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治融合”视域下农村高价彩礼治理的实践路径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加快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1]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是一项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的复杂系统的工程，中央一号文件连续 7 年 6 次聚焦“高价彩礼”问题，2025 年中央一号文件更将农村移风易俗纳入“健全乡村治理体系”专项部署，明确将高价彩礼治理作为破除陈规陋习、释放农村发展活力的关键抓手。当前，由天价彩礼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已从个人婚姻困境演变为制约乡村社会治理的系统性难题。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推进农村高价彩礼治理，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关键的政策实践参考。

、“三治融合”治理农村高价彩礼的价值意蕴

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2]“三治融合”是指自治、法治与德治三者有机融合，强调三治优势互补、 互相促进 是基层治理理论的重要创新，是以实现乡村治理的高效与和谐为目的的社会治理体系理念， 该治理 桐乡市，业已从地方经验上升为具有普适性、规范性的国家政策。彩礼本是婚姻 H 婚育新风，破坏了文明乡风。农村高价彩礼治理涉及个人与集体、风俗与法律、 融合”正通过“自治为本、法安天下、德润民心”的协同作用，实现优势互补与治理合力，是实现乡村高价彩礼有效治理的关键环节和手段。

（一）自治筑基：激活治理活力

自治，本质上就是民主之治。“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就是民治、自治、自我管理，也就是人民共建共治共享。[3]在自治实践中，红白理事会、村民议事会等自治组织细化彩礼限额标准，不仅可以激活村民作为治理主体的参与活力，更引导其重新认知彩礼作为一种表达对婚姻美好憧憬的手段。这种模式既尊重乡村熟人社会的文化传统，又通过民主协商凝聚共识，为彩礼治理奠定群众基础。这种自治模式既尊重乡村熟人社会的文化传统，又通过民主协商凝聚共识，形成群众自愿遵守的治理基础。

（二）法治兜底：明确规则边界

法治，即规则之治、程序之治，是“三治融合”的刚性约束，为治理高价彩礼提供了明确的制度框架和法律依据。高价彩礼往往会导致婚姻成为 种经济交易， 违背了婚姻的本 初衷。法治通过规范彩礼行为，打击借婚姻索取财物等违法违规行为， 维护婚姻家庭的纯洁 时，法治也保障了婚姻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避免了因彩礼问题导 国至考 问题。因此，高价彩礼的法治建设可以维护农民合法权益、稳定乡村秩序、促进了乡村社会的和谐发展。如河北邯郸市实行全国婚俗改革，改革后当地婚嫁彩礼平均支出降幅达76%—84%，因彩礼纠纷引发的诉讼案件同比下降42%。[4]

（三）德治引领：重塑婚恋伦理

德治，即柔性之治。其重道义于乡，重礼教之威。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潜移默化中，“面子”“人情”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5]彩礼异化的本质是婚恋伦理扭曲与道德失衡的产物，是传统文化中“重礼尚仪”观念被过度物质化的结果。当下部分地区畸高的彩礼标准异化了这一传统习俗的本质，加重了农民群体的经济压力，也催生了乡村社会的焦虑心理与信任危机。面对这一现实困境，德治以柔性手段重构婚俗伦理：借道德教化明晰婚恋价值，以乡规民约规范彩礼边界。

（四）以“三治融合”实现高价彩礼善治

“三治融合”作为基层治理经验的升华，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高度契合，其以自治增活力、法治强保障、德治扬正气，为治理农村高价彩礼提供 要求根据高价彩礼治理任务的变化，灵活调整策略，形成针对性实践机制。自治是基础， 促进自我管理，为法治、德治筑牢主体根基。法治是重要保障，提供制度框架和法律依 义，保障婚姻双方权益。德治是重要补充，能营造良好乡风，提升村民道德素养。它通过 促使相关方自我反思，弥补法治不足。总之，“三治”的动态融合是治理高价彩礼的关键，三者相互促进，形成治理合力，培育乡村文明风气。

二、“三治融合”视域下农村高价彩礼治理的实践路径在父母主导的相亲介绍婚恋模式框架下，随着本地婚姻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天价彩礼的产生将成为大概率事件，且有愈演愈烈的恶劣趋势。天价彩礼产生之后如何治理才是合适且有效的？

（一）以自治为基础，激活村民主体的内生治理动能

在“三治融合”框架下，自治是激活乡村内生动力的核心引擎。第一， 构建村民自治组织与制度约束体系。依托村民委员会、红白理事会等自治载体，建立彩礼限额协商机制，通过制定《婚丧嫁娶村规民约》，明确彩礼上限标准，配套三级协商制度，包括村级议事会，由村民代表投票确定彩礼基准线；小组监督组，对超标家庭进行预警干预；道德评议会，对违规家庭开展公开评议。第二，强化基层党组织引领下的自治实践。发挥农村党员干部带头效应，建立党员家庭彩礼承诺制度。要求党员干部子女婚嫁彩礼不得超过规定标准，违约者取消年度评优资格并公示，形成由支部引领，党员发挥示范作用，最后群众跟进高价彩礼治理的群众路线。[6]第三，数字技术赋能自治效能提升。借助数字技术开发彩礼监督小程序，对基层组织进行实时监督，实现行情公示、违规举报、积分商城三大项目。在行情公示栏实时更新本县彩礼均价及典型案例；在违规举报栏可以匿名举报通道连接纪委监委，48 小时内响应核查；最终实现从被动约束到主动治理的转型。

