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延元年的足球队》鹰四的伦理困境与救赎

引言

聂珍钊倡导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主张“文学的产生最初是为了伦理和道德的目的”[1]。该理论强调文学的伦理本质和教诲功能，文学作品通过展现人类在不同伦理环境中的选择与困境，传递道德经验与伦理智慧。他还创造性地提出了伦理意识、伦理身份、伦理环境、伦理困境、伦理冲突、伦理选择等一系列的文学伦理学批评术语，并阐释了它们的意义、功能与应用范围等[2]，为我们解读复杂文本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尤其在剖析道德边缘的文学角色时，展现出强大的阐释力。

大江健三郎的《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展现了战后日本社会传统价值的瓦解与现代性的冲击下的道德真空。从个人维度看，鹰四利用白痴妹妹的弱势与之发生乱伦，导致妹妹怀孕堕胎并服毒自杀，成为他终身背负的罪孽，造成其精神上的“孤立”状态，这构成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典型案例——即个体在伦理意识尚未觉醒的状态下陷入无头绪的道德困境。鹰四在参加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运动失败后，以巡演忏悔剧《我们自身的耻辱》，向美国市民道歉。此次巡演展示了鹰四的个人选择，这个选择摧毁了他的人生信念。个人罪孽与民族耻感的双重压迫，也是战后日本伦理困境的写照，其挣扎与毁灭不仅是个体悲剧，更折射出整个民族在历史转型期的精神阵痛。鹰四这一典型角色与文学伦理学批评具有天然的契合度，为伦理身份、伦理困境、伦理选择、伦理救赎的分析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素材。

既往研究鲜有从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对《万延元年足球队》进行研究，本研究将鹰四置于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下剖析，以期望突破既往将鹰四简单地归于“行动者”，蜜三郎为“观察者”，暴力 政治反抗，死亡Σ=Σ 自我解脱的二元对立模式。本研究揭示鹰四行为背后的伦理动机——他策划“超市暴动”并非出于单纯的政治反抗，而是模仿家族历史英雄形象制造的一场“想象力的暴动”，使村民共同参与抢劫，通过“耻感的社会化”，构建伦理共同体，以此缓解个人耻感的孤立重压，实现自我救赎的目标。文学伦理学批评揭示：当暴动缺乏实质伦理诉求时，救赎必然失败，最终导致自毁的伦理审判。

本研究以《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为对象进行探讨，力求领悟大江健三郎的“直面地狱者，方能超越地狱”的思想。致力于丰富伦理研究的具体案例，拓展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的应用域场。

一、鹰四的伦理困境：罪与耻

《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主人公鹰四是一个复杂的伦理存在。鹰四的悲剧源于个人乱伦之罪与民族战败之耻。

乱伦之罪。少年时期的闭塞与苦闷，鹰四与对其极度依赖的妹妹犯下了乱伦之罪，与妹妹乱伦是鹰四伦理困境的核心。这一行为已构成对血缘伦理的彻底僭越。妹妹怀孕堕胎后遭鹰四情感抛弃服毒自尽。乱伦的悲剧成为鹰四终身背负的罪孽。他始终害怕妹妹留下揭露真相的遗书，虽经确认无此风险，但一直被罪恶感折磨。这种罪恶感驱使鹰四不断地进行自我惩罚。在美国，半夜跑到黑人居住区，与黑人妓女发生关系并染上了性病，刻意制造肉体伤害，以缓解精神煎熬。这种病态心理最终导致伦理认知的扭曲。

民族耻感。与个人罪孽交织的是战后日本集体的伦理创伤。鹰四曾积极投入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学生运动，失败后被右翼势力胁迫，出演忏悔剧《我们自身的耻辱》向美国市民谢罪，这直接摧毁了他的生活信念。民族战败的集体记忆化为自身的伦理重负：抗争的学生运动却向“敌人”忏悔，造成价值体系的崩塌，导致自我身份认同的混乱。

罪耻共生绞杀。当个人罪孽与民族耻感叠加，鹰四陷入了自我厌恶状态。他既渴望洗刷罪孽，又恐惧直面真相。其行为呈现两极跌宕：一则贬抑自我。在性关系中刻意选择自己成为被蔑视的对象，通过被厌恶的方式确认罪人身份；一则扮演英雄。组织足球队模仿农民暴动，在历史重演中扮演“英雄”以对抗耻感。当他“说出了真相”后，以祖传猎枪将身体“打成了石榴”，对个人罪责进行了终极审判。

