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时期日本对武汉地区蛋业物资的掠夺研究

引言：汉口位于中国中部，交通极为便利。京汉、粤汉两条铁路以汉口为枢纽，连接华北、华南主干线，长江、汉水两条水路为内陆物资运输提供极大便利。这四条交通线将远近郊农村直接与武汉地区相连。本研究旨在通过考察事变前后武汉地区蛋业的运作模式、市场主体的演变，揭示在传统商业网络遭受冲击的背景下，日方如何实现对这一重要农业资源的控制与掠夺。

一、事变前武汉地区蛋业概况

汉口地区的蛋业按产地大致可分为三类，分别来自长江沿岸、汉水沿岸及京汉铁路沿线地区。其中，长江下游的鄂城、团风、葛店等地所产鸡蛋个头较大、品质优良，每担约 1300 至 1350 枚；而上游的新堤、簰洲、金口等地所产蛋粒略小，每担约 1400 枚。京汉铁路沿线越往北，蛋粒也越大，孝感、花园一带蛋粒大小与长江上游相当，每担约 1400 枚左右。汉水沿岸的鸡蛋体积最小，汉川、蔡甸地区每担约1450 枚，仙桃镇、脉旺咀等地则达到1500 枚。此外，春秋季节因气候适宜，蛋粒普遍较大，而在严寒或酷暑时节则明显偏小。

事变前，汉口的蛋品收购市场主要由外商蛋厂与华商蛋行主导。其中，英商和记蛋厂一家就占据总收购量的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一。这些外商蛋厂资本雄厚，在主要集散地建立了广泛的收购网络，以直接收集方式收揽了汉口约一半的蛋品来源。尽管在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流通过程中，有多层中国商业资本参与中间运作，但由于实力悬殊，它们大多无法独立与外商抗衡，最终多依附于外资蛋厂，承担买办角色。[1] 作为蛋类集货业的核心主体，主要包括作为货主的挑贩、蛋贩、蛋行，以及由加工业者（蛋厂）派往各集散地的蛋庄。当时支配蛋业的是蛋厂，其中大部分掌握在外商手中。除皮蛋、咸蛋外，亦有部分由华商经营，但早在事变前就因无力经营而倒闭。

汉口地区的蛋品收购主要通过两种渠道进行，一是由蛋厂在主要集散地派驻的蛋庄直接采购，二是依托产地的中间商蛋客，将货物集中运送至汉口的蛋行。由于蛋品上市具有明显的季节性且极易腐败变质，收购与运输环节必须高效迅速。为确保货源稳定和物流顺畅，各大蛋厂除在核心集散地设置蛋庄外，还会在周边产区广泛设立支庄，以建立密集的收购网。

二、事变后武汉地区蛋业概况

事变爆发后，蛋品加工业一度陷入完全停摆状态。直至 1939年 10 月，一直关注该行业动向的瀛华洋行，租用了原礼和工厂的场地，创立瀛华蛋厂，试图重新启动这一产业。次年 4 月，随着瀛华蛋厂新厂正式设立，三井蛋厂以及三菱通过租用嘉利工厂所设立的蛋厂也相继投产，多家日资企业由此进入这一领域，蛋品加工业在表面上呈现出逐步恢复的态势。然而，在瀛华蛋厂创办初期，收购鸡蛋的环境与事变前相比已截然不同，失去了往日的便利性与稳定性。集蛋商不仅需要在复杂的局势中应对多方敌对势力的干扰，还要辗转于遭受严重破坏的交通线路之间，经历诸多困难才能将鸡蛋运抵汉口，整个过程异常艰辛。[2] 工厂方面，由于事变导致职工及技术人员长期脱离岗位，造成技术水平下降。蛋制品质量低劣，一度使中国蛋制品在海外市场的声誉受损。

截至 1942 年，蛋品收购范围已大幅缩减，仅相当于战前的十分之一左右，导致每日收购量维持在约五百担的水平，难以实现有效增长。即便在当前可操作的有限区域内，受制于多种管制与条件限制，许多地方仍无法进行自由采购，进一步制约了收购规模的扩大。

