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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寄生虫》的人物建构和视觉隐喻

作者

张钊铭 莫浩宇

四川传媒学院智能影像艺术学院 四川省成都市 611745

一、社会经历对于导演影片人物建构的影响

奉俊昊于忠武路开启导演生涯,在《绑架门口狗》到《寄生虫》等作品创作中,实现商业与艺术的深度融合,形成独特影像风格。受家庭文学艺术氛围浸染,加之延世大学社会学专业的系统训练,其对社会阶层关系认知深刻,善于将社会学思考融入电影创作,在作品中深入探讨阶层矛盾、贫富差距等议题,展现出鲜明的社会批判意识。

奉俊昊属韩国电影圈 “386 世代”,该群体指 30 岁左右入行,80 年代活跃,出生于 60 年代的导演。他们的父辈经历朝鲜战争,家庭教育方式各异。80 年代,处于冷战前沿的韩国社会运动思潮频现,正值青年的 “386 世代” 导演深受影响。90 年代韩国电影界变革不断,1999 年的 “光头运动” 尤为关键。彼时,韩国影人为抗议开放外国电影配额,集体剃光头示威,成功促使政府维持本国电影放映配额政策,成为韩国电影发展转折点。此后,在与好莱坞的竞争中,韩国电影凭借低成本、现实基调,融合商业元素的独特风格与题材,于逆境中崛起,形成差异化的电影美学,在世界影坛占据一席之地。

二、意识形态理论概述

意识形态电影理论源于 20 世纪 60 - 70 年代后结构主义思潮,是电影符号学、精神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的产物。卡巴尼斯、特拉西等人率先以揭露电影机器意识形态效果为目的使用 “意识形态” 概念。

20 世纪 60 年代,法国《电影手册》和《电影力》的左倾取向推动电影理论革新,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路易 - 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影响深远。1969 年,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指出,宗教、教育等社会机构是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通过非强制手段使个体服从社会秩序。

1970 年,让·路易·博德里《电影:电影基本装置的意识形态效果》和让·路易·科莫里《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发表,标志该理论确立。其强调电影作为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受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制约并参与其再生产。《约翰福特的 < 青年林肯 α>α 是该理论经典分析范例,该理论还对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电影批评理论产生重要影响 。

三、影片《寄生虫》中人物阶层建构的巧妙设计

作为 “386 世代” 导演奉俊昊的作品,《寄生虫》以无业游民家庭借伪造文凭进入富豪家庭引发意外的故事,探讨阶层分化问题。凭借社会学教育背景,影片呈现鲜明观点与社会隐喻,兼具商业性与艺术性。在经历《雪国列车》《玉子》的尝试后,奉俊昊回归韩国社会现实,摒弃主角 “英雄” 光环,聚焦有瑕疵的小人物。相较前作架空故事中刻意的情节建构与突兀冲突,《寄生虫》以自然的表层叙事、可信的人物行为,弱化剧本建构痕迹,虽存在戏剧冲突与现实的脱节,却仍实现流畅的观影体验。

在人物建构方面,《寄生虫》讲述的三个家庭,一个是一家四口全是无业游民的底层阶级,一个是在富人家做管家的中下层阶级,一个是住在别墅的上层阶级。戏剧冲突最为强烈的就是底层阶级与上层阶级,影片中也用了很多视听语言来扩大这种阶级冲突,比如用不同的光线、色调,身居高位,富足的朴社长一家住的地方充满阳光 ,而社会底层的基泽一家住的地下室非常昏暗,从而形成了反差。

在《寄生虫》人物塑造中,奉俊昊以二元对立又充满复杂性的角色,构建真实社会图景。基宇一家为求生存采取诈骗等违法行为,却也有对底层共情的善意;富人家庭虽为受害者,但其言行细节如派对邀请本质为加班、言行表里不一等,暴露出上层阶级的虚伪与冷漠。导演通过这些人物设定,揭示社会阶层生存逻辑——富人因物质优渥有选择善良的资本,穷人则受困于生计。影片台词 “钱是熨斗” 点明阶级差异本质,展现底层心声,解构非黑即白的善恶观,反映真实社会的生存法则。

