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三孝调解”品牌的建设路径探索

2024 年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桐城市六尺巷时，强调要打牢社会治理的文化根基[1]。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基层社会治理成为国家治理的坚实基石，其效能直接决定着社会稳定、百姓福祉与发展的根基[2]。安徽省安庆市望江县是三孝故里，中华“二十四孝”中，孟宗哭竹、王祥卧冰、仲源泣墓三个孝道故事发生于此。近年来，安徽省望江县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重视发挥调解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大力推动“三孝”文化赋能调解，打造“三孝调解”品牌，取得积极效果。对望江县“三孝”调解品牌建设进行调研，有针对性地分析“三孝”调解品牌的形成、现状、存在问题并进而提出品牌建设提升路径，有助于进一步提升“三孝调解”品牌影响力，望江县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提高。

一、“三孝”调解的时代价值

带动基层治理迈向现代化，核心要点是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契合的治理体系，充分发挥多种治理模式的互补长处，达成治理成本与效益的优化效果 [4]。根据地方文化资源状况，打造拥有文化生命力、社会认同度与治理实效性的特色调解招牌，对提高县域治理现代化水平有着多方面的深远意义。

（一）贴合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中“文化振兴”的内在准则。“三孝”调解品牌大力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的望江三孝文化，是乡村振兴战略“铸魂”的重要例证，其提出倡导的“小孝持家、中孝敬业、大孝爱国”理念，是中华民族家庭伦理的核心要义，也是维护乡村社会关系、培育文明乡风的关键精神纽带。在基层治理实践中融入“孝文化”精髓，是对优秀传统文化予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直接例证，望江县依靠“三孝”调解品牌，推进传统文化与调解实践相融合，正是借助文化力量提升治理效能、达成“以孝感化人、以孝教育民众”的积极尝试。

（二）回应基层矛盾纠纷化解的现实挑战与本土智慧需求。契合基层矛盾纠纷化解的现实挑战和本土智慧需要，我国县域和乡村基层的矛盾纠纷展现出主体多元、类型多样、诉求复杂的态势，传统的矛盾纠纷化解模式面临效能瓶颈，亟待革新机制、提高能力，望江县“三孝”调解瞄准家庭、邻里等治理核心场域发力，以文化唤起涉事各方的情感共鸣感，搭建更有亲近感与信任感的协商根基，突出在依法调解这个基础上，掺入浓厚的“情理”要点考量，有效消除刚性法律规则和乡土生活情理之间有时会有的差距[6]。带动文化基因的“三孝”调解品牌，凭借其显著的乡土亲近感和文化归属感，创造了一条花费少、高认同、可稳定持续的矛盾纠纷化解途径。

（三）探究文化赋能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望江举措”。推行与发展“三孝”调解品牌，不只是望江县具体工作的一项创新实践，更是在国家治理实现现代化的背景里，探索凭借地方性知识与特色文化资源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有益探索，它真切体现了把传统文化优势转变为治理效能的具体举措，为其他地方破解类似治理困境提供了可借鉴的地方样本。精准剖析“三孝”品牌的建设现状、面临的瓶颈及其优化途径，对于增添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内涵与实践经验，助力打造带有中国气派、地方特色的基层善治样式，具备关键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二、“三孝”调解品牌的建设现状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继续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党组织引领、自治法治德治相协同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9] 近一些年，望江县牢牢把握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条件，借助本地深厚的孝文化渊源，把“小孝持家、中孝敬业、大孝爱国”的“三孝”理念系统地融入矛盾纠纷调解工作，着力创建具有地域文化标识和显著治理实绩的“三孝”调解品牌，经过一段时段的探索及实践，该品牌建设在组织架构、工作机制、文化赋能以及多元协同等方面有了一定程度的基础进展。

（一）治理架构：搭建三级“三孝调解室”的组织架构。为让“三孝”调解品牌有序进行且落地实施，望江县逐渐搭建起层次分明、城乡全覆盖的三级调解组织网络体系，以县委政法委牵头开展，把司法、信访、民政、妇联等部门资源做整合，成立县级“三孝”调解工作室。在各个乡镇（街道）依托综治中心以及司法所设立实体化“三孝”调解工作室，在社区和行政村设置“三孝”调解工作点，工作点成员以当地知晓情况、德高望重、热心公益事业的村（社区）“五老”人员（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老退伍军人、老模范）为主体力量，邀集网格员、村民小组长、乡贤代表参与工作。

