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文化在川东北的演进逻辑与精神传承

一、川东北巴文化的空间与源流

1.1 地理环境特征

川东北地区位于四川盆地东北缘，地跨大巴山南麓与嘉陵江上游，包括今巴中、南江、通江等区域。该地以米仓山、大巴山为主体山脉，嘉陵江、渠江、州河等水系纵横交错，形成“山峦叠嶂、河谷纵横”的典型地貌特征。《华阳国志·巴志》载：“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清晰勾勒出古代巴国的地理范围。这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既为巴文化的产生提供了自然基础，也塑造了巴人独特的生存方式与文化性格。巴人在与自然环境的长期互动中，发展出梯田农耕、山林狩猎等适应山地经济的生产模式，并逐渐形成了坚韧勇悍、务实进取的民族性格。

1.2 历史沿革

川东北地区的人类活动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晚期。商周时期，巴人逐渐在此定居，形成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化群落。春秋战国时期，巴国建立，川东北成为其核心辖区之一。这一时期，巴人在农业、手工业和青铜铸造等方面取得显著成就，出土的青铜器如虎钮錞于、虎纹戈等，造型独特、纹饰精美，反映了较高的工艺水平与文化特色。

秦灭巴蜀后，川东北被纳入中央王朝郡县体系，但仍保留了大量巴文化传统。秦汉时期，随着郡县制的推行和移民政策的实施，巴文化与中原文化进入深度融合阶段。至汉代，川东北成为连接中原与西南地区的重要通道，商贸与文化往来日益频繁，巴文化在交流中不断丰富与发展。

二、巴文化核心要素的川东北表达

2.1 廪君传说与巴人精神图腾

廪君传说作为巴人的起源叙事，深刻反映了其族群认同与文化精神。《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唯务相船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廪君率部沿清江（今湖北恩施地区）西迁至盐阳，与盐水女神部落的冲突与融合。这一传说不仅隐喻了巴人从渔猎向农耕转型的历史进程，也体现了其开拓进取、勇武决断的民族精神。

在川东北地区，廪君传说有多处物质遗存与地理印证。宣汉罗家坝遗址出土的战国船棺葬，其船形棺椁被视为廪君“乘土船”迁徙的象征。南江县皇柏林现存千年古柏 287 株，相传为廪君部族迁徙途中的祭祀场所；断渠地貌的独特形态，也被学者认为可能与“土船”传说相关。

廪君死后“魂魄世为白虎”的记载，使白虎成为巴人的核心图腾。川东北地区出土的青铜器中，虎钮錞于、虎纹戈等屡见不鲜，尤以罗家坝遗址的“虎噬人”铜戈最为典型：戈身铸立体虎形，虎口衔人首，既体现对白虎神力的敬畏，也暗含人虎合一的神权观念。白虎图腾贯穿于巴人的宗教信仰、艺术创作与社会生活中，成为其精神认同与文化象征的重要载体。

2.2 板楯蛮文化与族群特质

板楯蛮（賨人）是川东北地区的主体族群之一，其文化特质在巴文化中具有代表性。《华阳国志·巴志》载：“阆中有渝水，賨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指出其勇猛善战的民族性格。板楯蛮以罗、朴、昝、鄂、度、夕、龚七姓为核心，通过“盟约制”与中原政权建立军事- 赋税契约关系，享有“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的特权。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板楯蛮夷者，秦昭襄王时有一白虎，常从群虎数游秦、蜀、巴、汉之境，伤害千余人。”凸显其尚武传统。南江（南江县城北）太子洞岩画中的持弓射猎场景，与文献记载形成图像互证；阳八台遗址出土的战国青铜兵器，形制兼具巴蜀特色与中原风格，印证了文化的交融。

板楯蛮的“兵民合一”制度，秦汉时期被纳入国家军事体系，《后汉书》记载：“板楯蛮夷……长于山谷，安于重险，幼童以上，皆习弓弩”。至三国时期，賨人李特家族率流民军队建立成汉政权（五胡十六国之一），体现了巴人豪族从地方势力向割据政权的跨越，他们以勇猛善战著称，在历史上多次参与重要战役，为巴国和后来的地方政权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他们与中原政权的互动与融合，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使得巴文化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基础上，不断吸收中原文化的精华 。

2.3 巴渝舞与傩戏传统

巴渝舞是中国古代战舞的活化石，起源于巴人的战争生活。《华阳国志·巴志》记载，賨人“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陷阵，锐气喜舞”，刘邦观后赞其“此武王伐纣之歌也”。达州开江县出土的东汉画像砖中，头戴羽冠、手持兵器的舞者形象，与文献记载高度吻合。

