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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时代党媒记者的“技能焦虑”:从“单一写稿”到“采拍剪全掌握”的转型观察

作者

毕雪

吉林日报社记者

引言:镜头前的“手忙脚乱”

周五下午的社区广场,一位 45 岁的党报记者正举着防抖云台拍摄短视频。镜头里,社区书记正在介绍养老服务新政策,他却因忘了切换对焦模式,画面始终模糊。“老师,镜头往这边挪挪!”年轻同事的提醒让他额头冒汗——这已是他本周第三次因操作失误重拍。

二十年前,这位记者靠着一支笔、一个采访本就能写出获奖深度报道;如今,党媒新媒体阵地的拓展,要求记者不仅会写稿,还要能拍视频、剪片子、做直播,甚至熟练运用数据可视化工具。这种从“单一技能”到“全能选手”的转型要求,让不少党媒记者陷入了集体性“技能焦虑”。这种焦虑不仅是技术层面的手足无措,更关乎职业认同与生存价值的重新定位。

一、焦虑的三重表现:转型期的能力断层

党媒记者的“技能焦虑”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新媒体技术对传统新闻生产模式的冲击所致。这种焦虑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

(一)技能维度:从“一支笔”到“十八般武艺”的能力鸿沟

传统党媒记者的核心竞争力集中在“文字驾驭”与“政策解读”上,对视觉呈现、音频剪辑等技术技能几乎零要求。但新媒体传播的“视听化”趋势,倒逼记者必须掌握新技能:拍摄要懂运镜构图,剪辑要会用 Premiere 或剪映,直播要控制镜头切换与互动节奏。

某省级党报记者坦言:“写稿我能一天出三篇,可让我剪一条 30 秒的政策解读视频,得熬到半夜。”更让记者们困扰的是,技术工具更新迭代太快——刚学会用无人机拍摄,VR 全景报道又成了新要求;好不容易掌握了基础剪辑,数据新闻可视化又被提上日程。这种“学不完的技能”带来的持续压力,让不少记者产生了“被时代抛弃”的恐慌。

(二)工作模式:从“分工协作”到“单兵作战”的角色重构

传统党媒的新闻生产是“流水线作业”:记者负责采访写稿,摄影记者专司拍摄,编辑统筹版面,技术部门负责后期制作。而新媒体时代的“短平快”传播要求,让“一人包全程”成为常态。

某融媒体中心记者的工作日常颇具代表性:上午采访乡村振兴典型,中午用手机剪一条现场短视频发抖音;下午参加政府发布会,边听边用语音转文字整理通稿,同时抽时间回复直播间网友提问;晚上回到单位,还要把白天的素材剪辑成深度报道视频,配上台词字幕。“以前是‘术业有专攻’,现在是‘样样都得会’,感觉自己像个陀螺,永远停不下来。”这种角色转变,让习惯了分工协作的记者们难以适应。

(三)价值认同:从“内容为王”到“流量导向”的判断迷茫

党媒记者的职业自豪感,很大程度上来自对“内容深度”的追求——一篇有分量的调查报道、一次精准的政策解读,能直接推动问题解决。但新媒体传播中“流量至上”的评价体系,让不少记者陷入价值困惑。

“我花一周采写的脱贫攻坚深度报道,在公众号上阅读量不到五千;而同事随手拍的‘村口老槐树开花’短视频,点赞量却破万。”一名记者的困惑颇具普遍性。当“播放量”“转发率”成为考核硬指标,当“标题要抓眼球”“时长不能超 1 分钟”成为创作铁律,习惯了“慢工出细活”的党媒记者,开始怀疑自己坚守多年的“内容信仰”是否还适用。

二、焦虑的深层成因:转型中的结构性矛盾

党媒记者的技能焦虑,本质上是传统新闻生产体系与新媒体传播规律碰撞产生的结构性矛盾,具体可归结为三个“不匹配”:

(一)能力储备与传播需求不匹配

新媒体传播强调“即时性”“互动性”“多媒体融合”,而党媒记者的能力体系仍停留在“文字优先”“深度优先”的传统框架。例如,突发新闻发生时,新媒体需要记者第一时间发回现场视频,而不少老记者仍习惯先写文字稿再考虑可视化呈现,导致错失传播良机。这种“能力代差”直接加剧了记者的焦虑感。