鹰四的双重耻感是战后日本的精神缩影：乱伦象征家族传统伦理崩坏；抗争失败，美国忏悔巡演实则是殖民延续；诵经舞沦为表演，宗教信仰失效；鹰四的伦理困境已超越个体层面，成为现代人在价值废墟中寻找救赎路径的典型案例。

二、暴动的伦理脚本：历史认同与暴力仪式

为摆脱伦理困境，鹰四精心策划了一场“想象力暴动”。他组建足球队，复兴“诵经舞”，煽动村民抢劫“超市天皇”。通过重现万延元年农民暴动，试图在历史认同中实现自我救赎。暴动是制造耻感的平等化。实质是个人耻感与历史记忆在战后日本废墟上的扭曲共生。是一场荒诞而悲怆的伦理救赎闹剧。鹰四将曾祖父弟弟万延元年暴动领袖视为精神偶像，渴望通过暴力仪式连接家族记忆，感受祖先的“精神”。

与万延元年农民反抗苛政的真实斗争的本质不同，鹰四的暴动缺乏实质性政治诉求。超市是四国村民日常生活的依赖：从养鸡失败向“超市天皇”求助，到根所一家把仓库卖给“超市天皇”换取钱财，再到村民购买生活必需品。暴动沦为一场哄抢消费，闹剧失败后，一切恢复正常，超市损失以加价出售为补偿。暴动失去伦理正当性，便沦为空洞的形式。

鹰四组建青年足球队并非进行体育运动，而是为暴动积蓄力量，鹰四组织的训练现场充满严肃而阴森的杀气：“小伙子们默不作声地气喘吁吁地认真踢着足球”“发了疯似地满场奔跑，接连摔倒，谁也没有笑”“就连围观的山谷的孩子们也都表情忧郁，一本正经，一声不吭，与城市孩子看体育比赛时那股活奔乱跳的热闹气氛截然相反”“这太可怕了，大家没有一点快乐的样子，怎么能这么玩命地踢？”[3]，鹰四将足球训练重构为暴力的献祭仪式。

复兴的“诵经舞”实为精心设计的记忆篡改现场。鹰四头脑里培养出的是与村民一样梦想所支撑的记忆：身穿古代服装的万延元年暴动的领袖——曾祖父的弟弟的“灵魂”；身穿海军制服上衣的 S 哥的“灵魂”在念佛舞中，指挥青年集团和可恶的朝鲜人展开战斗。鹰四从中寻求的是“祖先的精神”。

抢劫超市成为耻感的炼炉。鹰四煽动山谷的村民共同参与哄抢“超市天皇”的闹剧，以“全村人都一样可耻，真叫好！”[4]，道出了这场暴动的本质——通过集体污名化来转移个人耻感。鹰四的暴动充满矛盾：既痛恨外来资本的压迫，却又依赖超市生存。鹰四试图通过这场“暴动”唤起对曾祖父弟弟领导的万延元年农民起义的历史记忆。而暴动的失败，象征着历史救赎路径的彻底破碎。

三、自戕的伦理裁决：忏悔与自我审判

在超市暴动彻底失败后，鹰四与蜜三郎在家族仓库的激烈对峙，构成了整部小说最震撼的伦理审判现场。在这个凄冷的特殊伦理法庭，鹰四既是被告，又是法官，他以最极端的方式终结了对自己的审判。“在绝望中死去”是对鹰四悲剧结局最深刻的诠释。鹰四在被密三郎拆穿制造“杀人”事件后，在仓库昏暗的灯光下，坦白了积压在内心已久的秘密——与妹妹乱伦，导致妹妹自杀。鹰四发出“我道出了真相”的粗重的呻吟声，既是对个人罪责的最终宣泄，也是对冷漠的“旁观者”蜜三郎的控诉。

“伦理意识的觉醒往往始于对自身罪责的认知[5]”，鹰四选择在这个时刻说出真相，是希望获得兄长的伦理认同。而蜜三郎面对鹰四的坦白，反应却极具杀伤力。他不仅没有给予弟弟期待的积极回应，反而残忍地揭示了两个关键“事实”：被鹰四视为“天生具有牺牲精神的英雄[6]”S哥其实是个"胆小怯懦”“被大家消遣解闷”的愚蠢之人；鹰四“最信赖的曾祖父弟弟在领导暴动大肆杀戮之后，最终对同伙们见死不救，只身穿越深林逃跑了。后来，他又进入险境，将自己的暴力者正当化，依然持续着凶残狂暴的人生[7]”。这种来自至亲的否定，彻底摧毁了鹰四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

