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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的起源研究以兴隆沟遗址为中心

作者

刘雪洁

内蒙古师范大学 011500

“粟”属禾本科狗尾草属一年生的草本植物,生长期较短,英文名称“millet”,拉丁学名为“Setaria italica”,历史记载中多以“粟、稷、谷”的名称出现,北方人民称之为“谷子”,去壳后就是小米。中国是粟的起源地,驯化、种植粟的历史最为悠久。

中国目前出土的史前粟的遗存大概有六十处,从考古发现的文化遗存上来看,史前粟可以追溯到八千多年到三四千年以前,分属于中国的磁山文化、红山文化、裴李岗文化、后李文化等等,分布的范围十分广泛。学界一般认为,粟起源于中国华北地区,后向各地区传播扩散。关于粟的起源中心,学界一直以来都有许多争议,大概有以下几种:卫斯、张之恒、朱乃诚、王星光等人支持“太行山起源说”;吴诗池的“泰山沂蒙地区起源说”;王玉堂的“关中地区起源说”;张文祥的“宝鸡渭水流域起源说”;赵志军、刘国祥等人支持的“西辽河上游地区起源说”。

从现存遗址中出土的栽培粟来看,最早的栽培粟应属内蒙古地区兴隆沟遗址1(距今8000—7500 年)和河北磁山遗址2(距今8700—7500 年)。基于内蒙古地区兴隆沟遗址和河北磁山遗址粟作遗存存在年代重叠的现状,学术界关于粟作起源中心的问题仍存在很大的争议。但是目前尚没有证据证明兴隆沟遗址粟作遗存是磁山遗址快速传播的产物。反之,笔者认为在判定西辽河上游粟作是否为独立起源上有强大的证据支撑。

一、西辽河上游地区粟作独立起源的证据支撑

2001 年到 2003 年间,内蒙古考古研究所联合赤峰市博物馆对兴隆沟遗址进行了发掘。并在兴隆沟遗址第一地点的浮选结果中发现,该遗址出土黍约1500 粒,出土粟约 10 余粒。3 经碳十四测定,兴隆沟遗址第一地点所处年代在距今8000—7500 年间,该地区栽培粟是目前发现最早的粟作遗存之一。

内蒙古赤峰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东南部,该地区衔接蒙古高原、东北平原以及华北平原三大地貌区。地处特殊的三角地带使得西辽河上游地区包含了山地、草原、河谷、荒漠、黄土丘陵等一系列截然不同的地貌景观,从而使得该地区的生态环境明显具有多样性的特点。该地区又横跨科尔沁沙地,其荒漠化的特征使得西辽河上游地区的生态环境同时包含脆弱多变性。依据生物进化论原理:“在相对稳定、可预测的生态环境里,植物的进化趋向是繁衍少量但个体较大的后代;而在脆弱多变、难以预测的生态环境中,其进化趋向则是繁衍大量但个体较小的后代。前一种进化趋向,旨在与同类植物于稳定生态环境中争夺生存空间;后一种进化趋向,则是为了适应多变的生态环境,凭借众多后代所携带的不同变异基因,来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不可预知的生存状况”4。这种进化模式致使像粟这类植株矮小却籽粒繁多的植物,成为脆弱多变生态环境中的优势物种。由此可见,西辽河上游地区生态环境的这些特性,恰好为粟的野生祖本广泛分布与进化创造了条件。

西辽河上游地区的生态环境不仅为粟的野生祖本生长创造了条件,还影响到了该地区先民对于食物的选择。在该地区脆弱多变的生态环境下,各种可供人类食用的植物必然受到影响,与粟作生物特性不同的植物在生长上面临挑战,在环境的作用下,可能会出现果实减少甚至大面积死亡的状况,这必然会影响到该地区先民日常的采集食用。在食物紧缺的压力下,人们自然会寻找广泛分布且相对稳定产出的植物,例如粟的野生祖本,而这些植物在长期生长与人类干预的作用下,生物特性逐渐转变,慢慢发展为易食的栽培作物。

除此之外,考古工作者对遗址中出土的人骨进行了碳氮稳定同位素的分析发现先民食物中 C4 类植物百分比约为 77% ,得出了兴隆洼文化时期先民以粟、黍为主食的结论。5 根据目前学术界新的人骨分析数据显示,大致同一时期的中原地区遗址中的先民食物中的 C4 类植物占比在70% 左右,6 与兴隆沟遗址数据相近。 C4 类植物在兴隆沟遗址的先民食物中占如此高的比例,也对学术界长期以来局限于“旱作农业起源于中原”的论断形成了较大的冲击。

按照作物起源理论的一般认识,“判定某种作物的起源地,至少应该要证明两个问题:一是出土作物的文化遗址是否处于这种作物野生祖本的分布范围之内;二是在野生祖本分布的地区是否存在着栽培这种作物的最早的人类文化遗址”7。显然,西辽河上游地区能够符合粟作起源地的基本理论,可以被认定为粟作的起源地或起源地之一。

二、缺乏证据支持兴隆沟遗址粟作源自磁山遗址的快速传播

从传播路径的合理性来看,史前时期粟的远程传播应是自然传播与人工传播相结合。短距离的传播以人工携带为主,达到渐进式波浪形的传播。但是从中国的地貌上可以看出,磁山遗址位于太行山南麓,与兴隆沟遗址之间跨越多处山脉,直线距离近 980 公里,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物种交流缺乏必要的文化技术交流基础,粟作在两地的人工传播的可能性较小。自然传播包括水载传播和鸟载传播,磁山遗址的栽培粟有向兴隆沟遗址传播的可能性,但是水载和鸟载都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没有实际证据只是简单的判断兴隆沟遗址的粟作遗存是由磁山遗址传播而来的显然是武断的。

传统的作物传播不仅包括简单的物种传播,还包含一些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传播。从两处遗址出土的粟作加工工具来看,兴隆沟遗址出土的石磨盘大多有“底面平整”的特征 8,而磁山遗址出土的石磨盘多有“底部有 34 个乳突状足”的特征9,可以看出两处遗址的粟作加工工具在形制上有很大的区别,难以从生产工具的形制上看出两处遗址存在传播——接收关系。

从现有证据来看,兴隆沟遗址的考古地层学研究揭示了粟作遗存的连续性,且并未发现与磁山遗址直接相关的文化层叠关系,兴隆沟遗址所处的周边生态环境也为粟作的野生祖本生长提供了条件。此外,从传播路径和出土农具来看,磁山遗址并不具备向兴隆沟遗址进行快速物种技术传播的条件。因此,兴隆沟遗址的粟作并非是磁山遗址的快速传播,而是有其特殊的独立起源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