四、影片《寄生虫》中隐藏的视觉隐喻

《寄生虫》通过隐喻性道具与场景设计深化阶层主题。导演奉俊昊频繁运用“楼梯”及其视觉延伸,十分钟的戏份设计凸显其表意功能,作为贫富差距的视觉隐喻,将上层别墅与半地下居所的空间落差,外化为社会阶层的隔绝。朴家别墅的垂直几何结构同样具有象征意义,水平与垂直线条形成的框架,加剧人物间的疏离感;别墅二层的平静与一层、地下室的冲突形成鲜明对比,地下空间更成为罪恶与隐秘的承载地。这些设计将别墅构建为韩国社会分层的“生态箱”,具象化阶层差异与矛盾。

在《寄生虫》中,奉俊昊以“气味”作为核心隐喻,巧妙串联阶层矛盾与叙事线索。作为阶层差异的具象化符号,气味不仅推动剧情发展,更深刻刻画阶级间的隔阂。基泽一家躲避朴社长时,朴社长凭借“馊掉的干货或臭抹布”的气味察觉异样,此前朴家小儿子对新管家与司机相同气味的表述,均暗示不同气味对应不同社会分层。

影片高潮处,朴社长捂鼻取钥匙的动作,彻底击碎基泽对金钱规则的幻想,触发暴力冲突。印第安人头套中黑色羽毛与红色羽毛的尊卑差异,在冲突瞬间象征社会身份的崩塌,揭示金钱主导的社会规则下,个体尊严的脆弱性。导演借此讽刺现实社会中以金钱论资排辈的价值体系,使暴力行为超越简单的善恶评判,成为对阶层压迫的无奈反抗。这种叙事设计促使观众反思金钱规则对人性与社会关系的深刻影响。

五、影片《寄生虫》中的空间构图与身份隐喻

在《寄生虫》的镜头设计中,奉俊昊摒弃冗余运镜,以极具表意性的镜头运动与蒙太奇组合,深度刻画人物情感与社会阶层关系。 通过同景别镜头的差异化处理,影片呈现基泽儿子心境的变迁。开场时,布满灰尘的窗户与朦胧灰暗的光线,暗喻其穷困的家庭处境;成功进入朴家后,暖色调的镜头、升格画面与舒缓音乐,展现其宣泄压抑后的畅快;而影片结尾,屋内漆黑、窗外蓝调雪景与微弱的路灯,象征基泽在绝望中仅存的渺茫希望。 在人物关系的视觉呈现上,基泽面试司机时,玻璃窗中线将其与朴社长分隔,即便空间相近,也直观传递出阶层隔阂。这种构图设计呼应韩国根深蒂固的阶级观念——社会身份优先于年龄辈分。朴社长因司机“越线”坐后座而将其开除,以及面对基泽关于情感的提问不予回应等情节,均通过镜头语言与台词细节,强化阶层间不可逾越的鸿沟。导演通过精妙的镜头设计与细节处理,将韩国社会阶层的种种特征具象化,不仅塑造立体人物形象,更深刻揭示金钱主导下社会等级秩序的本质。

六、结论

从《绑架门口狗》到《寄生虫》,奉俊昊持续深化阶级主题的影视表达,在加重魔幻色彩的同时,以现代都市寓言式叙事构建黑色童话。其通过抽离式视角,引导观众以局外人身份审视社会阶层问题。影片聚焦社会阶层裂痕,对上层与底层群体均进行还原与批判,既展现底层因“资源有限”导致的生存复杂性,又揭示上层的虚伪与冷漠。奉俊昊摒弃传统的同情或批判立场,以客观旁观者姿态呈现不同阶层的生活实态,借别墅空间内的戏剧冲突,生动展现人类内心的偏见、矛盾与愤懑,实现对社会现实的深刻隐喻与反思。

参考文献:

[1] 李济天 . 电视摄像中的审美意蕴探析 [J]. 新闻研究导刊 ,1674-8883(2016),18-0175-01

[2] 李阳,电视摄像的画面构图 [J]. 科技传播 ,2012,(3):180,158

[3] 西方文艺理论

[4] 视觉文化

张钊铭,1997 年3 月1 日,男,汉族,山东省龙口市,硕士研究生,助教,影像艺术研究与影视摄影与制作

2024 年四川传媒学院研究类青年教师科研项目:《“地缘文化”视域下的区域电影改编与“身体资本”嵌入创作启示》(项目编号:X202409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