鹰四的终极选择充满了仪式感：他赤身裸体在雪地翻滚的场景，被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辞赞誉为“百年前农民起义领袖曾祖父弟弟的化身，是现代暴动的煽动者”。这个行为既是对万延元年祖先的模仿，也是通过自身肉体对积久罪耻的宣泄与释放。在自杀前，鹰四声称所有暴动责任一人来承担，这一举动使村民免于报复，这体现了鹰四对领袖伦理责任的担当。鹰四在“我说出了真相”后，用猎枪自戕，将自己的身体击穿成了石榴状。通过肉体毁灭这一悲壮场景，完成了内心地狱的最终超越。

从文学伦理学视角看，鹰四的自杀不是简单的逃避，而是在多重绝望——个人救赎的绝望、历史重演的绝望、伦理连接的绝望之下，通过自我审判实现伦理净化。鹰四用猎枪决绝自杀，就像武士采用现代暴力向死而生。鹰四的死，既是对个人罪责的最后承担，也是对冷漠社会的最终控诉。鹰四的悲剧说明，当所有的社会性救赎之路被封堵，剩下的唯一伦理选择就是自我毁灭。这也反映了战后日本传统价值体系的崩塌，个体所面临的伦理困境。

四、伦理之光：鹰四形象的启示

在当代日本文学中，鹰四这个边缘人犹如流星般照见了战后日本社会的精神困境。从文学伦理学视角审视鹰四形象，必须将其置于大江独特的创作理念当中。大江的“促使我创作这部小说的最大动机，即是我渐次意识到的与以东京为中心的日本文化非常不同的地方文化，亦即边缘文化”，这为我们理解鹰四的伦理价值提供了线索。

鹰四集学生运动失败者、海外流亡者和乡村暴动煽动者于一身，具有多重的边缘伦理身份。在伦理选择上，他与蜜三郎式的消极厌世不同，不屑融入虚伪的主流社会。他选择以暴力仪式和死亡来完成自我救赎，这种超出了常规伦理的极端方式，是对战后日本社会伦理缺失的无情鞭挞。

意外的是，鹰四之死唤醒了蜜三郎的伦理意识。最终蜜三郎夫妇决定收养鹰四的遗腹子，接回疗养院的白痴儿子，开始新的生活。这一转变暗示着鹰四的自我毁灭成为照亮黑暗的一束微光，这种效应正是社会边缘者的伦理贡献。

比较小说中主要人物的伦理立场，可以更清晰地看到鹰四的独特价值。在行为伦理上，鹰四由罪耻感驱动，蜜三郎则理性旁观，菜采子选择逃避，村民奉行实用主义。面对困境时，鹰四采取暴力仪式与自我曝光，蜜三郎则消极避世与怀疑主义，菜采子用酒精麻痹自己，村民则随波逐流。在救赎上，鹰四选择死亡审判，蜜三郎转向责任承担，菜采子寄托于生育希望，村民则安于现状。对历史记忆，鹰四信奉历史英雄主义，蜜三郎对历史去魅化，村民对历史记忆淡漠。通过对比凸显了鹰四作为边缘伦理主体的独特性——他拒绝一切循规蹈矩，以自己的方式直面伦理困境。

鹰四的形象启示我们，在价值多元化的现代社会中，边缘人群的存在具有不可替代的伦理价值。他们或许表现极端或偏激，或许遭遇挫折与失败，但正是他们的存在，使得主流社会正视那些被有意忽视或遗忘的伦理困境。鹰四虽然死去，但他所点燃的边缘伦理之光，仍照亮着当今时代的道德路径。

结语

在《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中，鹰四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存在。他的乱伦之罪与政治耻感，他的暴动模仿与悲壮的自戕，构成一部惊心动魄的救赎画卷。通过文学伦理学批评可见，当整个民族战后陷入耻感麻痹时，鹰四以最激烈的方式言说真相；当历史被权力话语垄断时，他用身体重写历史记忆。

大江健三郎借此展现的，远非个人悲剧。鹰四的伦理挣扎直指现代性的核心困境：在诸神退隐的时代，人如何自我救赎？这部作品在诺贝尔奖颁奖台上被赞誉“将焦点重新对准父亲与智力功能障碍的儿子之间的共生”。当蜜三郎最终走向责任承担，那束黑暗中透出的微光，已然映照出鹰四用生命换取的伦理价值——唯有“直面地狱者，方能超越地狱”。

参考文献：

[1]聂珍钊.关于文学伦理学批评[J].外国文学研究，2005（1）.8

[2]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J].外国文学研究，2010（1）

[3][4][6][7]大江健三郎 著 郑民钦，杨炳晨 译.大江健三郎精品集[M].复旦大学出版，2008.209、255、181、293

[5]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作者简介：黄显宇，女，汉族，2001-11，黑龙江省哈尔滨人，哈尔滨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日本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