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工具对地方住建领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及优化研究

税收政策、转移支付、公共工程支出以及政府消耗性支出等均是财政政策主要工具，其对地方住建经济发展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应准确把握财政政策工具在住建领域的多重影响效应。且应以此为依据，对政策工具进行相应的调整优化，以提高工具效能，促进住建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实现财政政策的精细化调控。

、 财政政策工具对地方住建领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分析

（一）总量效应

财政政策工具对地方住建领域的经济增长会产生较强的总量影响效应，能够拉动投资，并促进经济发展。其中，通过发发行专项债券能够对住建经济产生强启动效应。财政部门利用向住建领域发行专项债的政策工具，有效拉动社会资本加大住建领域的投资规模，仅 2024 年就通过项目投资机制撬动9 万亿元的投资，6-12 个月的短期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取得了显著提升[1]。不过该政策工具在实际应用中也存在边际效用递减问题，其单位投资产出呈逐年下降趋势。同时，通过转移支付等财政政策工具的应用可以产生消费传导作用。中央转移支付通过提供保障房租金补贴等路径产生较强的消费乘数效应，且该影响效应的作用超过了商业地产开发。不过政策效应存在一定的时滞性问题。

（二）结构效应

财政政策工具对地方住建领域还会产生较强的结构效应，可以有效促进产业协同，加速区域经济发展。其政策效应在住建领域产业链中的传导具有非对称性特征，保障房建设对地方建材业的带动效应明显高于商品房。同时，为促进装配式建筑的发展所采取的补贴政策，对提升钢结构产能利用率发挥了较强的促进作用，不过该政策工具的应用也在客观上导致混凝土构件产业产能过剩问题进一步加剧。此外，财政政策工具在住建经济发展中还会产生较强的空间溢出影响，且溢出效应具有较强的梯度特征。通过调研和模型测算发现，保障房建设工具的应用在我国长三角城市群产生了较强的协同效应，在东部地区的政策外溢半径也达到了 300km 左右，但其政策影响范围在中西部地区则明显减小。

（三）价格传导效应

财政政策工具在地方住建领域会产生较强的价格传导效应，可能会导致政策扭曲，并影响住建市场的均衡性。例如购房补贴政策工具的应用，导致房价明显偏离基本面，甚至部分城市中等户型的溢价达到了 20 万元以上，造成部分政策红利被抵消。同时，财政政策工具对土地要素具有双向调节作用。例如，土地储备债工具的应用，可以以抵押融资方式进一步将投资放大，然而这也在客观上导致土地出让金在地方财政收入中的占比加大，当其占比达到 34% 以上时，会对制造业领域的投资增速产生抑制效应。

（四）风险累积效应

财政政策工具对地方住建经济的增长产生一定的风险累积效应，导致债务悬置，并产生效能衰减问题。其中，在发行专项债时有相当一部分资金被用于化债，加大了隐性债务转化压力，并造成新增项目资金到位率明显降低。同时，部分房企在连续接受政策补贴后，产生了政策依赖性，减少了研发投入，导致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明显下降，不利于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

二、优化对策分析

（一）创新组合财政政策工具

1.积极构建数字化监管系统

随着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的发展，在财政政策工具应用的监管中也应加强与新兴技术的深度融合，构建数字化监管平台。在系统建设过程中，应高度集成财政数据和地方住建数据，并为财政部门、金融机构以及住建部门之间的数据信息交流与共享提供平台基础，以打破部门壁垒，有效解决数据孤岛问题。同时，在系统中应建立风险预警模型，并建立科学完善的风险指标体系，合理设置预警阈值，以实现对多维度风险的准确预测识别。系统应重点监测土地储备专项债的实际偿债保障能力，且应在债务偿付覆盖率接近或达到安全阈值时，及时发出预警信息[2]。同时，还应对购房补贴政策影响进行实时追踪及客观评价，一旦发现房价明显偏离基本面时，应立即启动干预机制。此外，系统还应动态监控住建领域全产业链在保障房建设政策影响下的协同性，如发现某环节的政策时滞达到 6 个月以上时，应提前发出预警信息。政策工具监管模式的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政策响应速度的显著提升，并能够利用大数据分析、数据挖掘等技术方法及时发现深层风险因子，以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

2.加强动态适配机制建设

为进一步优化政策效应，促进地方住建领域的经济增长，应积极构建政策动态适配机制，形成项目储备—债券发行—绩效评估的闭环全周期管理体系，以便结合地方住建项目成熟度对专项债额度进行科学的差异化分配，以防止出现供给不足或者资金沉淀等问题。各地方政府可积极借鉴其他地区的成功经验，不断创新政策工具应用模式，完善从需求申报到专业评估，再到资金动态调整的政策工具应用流程，使财政资金能够实现靶向投放，以有效提升政策工具应用效果。同时，地方政府还应准确掌握各类政策工具的补贴特性，在有效期设置中应注意采取差异化措施。例如，在应用短期刺激型工具时，一般应将有效期设置为 12 个月，以避免产生政策惯性。而在应用中期培育型工具对装配式建筑等产业给予财政补贴时，有效期一般应设定为 3 年，并建立相应的滚动调整机制，以提高政策的连续性，并有效防止在工具应用过程中出现较大偏差。

