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常态下国企治理结构改革与政策支持研究

引言：

经济新常态要求国企既追求经营效益，更承担宏观战略引领及社会责任。治理结构成为协调权责、提升决策效率及监督效果的核心，其完善程度决定企业适应市场变化及政策要求的能力。国企设计科学的制度可以保障管理行为同战略目标一致，有效的监督体系可提高识别风险的能力，合理的激励机制可激发活力。国企治理结构改革形成制度、监督同激励的联动，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基础支撑，也为国家战略实施提供制度保障，推动经济在新常态下稳健前行。

一、经济新常态的内涵

经济新常态是指经济发展进入一个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由扩张量转向提升质的新阶段。其核心特征包括增长速度趋缓、优化升级结构、动力转换及提升效率。在这一阶段，经济增长不再单纯依赖投资及出口拉动，而更加注重消费驱动、创新技术及升级产业。同时，资源环境约束、人口结构变化以及全球经济格局调整对经济运行产生深远影响。经济新常态强调可持续发展及高质量增长，国企根据优化产业结构、推动新兴产业发展及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措施，能够实现经济从扩张数量转变为提升质量效益，体现经济运行更加稳健、增强内生动力及发展方式更加科学合理的特征。

二、国企改革的政策背景

国有企业改革同宏观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调整趋势以及国家战略部署密切相关。在经济全球化及国内经济转型的双重驱动下，国企所处的市场竞争环境及配置资源模式发生深刻变化。进入经济新常态后，增长动力由要素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资本、技术、管理等多维度的效率要求不断提升，这促使国企必须在体制机制上寻求突破。同时，国内经济发展的高质量转型目标，对国企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优化产业布局及强化国际竞争力等方面提出更高要求。同时，国家层面的改革政策持续强化对国企的战略引领作用。自新一轮国企改革方案出台以来，围绕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优化股权结构、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及推动市场化运营等方面，能够形成系统性的政策体系。这些政策既着眼于解决历史积累的体制性障碍，也强调采用法治化、市场化手段提升国企治理水平及经营绩效。中央明确国企在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引领产业升级及承担社会责任等方面的功能定位，为改革提供制度基础及政策保障。

三、经济新常态下国企治理结构改革的策略

1. 细化董事决策程序，规范议案审议标准

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国企运行环境呈现市场化程度提升、竞争压力加大、政策导向趋于精准等特征，治理结构改革的任务之一是提升董事会的决策科学性及议案审议的规范性。国企治理结构中，董事会处于战略决策及监督管理的主要位置，其决策程序是否细致直接影响到战略执行的效率及效果。决策环节缺乏明确流程或标准，容易导致议案讨论偏离主题、审议质量下降，进而削弱政策支持的落地能力。国企细化程序及规范标准，有助于保证议案内容的合法性及可行性，还能形成稳定的决策机制，为其在复杂市场环境中保持战略定力及政策对接的精准性提供制度保障。

例如，国企在细化董事会决策程序方面，需要明确从议案提出到表决通过的每个步骤，避免流程笼统或存在灰色地带。国企可设定议案材料准备的时限及格式，确保提交内容信息充分、要点突出；在议题安排环节引入优先级排序制度，使重要且紧迫的事项得到优先审议；在讨论阶段划定发言时间及讨论范围，减少无关延伸，保证议案内容聚焦核心问题。针对战略性投资、重大人事调整、财务预算等不同类型的议案，设立差异化的评估指标及合格门槛。表决环节国企可引入比例制同复核制相结合的方式，确保通过的议案在数量及质量上均符合治理目标。为提高决策透明度，国企可在内部信息系统中同步更新议案的流转状态及审议结果，方便相关部门及时跟进执行，并且针对政策支持类事项，需在程序中增加政策合规性审查环节，对照国家产业政策、地方扶持政策等匹配评估，确保议案方向同政策导向一致。在制度层面，国企可制定决策程序操作手册，并定期评估执行效果，根据经济新常态下市场变化及政策调整情况修订手册。根据上述做法，国企能够在决策过程中减少随意性，还能提高议案审议的专业度及针对性，从而在治理结构改革中形成稳定、高效、可持续的运行机制，使政策支持发挥出更强的引导作用。