(二)培训机制与技术迭代不匹配

虽然多数党媒都开展了新媒体技能培训,但多是“一次性讲座”或“基础操作教学”,缺乏系统性与持续性。某记者参加完单位组织的“短视频制作培训”后发现:“老师讲的剪映基础功能早就会了,可实际需要的‘爆款脚本设计’‘粉丝运营’却没人教。”技术迭代速度远超培训节奏,让记者陷入“学了也跟不上”的无奈。

(三)评价体系与党媒属性不匹配

党媒的核心功能是“喉舌”与“桥梁”,需兼顾政治属性与传播效果。但部分单位在转型中过度强调“流量指标”,将点赞量、转发量与绩效考核直接挂钩,甚至出现“为博流量牺牲内容严谨性”的倾向。这种“重流量轻导向”的评价偏差,让记者在“坚守原则”与“适应规则”之间左右为难。

三、破局路径:在“补短板”中守牢“长板”

党媒记者的技能转型,并非要抛弃传统优势“从零开始”,而是在坚守核心能力的基础上“迭代升级”。实践中,已有不少探索值得借鉴:

(一)个体突围:构建“核心+延伸”的技能体系

党媒记者的核心竞争力始终是“政策解读能力”“深度调查能力”“群众沟通能力”,新媒体技能应围绕这些核心展开延伸。例如:擅长时政报道的记者,可重点掌握“政策可视化”技能,用动画、图表让文件精神更易懂;跑民生线的记者,可专注“出镜报道”,用亲和力拉近与观众距离。

某党报记者的转型经验颇具启发:他不追求成为“剪辑高手”,而是专注练好在镜头前“说政策”的能力——用群众语言解读文件,配合简单的现场画面,其制作的政策解读系列短视频,因“接地气”“讲得清”成为平台爆款。这种“以长板带短板”的策略,既减轻了焦虑,又发挥了优势。

(二)机制支撑:单位层面的“转型托举”

党媒单位需建立系统性的转型支撑体系:一是分层培训,针对老记者开展“技术扫盲”,为年轻记者强化“政治素养”,避免“一刀切”;二是保留适度分工,例如设立“新媒体技术支持岗”,为记者提供剪辑、设计等后端支持,而非要求“人人全能”;三是优化评价体系,将“传播效果”与“政治导向”“内容质量”综合考量,避免“唯流量论”。

某省级党媒的做法值得参考:他们推行“ 1+1 ”搭档模式,让一名文字记者与一名技术专员组成固定团队,前者负责内容策划,后者负责技术实现。这种“协作式转型”既保证了内容质量,又提升了传播效率,有效缓解了记者的技能压力。

(三)价值锚定:技术服务于内容的初心回归

党媒记者的转型,最终目的是让党的声音传播得更广泛、更深入。无论是拍摄视频还是直播互动,都应围绕“讲清楚政策、反映好民生、引导好舆论”的核心目标。某记者在总结自己的转型心得时说:“我现在拍短视频,首先想的不是‘怎么能火’,而是‘群众需要知道什么’。”这种以“内容价值”为导向的技术运用,才能让转型不偏离方向。

结语:在焦虑中成长的“新党媒人”

新媒体时代的技能迭代,对任何媒体从业者都是挑战,对党媒记者而言,这种挑战更蕴含着“守正创新”的机遇。所谓的“技能焦虑”,本质上是职业责任感的体现——正因为在乎“能不能做好”,才会焦虑“会不会掉队”。

从“一支笔”到“多媒体”,变化的是传播形式,不变的是党媒记者的初心:深入基层、贴近群众、传递真理。当记者们在实践中逐渐找到“传统优势”与“新媒体技能”的结合点,当单位建立起更科学的转型支撑体系,这种焦虑终将转化为成长的动力。

未来的党媒记者,或许不再是“单一领域的专家”,但一定是“懂政治、通业务、会传播”的复合型人才。他们手中的笔不会放下,镜头与键盘也将成为新的“武器”,在新时代的舆论场中,继续书写着党媒的责任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