（二）机制创新：组建“四化”工作运行体系。为让“三孝”调解规范、高效、长期稳定运行，望江县倾力推进运行机制的系统化塑造。标准化流程，推出《推进三孝调解工作法的实施意见》，利用网格排查、申请、移交三条渠道收集纠纷，按照类型分流给三级调解主体；明确“听、查、讲、喻、析、调”六字诀的操作规范 [9]。专业化支撑，引入法律顾问团给予专业辅导，心理咨询师团队开展情感上的疏导，地方文化顾问群体挖掘孝道方面资源，太慈镇退休教师沈某借助“二十四孝”典故化解兄弟纷争的案例成了经典样本；多元化协作，构建且实施“三孝+N”联动模式，跟法院建成诉调对接机制，使诉前调解案件调解成功率上升；跟公安联动处理110 警情转接的纠纷；与民政、妇联一起构建弱势群体帮扶途径。信息化赋能，充分采用微信、电话、视频等线上手段，为当事人送去便捷高效的调解服务，破除时间跟空间的制约；实施创新性“指尖服务”，经由搭建“警民通”联系工作群，承接群众于网上的咨询及业务办理，普及社会治安防范基本知识，收集来自群众的意见建议，提升调解工作的预判性与针对性。

（三）文化赋能：筑牢调解品牌的精神沃土。“三孝”调解的核心竞争力是由其深厚的文化底蕴赋予的，望江县着力挖掘并激活本地的孝文化资源，构建沉浸式文化空间，顾及调解环境的营造，采取悬挂孝道故事的图片、张贴孝文化相关格言、播放背景音乐等办法，营造孝德至上、和谐共处的氛围，悄然地影响当事人的心境；开展常态化状态下的德治实践，按周期组织“好媳妇好婆婆”“孝亲敬老模范家庭”“星级文明户”等评选表彰活动，积极宣传榜样的事迹，掺入基层自治规范，指导各村（社区）在修订村规民约的时候，把“三孝”的核心要求细化、列条化，明确标识倡导与禁止的行为类别，赋予其基层治理规范的相应效力，使道德引导与制度限制相辅相成；造就当地调解骨干，筛选造就一批擅长从孝文化典故里汲取智慧、能够利用乡土语言进行伦理诠释的“明星调解员”。

“三孝”调解成为化解矛盾的关键“金钥匙”，2024 年望江县的 3131 起纠纷，已成功调解 3122 起，达到 99% 的调解成功率，首次来访纠纷化解率与群众满意率都超 98% ；全县家庭纠纷诉讼调解后撤案 346 件，调撤率共计达到 41.74%，赡养纠纷、土地争议等好多长期解决不了的问题都得以解决 [10]。如今，在望江县“碰到事儿找调解室，评理时先讲孝道”渐成新潮流。

三、“三孝”调解品牌深入发展的现实困境

“三孝”调解品牌在望江县初步成效已达成，作为创新品牌，其在深化发展进程里也面临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明显问题和现实挑战，阻滞了其治理效能的进一步释放及品牌的持续

拓展。

（一）品牌认同度有待进一步强化，鉴于宣传内容碎片化呈现，缺失对核心理念、运行机制的系统剖析，未能营造出深入人心的文化符号形象，“三孝”调解品牌碰到公众辨识度不高的问题，文化内涵阐释的程度较低，不少群众对“三孝”调解品牌的认知较为浅表，把它归为普通调解形式一类，对“孝文化 + 情理法”融合体现出的独特优势认知不足。

（二）运行机制的规范化还需进一步健全优化，流程未实现标准化，尤其是在村级调解工作中过度依赖个人经验，程序启动、证据核实等关键环节没有可量化的标准，情法融合的尺度把控不易，过分强调孝道伦理也许会让法律权威性降低，造成对调解结果正当性方面的质疑，引起公平性不安。

