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出于蓝”

摘要：书法篆刻家吴让之活动于晚清扬州，早年有过十年的摹汉印基础，后受到邓石如“印从书出”思想的影响，兼修篆隶和篆刻。在取法上，吴让之博采众长，敏锐的关注到篆书碑额能在篆刻中融入，从此拓展了其篆书、篆刻取法的范围，经邓石如“印从书出”的影响，吴让之对篆法进一步改造，把元朱文引入篆刻创作，使得吴让之篆法在邓石如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印化中的篆法与线质。也为后来书法、篆刻家的取法方向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印从书出；吴让之；印风

一、邓石如、吴让之篆书篆刻之异同

邓石如吸收汉碑额篆书，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对晚清篆刻来说，无疑是拓荒之路。邓氏改变了小篆固有形态，兼具流畅书写性，更接近自然书写状态。徐利明曰：“只有邓石如的变革小篆笔法，功深韵高，体势大度，为后人之楷模。…邓石如风格的历史意义着重在这一点上彰示出来。”[1]邓石如篆书对吴让之、杨沂孙、赵之谦及后世书家的影响都很大。吴让之篆刻和书法都取法邓石如，可见，邓石如是晚清最有成就的艺术家。

邓石如通过借鉴书法来安排篆刻中的虚实和变化，包世臣评云：“字画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常计白以当黑，奇趣乃出。”[2]“疏密”“聚散”体现出章法、字法的松紧关系。“聚散”含有动势，通过疏密聚散，使布局产生运动感、节奏感。康有为评云：“完白山人计白当黑之论，熟视魏碑自见，无不极茂密者。”[3]“白”是印面留白，“留白”在书法章法上不可或缺，邓石如“计白当黑”论的提出，影响了吴让之及后人。邓吴二人虽然同样取法汉碑额，但其学习理念却有很大不同。邓石如表现强烈的冲击力，而吴让之偏向平和安静，终以符合自己创作为理念，是“印从书出”理念之价值。

吴让之篆书转折处笔锋使转变化明显，“转”和“折”相结合运用，使点画舒展飘逸。吴氏篆书采取中锋用笔的方式，行笔稳健流畅，收笔处灵活出锋，使篆书线条挺拔圆润，呈内圆外方，独有细腻美感。看吴让之《吴均帖》笔法丰富多变，线条圆润饱满，体现了篆书婉畅之态。吴氏篆书在结字上，包含了邓石如的篆隶书用笔姿态，舍平直为圆弧，斜画与圆曲相配合，刚健挺拔，书写意味强。吴让之早年从包世臣处学习书法，并由此转向师法邓石如，深得邓氏篆隶精髓。吴让之篆书用笔舒展流畅，独具面目，使汉碑额篆法得到了淋漓的发挥与邓石如相比，可谓“青出于蓝”。

二、吴让之对“印从书出”的接受与拓化

吴让之在创作上，接受邓石如的篆书和用篆方式。在观念上接受邓石如的“印从书出”理论。吴让之能熟练接受主要是自身十年之久的汉印摹刻基础，在对邓氏“印从书出”思想的接受中，自身“求新”观念逐渐形成，不断嬗变，这是吴让之成功的关键。

“印从书出”的提出，得益于魏锡曾在总结邓石如书风时总结出来，后不断传播开来。其理论的形成，主要是在书法中融入了篆隶元素，并在汉印基础上创变，在遵循汉印的基础上进行风格化创作，最终提炼为印学理论。邓石如处在浙派兴起的特殊时间节点上，凭借自身的敏锐视觉和洞察力，创造出篆书的风格化面貌，思想独到而超前。据李祖望与魏锡曾交谈：“其法大要于字里见刀法，字外见笔法，故世称为铁笔。然其派不必以南北分，而其流自别，从书法出，得其篆势，如邓完白是也。庶不失秦汉古印遗法，董小池诸人犹能之。若字体结构比方，是为浙派，陈曼生诸人是也。”[4]书法与印章存在着关联。书写中注意字法与刀法之间关系，篆刻中要有书法笔法，也就是追求书与印的相生。其后演化便有“印从书出”观念。吴让之受益“印从书出”悟得书法与篆刻关联，也就是书法与篆刻的一致性问题。因此，邓石如书印相生，书法与篆刻成就都很高。从魏锡曾在《吴让之印存跋》中提炼的概念看，魏锡曾云：“钝丁之作，熔铸秦汉元明，古今一人，然无意别于皖。黄、蒋、奚、陈继起，皆意多于法，始有浙宗之目，流及次闲，偭越规矩，直至郐耳。而习次闲者，未见丁谱，自谓浙宗，且以皖为诟病，无怪皖人知有陈赵，不知其他。余尝谓浙宗后起而先亡者，此也。而若完白书从印入，印从书出，其在皖宗为奇品，为别帜。”[5]魏锡曾对皖派邓石如的中肯评价，肯定邓石如价值和贡献，也对浙派在“后起先亡”上做出了自己的理解和评议。认为浙派重刀，忽视了书写性，而邓石如将书与印相统一，通过“篆”与“刻”协调相生，这是邓石如的贡献，也是高明之地。

