,母亲和媳妇之间就用中医还是西医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曾树生主张运用西医来治疗肺病,而汪母则对西医嗤之以鼻,视西医为洪水猛兽,在僵持之下受过高等教育的汪文宣居然选择了站在母亲这边,选择用中医来治疗自己的肺病,延误了治疗肺病的最佳时机最终因肺病暴发而亡。在这一点上汪母对儿子的死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是汪文宣不明白中医对治疗肺病的效果不好吗?其实就是恋母情结的放大和心底无意识中死亡本能地浮现,就如同弗洛伊德所说的那样:“死亡本能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要摧毁秩序,回到前生命状态的冲动。”[2] 弗洛伊德认为这个死亡的本能设定要使人走向死亡,在那里才有真正的平静。只有在死亡这个最后的时段中,个人才有希望完全解除紧张和挣扎,死亡是一切烦恼的终点,是回到原始生命的开端。汪文宣还将自己的肺病视作缓和婆媳关系的一根救命稻草,每当二人吵得不可开交之时,汪文宣就会大声咳嗽引起她们的注意,到了最后就开始大喊:“让我死了吧,让我死了吧。”这根救命稻草的最终结果便是死亡,但汪文宣依旧乐此不疲地使用,这样的举动下无一不在证实汪文宣心中死亡本能的投射。在小说的结尾,汪文宣因为肺结核的恶化转化为了喉结核失去了说话的能力,在日本投降那一天离开了人世,在死亡的时候他张着嘴不出声,他想说什么作者并没有做明确的解答,但是从他心中死亡本能投射中我们有理由相信,他想要呼喊自己终于能够摆脱这个悲惨的一生,以及回到与死亡相对的新生的原点。
因为“俄狄浦斯情结”让汪文宣造成了懦弱彷徨的儿童性格,所以在他患有肺病之后这种性格让他心底无意识中的死亡本能进一步扩大。最终让汪文宣在受到外在的打击创伤之后来进行内在的自我毁灭,从而将自己一步又一步的推向死亡的边缘,认为死亡是一种解脱。这也就意味着汪文宣注定有着悲剧性的结局,而这种结局在外人看来是能够引起共鸣和悲悯,在汪文宣看来这只不过是一种精神上的解脱。
三、人格失衡的外在呈现
弗洛伊德曾经对其早期的理论进行过一次修正,并在修正之后提出了三重人格结构学说,分别是:本我、自我和超我三种人格。
其中本我人格是完全无意识的,内心中是按照“快乐原则”来进行活动;自我人格代表着理性,它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外界影响,是按照“现实原则”来进行活动;超我人格则代表了社会道德的准则,按照“至善原则”来控制人的活动。这三种人格是相互统一相互制约以及相互协调的,当这三者产生了冲突或者失去了平衡之时,极容易导致人格的异常。《寒夜》当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汪文宣是一个三重人格失衡的人,他的“超我”人格凌驾于其他两种人格之上,造成汪文宣悲剧性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三重人格失衡的外在呈现。
“超我”人格影响着一个人的行为与活动,它会让一个人按照“至善原则”来进行活动。在小说中,汪文宣“至善原则”的处世风格影响了他一生的轨迹,正是“超我”人格的不断放大,使得“本我”与“自我”慢慢变为畸形,三重人格慢慢走向失衡。汪文宣始终无法将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表达出来,在小说中他始终深爱着自己的妻子,并且想要维护住这个摇摇欲坠的家庭。曾树生也是如此,在要跟随陈经理逃难之时她内心并不想丢下生病的丈夫,于是她反复询问过汪文宣的意见,如果汪文宣遵从内心的想法让妻子留下的话,曾树生肯定会毫不犹豫地留下来陪着这个家庭一起共渡难关。但在那个时候汪文宣“超我”人格占据着主导,他为了不拖累妻子让妻子和自己一起受苦,让妻子去追求更好的生活,毅然决然地让妻子离开自己,去兰州避难。妻子的离去在小说中成为了压死这个家庭最后的一根稻草,她的离去一方面断了家中唯一的经济来源,患有肺病的汪文宣已经被公司开除,并且他心中始终深爱着妻子,也导致他的精神支柱坍塌,加速了病情的恶化。在小说中有两处描写能够体现他始终深爱着妻子,第一处是在妻子走后,汪文宣独自一个人来到他们曾经一起喝过咖啡的咖啡店,要了两杯咖啡,一杯加了牛奶另外一杯没有加,并且对着空座位说了一句:“你喝罢。”“在想象中树生就坐在他的对面,她是喜欢喝牛奶咖啡的,他仿佛看见她在对他微笑。”[3] 第二处便是在小说中对汪文宣的梦境的描写,在梦中他梦到了妻子带着儿子的离去,让他十分伤心。弗洛伊德关于梦的理论曾经说过,人的许多的愿望尤其是私欲,会被“超我”人格压抑到无意识当中,于是这种私欲会在睡眠状态之下偷偷地潜入到意识层面,从而形成梦境。也就是说汪文宣在梦中最为在意的妻子,在现实生活中却因“超我”人格的压制无法表达出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造成了妻子最后的出走,这便是“超我”人格外在的呈现最终造成汪文宣悲剧性的主要原因。还有一个原因便是汪文宣总是将这种“超我”人格的“道德准则”施加在妻子身上,每当婆媳之间发生争吵,汪文宣总是要求妻子体谅大度,处处偏袒于自己的母亲,使得婆媳关系越来越紧张。这也是导致最后妻子出走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
由此可见,“超我”人格支配着汪文宣的一举一动,使得他做任何事情都不能按照内心最为基本的想法来进行。人的本我都是自私的,汪文宣应该选择让妻子留下来照顾自己,那么结局或许就不会那样凄惨。但正是汪文宣人格中“超我”与“本我”之间的失衡,使得汪文宣做任何事情都在受着“道德层面”的约束,这也就意味着他无法表达真实的想法,三重人格相互之间的失衡,从而导致了他悲剧性的结局。
参考文献:
[1] 亚里士多德 . 诗学(陈中梅 译注)[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241.
[2]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对梦的理论的修正 [A]·精神分析引论新讲 [C]·苏晓离,刘福堂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129.
[3] 巴金 . 巴金选集(第 6 卷),寒夜·第四病室 [M]. 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6:361.
[4] 巴金 . 巴金选集(第 6 卷),寒夜·第四病室 [M]. 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6.
作者简介:王宇;男;—教育学院讲师;专业: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