（三）资源保障与能力支撑仍需进一步夯实，经费及物质条件掣制，尤其是村级工作点运转经费十分短缺，影响场所的维护以及人才的激励，调解人员专业水平欠佳，好比“五老”调解员在应对新型纠纷、实施数字化平台应用等方面有缺陷，培训体系的滞后问题凸显，现有培训在政策宣讲上用力多，在技能提升上用力少，欠缺分级别分类型的规划与实战操作。

（四）深度融入现代治理体系依旧存在不足，定位边界的界定模糊，与专业调解组织开展协作的规则未明晰，优势领域互补的效果未显现，推广力度微弱，品牌影响力仅覆盖县域范围，理论提炼与模式输出欠缺，数字化平台建设的步伐相对滞后，人工智能优势无法有效发挥。

四、深化“三孝”调解品牌建设的对策建议

为带动“三孝”调解品牌从“有”到“优”、从“点”到“面”实现深度跃升，实实在在提高其在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效能与影响力，需要针对现阶段面临的问题，实施具备系统性与针对性的优化手段。

（一）强化文化阐释及价值传播工作，增进品牌认知及社会认同水平，创建核心品牌标志，提炼“三孝文化”的核心价值标语，设计孝文化元素的视觉标识系统，组建多层次传播矩阵，集结调解案例书籍，开发诸如情景剧、短视频、黄梅戏等，在法治文化阵地及公共服务窗口嵌入品牌推广，夯实学术赋能，和安庆师范大学等高校联合搭建研究基地，按周期举办传统文化与基层治理论坛，造就理论研究成果。

（二）构建规范与质效保障体制机制，保障调解运行实现科学高效，确立分级操作规程，按照县级总指引，细化村、乡镇这两个层级的业务规范，界定情理介入的合适范围与底线要求，组建全流程质量核查体系，落实对调解卷宗的抽查评查工作，做好协议履行回访制度的落实，编写典型案例指引手册，修缮考评激励机制，创建调解量、成功率、群众满意度等相关的量化指标体系，落实绩效跟补贴挂钩政策。

（三）加强资源整合与调解能力培育，夯实品牌发展的人才后盾，扩大资源保障途径，将品牌建设置于财政预算范畴，探求“以奖代补”及公益基金模式，构建专业化培养架构，强化跟地方党校的合作，同调解室一道开发基础通识、基层实务、复杂纠纷三级课程体系，添加模拟调解等实战类课程。调整人才架构，稳住“五老”核心队伍，灵活招进法律、心理学等专业人才，建立跨领域调解人才集合库。

（四）提升多元协同与融合发展水平，释放品牌于治理体系里的综合成效，切实深化“三治融合”机制，推动村居法律顾问介入调解指导工作，把调解中发掘的共性问题纳入精准普法框架，跟道德评议会联动凝聚治理合力，组建多元解纷的网络格局，提升调解数字化平台的建设水平，在县级平台明确“三孝”调解所承担的功能定位，构建专业调解转介机制及司法确认快捷通道，加快品牌区域协同步伐，萃取标准化建设指引，以长三角调解论坛等平台为载体输出模式，探求跨县域协作机制，争取把此项目列入国家级示范项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需坚持并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1] 望江“三孝”调解品牌的实践探索，是对这一治理传统的发扬与拓展。望江实践为新时代“枫桥经验”赋予了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与治理伦理内涵，凸显了望江县在构建中国特色基层治理体系中的文化自觉及创新智慧。

参考文献：

[1] 新华网 . 习近平在安徽考察时强调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EB/OL].(2024 年 10 月 18 日 )[2025 年 8 月 20 日 ].

[2] 习近平.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出版社,2022.

[3] 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进一步加强市县法治建设的意见[N].2023.

[4] 费孝通 . 乡土中国 [M].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5] 范愉. 纠纷解决的理论与实践[M].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6] 黄宗智 . 经验与理论 : 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 [M]. 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2007.

[7] 肖唐镖 . 社会治理的中国经验 :“枫桥经验”的理论与实践 [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 ,2019.

[8] 张康之 . 论伦理精神 [M].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