邓石如的成功，主要在于眼界的开阔，能从汉篆碑额中汲取有利的成分加以吸收和印化，这是其大胆的想象力和实践的结果。可见，邓石如在书法与篆刻的贡献上有划时代意义。但吴让之作为邓石如继承者，在吸收和化用上也更高一筹，高时显云：“让之虽承完白法，而运刀行气，不袭其面目，似以秦汉为宗。”[6]吴让之的价值在于突破了千百年来的难题，“印中求印”是秦汉以降篆刻发展的主要取法方式，而吴让之能“食古而化”，从秦汉印章的营养中脱离出来。师法邓石如，又独树一帜，形成特有的思维和方法，在“印外”求得了突破的方法，这是其观念的灵活，当属晚清印坛之旗帜。

吴让之印风的形成，除了建立在邓石如的基础上，还表现出了独特的一面，那就是破除陈规，锐意创新。吴让之不再是谨守邓派，而是创造性的破除邓石如篆刻中的曲与折，以直率与挺拔的视觉审美去改造用篆文字和线条。在用篆文字上，把邓石如肥厚粗重的用笔，变为轻盈婉转的吴氏风格。以直率通畅的线条，去表现婉转飘逸的书写性。另外，吴让之的篆书与篆刻增加了秀逸淡雅的清刚之气，对印学理念的再升华中不断尝试“破”与“立”，而臻至完善。

三、余论

吴让之师法邓石如篆书，邓石如篆书诸体皆能，与浙派思路有所不同，变“印内求印”到“以书入印”“印外求印”，变宋元时期的方正字入印到小篆字入印，可见邓石如、吴让之一脉在用篆、印化文字等方面，就已经找到了突破口。邓石如在篆刻中，用刻刀的刃去发力，以冲刀为主。起承转合之间抒发了篆书圆转酣畅的流利感，带来了富于书写性的笔墨情感，用篆线条以苍劲浑朴为主，结体婀娜多姿，这是将刚柔之美充分融合的体现。故，邓石如一派追随者者众，诸如：徐三庚、吴咨、吴让之等。邓氏一派开篆刻风格化的先河，为后世篆刻风格化发展探索出了新的路径和方法，轰动一时，影响广泛。其中，吴让之在刀法上继承了邓石如的用刀之法，以冲刀为主，但吴让之在自身的实践上，同时又参入切刀之法、披削刀法等，丰富了刀法在晚清篆刻史上的地位，又带来了创新，这是吴让之活学活用的成功案例。吴让之善于用偏斜之刀的刀背对印面披削浅刻，或直立或深刻、浅刻，熟练的掌握了用刀的多种技巧，随势生发，因时而异，综合运用。吴让之的线条婉转自然，流动飘逸，在充分表达篆书笔意的情况下，注重扎实的基本功底和既生动又富有神韵的印风。

注释：

[1] 徐利明《中国书法风格史》，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20年版，第481-482页。

[2] [清]包世臣《艺舟双楫》，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第641页。

[3] 祝嘉《祝嘉书学论著全集4上·历代书学论著疏证》，苏州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97页。

[4] 黄惇《中国古代印论史》，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年版，第92页。

[5] [清]魏锡曾《吴让之印谱跋》，韩天衡《历代印学论文选》，西泠印社，1999年版，第596页。

[6] [清]高时显《晚清四大家印谱序》，韩天衡《历代印学论文选》，西泠印社，1999年版，第7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