2. 强化监事监督频率，明确违规追责制度

当前国企面临市场竞争加剧、政策要求趋严的局面，治理结构改革必须强化监事会的监督职能。监事会的监督频次及质量直接关系到识别经营风险的效率及遏制违规行为的能力。如果监督周期过长或覆盖面不足，问题易被延迟发现，导致治理漏洞扩大，政策支持难以落到实处。明确违规追责规则，则是保证监督结果转化为治理成效的条件。追责机制不清，容易造成问责不及时、处理不到位，从而削弱制度威慑力。提升监督频率及细化追责标准，国企能够在制度运行中形成闭环，既符合经济新常态对合规管理的高要求，也能为治理结构改革提供稳定的制度支撑。

例如，国企在强化监事监督频次方面，可将定期检查同随机抽查相结合，形成覆盖面更广、反应更快的监督体系。并且根据业务风险点设定监督计划，高风险领域可安排月度甚至更短周期的检查，低风险领域则保持季度或半年度跟进。监事会在监督过程中应同步运用线上监控及线下核查，确保数据真实、流程合规，对于财务、采购及投资等核心环节，可建立实时数据预警机制，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启动专项监督程序。在明确违规追责规则上，国企需要对不同违规类型设定清晰的责任等级及处罚措施，若有重大经营失误、违反政策规定及隐瞒重要信息等行为列入高危类违规，并设立严厉的问责条款；对轻微违规，则采取警示、整改等措施。追责程序要公开透明，从调查取证到责任认定、处分执行，均应有明确时间表及处理标准，避免随意性。为提高追责执行力，国企还可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使监事会同人事、纪检等部门形成信息共享的格局，确保追责环节无缝衔接；在治理结构改革中，将监督同追责制度结合使用，还需要同政策支持保持一致。对于涉及国家重点产业政策的事项，国企在监督环节还可专门设置政策符合性评估，确保经营活动同政策导向同频共振，追责标准中也应明确违反政策要求的处理方式，从而在制度层面增强政策执行力。依靠优化监督频次及追责规则的方式，国企能够在经济新常态下更好地防范风险、提升治理质量，使政策支持真正转化为发展动力。

3. 完善管理激励模式，量化绩效挂钩标准

在经济新常态下，国企的经营目标更加注重质量效益与持续发展，治理结构改革需要完善管理层激励机制来调动积极性。激励措施如果缺乏科学性及可衡量性，就容易导致目标导向模糊、绩效评估失真，最终影响政策支持的落地效果。量化绩效挂钩标准可以将管理层的工作成果同企业经营数据直接关联，使激励分配更具公平性。这种机制有助于突出贡献度高的管理行为，还能减少主观评价带来的偏差。国企将激励制度与治理目标结合，能够推动管理层在经营中主动对接政策方向，形成同经济新常态相适应的高效管理体系。

例如，国企在完善管理层激励机制时，应先建立明确的绩效指标体系，将财务收益、运营效率及风险控制等内容纳入考核维度，每一维度应设定可量化的指标，并在年度初明确指标权重，确保考核标准公开透明。为增强制度的导向作用，国企可在指标设置中适当增加同国家产业政策相关的考核内容，使管理层在战略执行中更加注重政策契合度。在激励方式上，国企可采取短期结合长期的模式，短期激励可根据年度奖金或专项奖励体现，长期激励则可根据任期考核、股权期权及项目分红等方式实现。并且对于绩效不达标的情况，建立扣减或取消激励的机制，同时明确触发条件，以提高制度约束力。为防止激励制度流于形式，国企可引入第三方评估或跨部门审核，确保绩效数据真实可靠，评估过程可同信息化平台对接，实现实时数据更新，使绩效考核结果更具时效性及准确性。结合以上做法，国企能够在经济新常态下建立科学、透明及可操作的管理层激励体系，既能够落实保障治理结构改革目标，还能让政策支持发挥最大效益，推动企业在竞争环境中保持活力与稳健发展。

结束语：

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国企完善治理结构同政策支持的有效衔接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构建科学决策程序、强化监督机制及优化管理激励体系，国企能够在复杂市场环境中保持战略定力，实现内部治理同外部政策的高效对接。这种制度化、规范化的治理模式可以提升企业运行效率，也能够增强风险防控能力及政策响应能力，为国家战略实施提供坚实支撑。未来，随着经济发展模式不断演进，国企持续优化治理结构、深化制度创新并提升治理能力，将成为其适应新形势、提升核心竞争力的路径，同时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长期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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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戴莺莺（1990.05-），女，汉族大学本科，中级统计师主要研究方向：县域经济与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