与汉口相比，汉阳县的蛋业发展呈现出显著不同的轨迹。1937年之前，该县并未出现正式注册的蛋行，然而至 1938 年，却突然涌现出 11 家蛋行，形成短暂的高峰。但这种繁荣并未持续太久，一方面各家蛋行的实际交易规模普遍较小。另一方面进入 1940 年后，这些蛋行便迅速衰落。

在汉口，1942 年向三井、三菱及瀛华等大型蛋厂供应鲜蛋的蛋行与蛋铺总计三十余家。这些商户均采用预付款模式开展业务，即先接受蛋厂提供的采购资金，再据此进行收购。当前主导鲜蛋收购市场的主要是三菱（和记）、三井与瀛华三家外资蛋厂，各家均划分了指定的采购区域，以避免重复竞争。以三菱为例，其收购体系依托买办具体执行，买办再通过各地蛋铺实现原料的收集。

三、武汉地区蛋业掠夺机构

事变后，在蛋品收购领域活跃的主要企业包括三菱（和记）、三井及瀛华等外商蛋厂，这些工厂分别被分配了固定的原料采购区域。其中，汉阳县辖区被划归由三菱公司负责收购。三菱公司的收购活动依托其委任的买办具体执行，买办之下则进一步依靠地方上的蛋铺网络开展实际业务。

其交易流程主要是首先设定一段时期内的固定收购价格，并预先支付部分款项作为订金，之后在每批货物交付时，再为下一批采购提供新的预付款，以此循环维持收购。至 1939 年，随着三菱、三井和瀛华等外资企业在蔡甸镇启动收购业务，该地区的禽蛋产业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当时与该地洋行建立稳定合作关系的蛋铺共有三家，分别为周大昌、周东记与价韩记。然而，这三家蛋铺的年总收购规模仍较为有限，仅达到约五千篓左右。进入1942 年4 月，蔡甸镇的蛋品收购业务进一步收缩，仅有三菱一家洋行仍维持运营。但由于该时期物资流通受到严格管制，加上禽蛋产量显著下滑，其收购工作仅持续一周便告中止，最终收购量仅为二十六篓。[3]

事变后收购量极少，瀛华、三井、三菱三家工厂每日所需鸡蛋数量为六百五十担，按目前流通状况难以满足需求，必然导致三社间收购竞争加剧，引发价格上涨。因此，为谋求健全发展，基于协作互助精神，三社于 1940 年五月设立“信义公司”作为蛋业联合收购及配给机构，以避免摩擦。[4] 此后基本由“信义公司”垄断武汉地区蛋业，掠夺蛋业资源。

结语：综上所述，武汉地区的蛋业在事变前后经历了根本性转变。事变前，虽然外商蛋厂凭借资本优势占据了市场支配地位，但华商蛋行仍在流通环节保有相当活力。事变的爆发彻底打破了这一格局，行业一度陷入瘫痪。1939 年后，以瀛华、三井、三菱为代表的日资企业虽推动了行业的表面复苏，但其运营完全服务于战时统制经济的目标。在收购范围急剧缩小、竞争内耗加剧的背景下，三社通过设立“信义公司”这一联合机构，彻底消除了内部竞争，实现了对武汉地区蛋业资源从收购到配给的全面垄断与控制。

参考文献：

[1] [ 日 ] 漢口日本商工会議所調查部『武漢地区工業調查報告書第五号（卵加工業）』（1943 年）国家图书馆编：《近代日本对华调查档案资料丛刊第九辑》第 16 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4 年版，第 445 页

[2] [ 日 ] 長江産業貿易開發協會『漢口に於ける蛋廠事業の槪要』（1942 年），山口大学图书馆藏。

[3] [ 日 ] 漢口日本商工会議所調查部『湖北省三角地帶物資移動並收集機構調查報告書—湖北省漢陽縣地區』（1942 年）, 湖北省档案馆藏 ,LSJ9.4—93。

[4] [ 日] 長江産業貿易開發協會『武漢地域土産品概要』（1942 年），山口大学图书馆藏。

作者简介：李龙（2000 年 8 月 30 日），男，汉族，湖北省安陆市硕士研究生，中国近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