（二）优化财政政策工具影响效应传导路径

进一步优化财政政策传导路径，应科学运用土地杠杆约束以及价格信号校方式，以提高政策调控能力。其中，土地杠杆约束是一项重要调控手段。在应用土地杠杆约束机制时，应严格限定土地出让收入在地方财政总收入中的占比，不得超过 34%这一阈值。对超出部分，应强制要求地方政府将其转入至保障房建设基金中，避免地方财政收入过度依赖土地资源出让。在此基础上，还应在土地抵押融资过程中加强风险共担机制的建设，所有土地融资均须与一定比例的社会资本投资相配套，从而利用市场机制约束地方政府的举债冲动。通过这两项措施可形成互补性的双重防火墙，既能够实现对财政风险总量的有效控制，也可以对资金结构进行优化配置，从而为土地要素市场稳定运行提供双重保障。

同时，价格信号校准也是政策调控中的重要方法之一。在采用该方法时，应以渐进方式进行政策调控。例如应用购房补贴工具时，可通过三年递减机制进行政策设计，为提高短期刺激效果，可在首年补贴 60% ；第二年则可设置为平稳过渡期，将补贴降至 40% ；而第三年则应继续降低至 20% ，从而逐步完成政策退出 。阶梯式退坡模式的政策调控策略能够将市场波动控制在一定范围内，防止波动过于剧烈影响地方住建经济的正常发展。此外，还应加强对房价偏离度的跟踪监测，一旦发现其高于基本面 15% 时，应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调控，且在税率设置中应严格坚持超额累进这一基本原则，既要为刚性需求提供保护，也要注意抑制投机行为。

（三）财政政策工具效能提升策略

为进一步提升财政政策工具效能，应提高施策精准度，可采取差异化管理策略，并促进产业链的协同发展。由于我国各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存在较大的差异，地方住建领域经济增速也各不相同，因此在应用政策工具时应高度重视区域的差异性，并通过空间梯度调控策略优化政策工具应用效果。例如，西部地区的专项债配套比例可达到 60% 左右，以通过高配套比例、基础配套设施转移支付以及基准税率优惠等政策工具的应用，产生一定的政策洼地效应，以吸引投资，促进西部住建领域经济的快速增长。而在中部地区，则可采用弹性配套比例，弹性空间可设置为 40‰ 之间，以便为各类城市更新项目重点提供政策支持，且可将基准税率优惠幅度设置为 60% ，以促进产业梯度转移。在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专项债配套比例不应超过 30% ，且应为智慧社区建设等项目提供转移支付支持，以促进城市品质的提升。在此基础上，为防止过度补贴，并保持政策的吸引力，可将基准税率设置在 80% ，以提供必要的税收优惠。通过区域差异性的财政政策，可使政策工具与不同区域的财政状况、经济水平以及产业需求实现精准匹配。

同时，应通过财政政策工具的科学应用，激励产业链协同发展。例如，在保障房项目中，为促进装配式建筑的发展，可采用增值税即征即退等政策工具，使企业能够在完成采购后即时获得返还现金流，使资金活力得到充分的释放。在此基础上，还可以配套应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优惠政策，为装配式建筑施工工艺创新提供政策支持，从而在政策优惠、技术创新以及产业升级之间形成正向循环，以激励全产业链的协同发展。通过政策工具的创新性组合应用，可有效降低企业税负，为建筑企业的转型升级提供核心动力。

（四）建立健全财政风险防控体系

在财政风险防控中，应加强对财政政策工具效能的客观分析。为提高评估结果的科学性，应对传统评估机制进行创新，加强多维评估模型的构建，并采用先进的评估方法。效能评估应涵盖经济性、效率性、效益性、可持续性以及公平性等多个维度。其中在经济性评价中应对政策工具的就业岗位创造效率以及投资乘数效应进行综合分析，经济性指标在效能评估中的权重占比设置应相对较高。在效率性评价中应重点对地方住建项目的按期完工率以及资金拨付周期等进行准确的测算分析，以判断地方政府的行政效能。在效益性评价中则应重点评估产业协同效果以及房价的稳定性。在可持续性评价中则应通过对地方财政结构健康度以及偿债能力的测算，判断是否存在防控长期风险。保障民生底线是住建领域财政政策工具应用的基本出发点，因此在效能评估中应高度重视公平性评价，以客观分析弱势群体的具体受益程度以及保障房供给的实际覆盖范围，且应合理确定该指标权重。在效能评估中应积极引入动态赋权机制，使效能评估能够更加客观、准确的反映实际政策效果，为准确识别风险提供可靠的依据。

同时，应建立健全债务熔断机制，以有效防范财政风险。在债务熔断机制的建设中，可通过设置项目资本金到位率警戒值、土地出让收入同比降幅红线等安全阈值，并应将住建项目的工程进度与专项债资金拨付相挂钩，形成三重动态阈值，以进一步完善风险防控体系，通过连续性监测自动识别异常，有效测评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值，从而自动触发熔断机制，实现对资金使用的精细化控制。

三、结论

财政政策工具对地方住建领域的经济增长会产生多重影响效应。为提高政策工具与住建经济发展的匹配度，实现精准施策目标，应对政策效应进行客观的分析，并采取相应的优化策略。同时，应加强与数字技术以及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的深度融合，以进一步提升政策调控能力，有效防范政策风险。

参考文献：

[1] 刘金全,张龙. 我国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动态效应分析[J]. 财经论丛（浙江财经学院学报）,2019(7):23-34.

[2] 王振威. 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目标对宏观税负的影响研究[D]. 山东财经大学,2022.

[3] 葛杰君. 财政政策工具对经济增长影响探讨[J]. 魅力中国,2018(34):282-2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