巴渝舞后来逐渐演化为傩戏，如南江杨坝的“爨坛戏”、巴中恩阳的“提阳戏”等，至今仍在民间传承。傩戏面具造型夸张，动作刚劲，融宗教祭祀、民间艺术与文化传承于一体，被称为“戏剧活化石”。这一艺术形式不仅体现了巴人勇武精神的艺术化表达，也反映了其文化信仰与审美观念的延续性。

三、米仓古道上的巴文化时空记忆

3.1 米仓古道的起源及路线

米仓古道始创于秦末，兴于汉代，是中国古代连接关中与巴蜀的重要通道，中国最早的国道之一。其北起陕西南郑，南至四川巴中，全长 250 余公里，纵贯秦巴山区，连接黄河与长江流域，是古代官道、兵道、商道，素有“大行道”之称。古道得名于东汉张鲁在汉中传播“五斗米道”，米仓山因而得名。

古道分为南北两段：北段自汉中经南郑越米仓山至南江；南段经玉泉、牟阳城、上两、南江县城、皇柏林进入巴州。另有一线称汉中古道，从汉中经通江、平昌抵绥定（达州）下重庆。米仓古道的开辟打破了巴山的地理阻隔，成为巴地与中原、关中地区进行军事、商贸与文化往来的重要通道。

3.2 文化遗存与文化传播

米仓古道川东北段现存古桥、栈道孔、拦马墙等遗迹300 余处，构成一部“立体史书”。东汉建安二十年（215 年），张鲁“断谷道”以抗曹操，米仓道首次见于正史。三国时期，张飞曾沿此道夜袭瓦口隘，诸葛亮《后出师表》中“米贼据汉中”亦指此道战略地位。

牟阳城遗址的汉代夯土城墙、烽燧等遗迹，证实了其在军事防御方面的重要功能；皇柏林段石板路上的车辙痕迹，为古代交通史提供了实物证据。巴中南龛石窟的唐代“双头瑞佛”造像，融合印度笈多风格与巴地审美，印证了佛教沿此道南传的历程。《史记·货殖列传》“栈道千里，无所不通”的记载，进一步凸显了其交通与文化价值。通过对这些文化遗存的研究，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巴文化在米仓古道上的传播和发展，以及巴地与其他地区的文化交流。

3.3 生态适应与诗意栖居

川东北山高水急、田瘠雨频的自然环境，促使巴人发展出“雨养农业”模式，《农政全书》称“巴人善治山田”。晚唐诗人李商隐“巴山夜雨涨秋池”的诗句，不仅成为文学经典意象，也是巴人生态智慧的反映。清代《夜雨亭记》载“巴人夜话，多述雨事”，现代作家艾芜《南行记》亦延续了这一美学传统。

《蜀中广记》载“旱则击鼓焚山，以召龙雨”，体现了巴人对自然力量的敬畏与调适智慧。这种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化，使得巴人在艰苦环境中实现了诗意栖居，形成了独特的生活哲学与文化情感。

四、巴文化的精神内核与当代传承

巴文化的精神内核可概括为刚勇尚武、开放包容、务实进取、诗意栖居。川东北地区的考古发现（如断渠遗址、阳八台遗址）表明，早在新石器时代该地已形成独立文化区系，巴文化并非“蛮夷之地”的陪衬，而是积极参与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对话的重要主体。

在当代，巴文化的精神仍深深植根于川东北的社会生活之中：方言中保留的古音古词、饮食文化中的独特风味、建筑风格中的山地适应元素等，均是巴文化传承的生动体现。刚勇尚武的精神激励着人们在现代社会中勇于面对挑战；开放包容的特质促进了多元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生态智慧则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历史借鉴。

结 语

综上所述，从廪君部族的西迁史诗，到板楯蛮的盟约制度，再到米仓古道上的商贸与文化交流，巴文化在川东北地区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体系。这一体系既是地理环境与历史进程的产物，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见证。

巴文化所蕴含的刚毅勇武而不失开放包容、质朴务实而富有诗意情怀的精神内核，在历史演进中展现出强大的延续性与创新力。对其发展逻辑与精神传承的深入探讨，不仅揭示出地域文化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基础性作用，也为增强当代文化自信、推动文化遗产的创新转化提供了重要资源。在新时代背景下，保护、研究并传承巴文化具有深刻的学术价值，积极推进其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不仅有助于明晰文化传承脉络，更能有效激活传统精神的当代生命力，为实现文化繁荣与认同建构提供深远启示。

参考文献：

[1] （ 晋） 常璩 撰；刘琳 校注 . 华阳国志校注 [M]. 成都：巴蜀书社，1984.

[2] 段渝 . 巴蜀文化研究 [M]. 成都：巴蜀书社，2006.

[3] 蓝勇 . 四川古代交通路线史 [M]. 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