（二）以法治为保障，构建刚柔并济的制度约束网络

在“三治融合”框架下，法治为高价彩礼治理提供刚性规范与柔性引导的双重保障。首先，我们要完善高价彩礼治理的政策法规体系。省级层面要出台《婚俗改革条例》，明确彩礼认定标准与法律后果。[7]其次，我们要构建“三位一体”的执法协同机制。构建省市县乡四级督导体系，建立绿色纠纷渠道，通过搭建婚俗监管的数字平台，实现彩礼备案、违规预警、证据固定的全流程数字化管理。此外，我们还要创新法制宣传模式，推动法律服务下沉。我们要编制《婚俗改革法治手册》，系统阐释彩礼限额的合法性依据，利用话剧等形式在基层宣传高价彩礼的危害，推动婚俗改革承诺书制度，将遵守彩礼规定纳入个人信用体系。

（三）以德治为引领，再塑健康婚俗的文化价值体系

在“三治融合”框架下，德治通过价值引领与文化浸润，形成抵制高价彩礼的柔性约束机制。第一，挖掘传统婚俗中的道德资源与时代转化。传统婚俗的道德资源是构建现代乡村秩序的重要文化资本。传统婚俗中礼轻情意重的伦理观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内在契合性。需通过创造性转化，将“六礼”等仪式简化为符合现代文明的婚庆流程。此外，系统梳理各地婚俗中的积极元素，通过数字化手段实现跨区域传播。第二，发挥乡贤示范与道德评议的作用。乡贤作为“新乡绅”群体，兼具传统权威与现代理性，主要包括当地退休干部、教师等群体，能够通过非正式制度弥补法律规制的不足机制构建。第三，推进婚育观念教育与文明实践。观念变革是高价彩礼治理的根本，我们需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8]开发有关婚俗文化的校本课程，将《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纳入中小学法治教育，培养青少年树立正确的婚恋观。

（四）“三治融合”的协同机制与实践创新

三治融合的协同创新的本质就在于构建制度刚性、文化柔性与技术智能的复合治理体系。第一、建立“三治”交互机制，实现三维贯通，融汇共生。建立“三治”联动响应机制，构建“一体两翼”架构，以自治为根基、法治为保障、德治为支撑，实现“三治融合”的联动响应。[9]自治机制以村民自治组织为载体，通过村规民约、红白理事会等激发内生动力；法治机制以《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等法律规范明确行为边界，为自治提供刚性约束；德治机制借乡贤示范、公共文化活动重塑婚俗观念，为法治注入价值认同。第二，形成互补机制，实现刚柔并济，功能协同。针对单一治理手段的局限性，三治融合通过“法治硬约束、德治软引导、自治活参与”实现功能互补。法治为自治划底线，明确彩礼上限标准，对违规行为启动自治和法治的双重处置，解决自治任性的问题；德治为法治润人心将彩礼新风尚编入法治宣传材料，降低法律执行的社会阻力，解决法治硬而冷的问题；自治为德治搭平台：通过村民自发活动，将重礼轻财的道德要求转化为具体行为，解决德治软而虚的问题。第三，建立互通机制，实现系统整合，价值融通。

农村高价彩礼治理是乡村振兴中“塑形”与“铸魂”的深层命题，其本质是自治、法治、德治协同失灵导致的系统性治理危机。基于“三治融合”视域，治理实践需突破单一手段局限，构建以自治为根基、法治为保障、德治为引领的协同体系。“三治融合”中三者互动互补、协同发力，推动彩礼从经济博弈筹码回归礼仪情感象征。最终实现乡村社会公平与文明风尚的提升。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2024 年7 月18 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 央 委 员 会 第 三 次 全 体 会 议 通 过 ）[EB/OL]．（2024-07-21）[2025-02-21] ．https：//www.baidu.com/link？url=5ufFZQlS26dfjBx9PJSvEDS3AAxGe7jWO3a8LA9I0wFr9XxnCx6jSJM4iPftH0e0dmK9twWPBUr2RZhipY_Oa3ID9VgeSHsr63bUxHl-6DdKCyjvVJC4yCGT7S8u1TD&wd=&eqid=8d5e9683015ceb070000000667dc.

[2]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求是，2022（21）

[3]张文显．“三治融合”之理［J］．治理研究，2020（ 06） ： 5－8+2

[4] 邯郸市人民政府．肥乡区婚俗改革案例收录到《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典型经验案例》[EB/OL]．（2024-12-06）[2025-07-03] ．https：//www.hd.gov.cn/hdyw/xqdt/fx/202412/t20241206_2084809.html.

[5]张国廷. 乡村振兴背景下“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研究[J]. 智慧农业导刊， 2025， 5 08）： 5-88.

[6]湖北省农业农村厅，中共湖北省委文明办，湖北省民政厅．第二批湖北省农村“一约四会”典型案例公示[EB/OL]．（2023-05-30）[2024-07-18] ．http：//nyt.hubei.gov.cn/bmdt/yw/ywdt/tncshsycjc/202305/t20230530_4684175.shtml.

[7]拉马文才， 何建桦. 从"无礼不婚"到"以礼入婚"： 凉山彝族抵制高价彩礼的田野观察[J]. 民族研究，2023（2）：45-54.

[8]林艺欣. 农村高额彩礼成因及其“三治”融合治理探析[J]. 农村.农业.农民， 2022， （21）： 42-44.

[9]殷浩洋. “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困境与路径研究[J]. 智慧农业导刊， 2025， 5 （05）： 75-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