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儒书类文献东传及日本制度变革的研析

基于日本对强盛唐朝的敬仰学习之情以及唐朝建立中心地位的需要，中国儒家典籍大量传入日本。东传日本的唐代儒书类文献包括《毛诗》《春秋左传》《周官礼》《周易》等唐人经学著述、《周礼疏》《仪礼疏》《三礼》等礼学文献、《乐书要录》《琴法》《弹琴手势法》等音乐文献以及《笔势集》《韵篇叙例抄》《名教》《韵海镜源》等小学类文献，这些典籍给日本政治与文化带来巨大改变。

一、唐代儒书类文献流传载体与方式

留学生、学问僧、渡日唐人是唐代儒书类文献东传的载体，商贸运送、购买、赠送是唐代儒书类文献东传的方式。整理一系列资料发现，为唐代儒书类文献东传贡献最大的留学生有在唐为官的阿倍仲麻吕和遣唐使吉备真备等，其为日本带回了《唐礼》《太衍历经》《太衍立成》等上千多卷汉文典籍。学问僧有玄昉、空海、最澄以及“入唐八大家”等，其为日本带回了佛经一千零七十六部、经卷二百三十部四百六十卷等。渡日唐人有鉴真和尚等，其为日本带回了王羲之真迹行书一帖、王献之真迹三帖、天竺、朱和等杂体书五十帖等[1]。

二、唐代儒书类文献东传对日本制度变革的影响

（一）律法制度中的儒家思想

《近江令》《净御原令》《大宝律令》是日本历史上重要且使用时间较长的律法制度。而这些律法制度的制定深受儒家学说的影响，如唐朝的《永徽律令》和《永徽律疏》。与此同时，在刑法上，日本也参考借鉴了唐朝的制度，比如日本的“八虐”就是以唐朝重罪“十恶”为基，且内容相差无几，仅是将“不睦”和“内乱”分别纳入了“不道”和“不孝”，进而由“十恶”变为“八虐”。但了解日本历史上的量刑发现，其受唐朝的量刑影响较浅，具体表现在量刑明显轻于唐律，而这与日本崇尚和推崇的仁政理念有关[2]。

（二）教育制度中儒书的作用

唐代儒书类文献东传对日本制度变革的影响还体现在教育制度方面。日本 670 年设置学官，在中央设立大学寮，在地方的“国”设立“国学”。翻阅史料发现，日本设置学官后，所讲授的内容以及所用的教材皆与儒家典籍密切关系，比如，大学寮建立初期以儒家经典“五经”为教学课本，并且考虑到“五经”的学习难度，为让学生能更好地选择所习经书，进而可以掌握经书内容，当时的日本将“五经”拓展到“七经”，包括《周易》《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每个学生要选择两经以上，且《孝经》和《论语》是必读书目。神龟、天平年间，日本推行的“明经”“文章”“明法”“算学”四道也是以儒家典籍为本[3]。唐代儒书类文献东传到日本，对日本教育制度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教育方面，还为日本建立和维护中央集权制国家奠定了思想基础，而这源于当时日本所设立的中央学府“大学寮”以及地方“国学”，均为日本贵族提供教育服务，主要为统治阶级培育了人才。

（三）选官制度中的儒书作用

历史上日本的选官制度有贡举制与科举制，考试内容包括秀才、明经、进士、明法、医、针六科。而这些考试内容中主要涉及“方略策五条”、《孝经》《论语》《周礼》《左氏》《礼记》等，具体的考试内容则以具体的考试要求为主，比如，进士科唐制考“帖：一小经十帖及《老子》试杂文两首，策时务五条”等。除此之外，日本在贡举制选官考试中，明经生需熟读“七经”，并深入理解每一条例的深层含义；同时，应秀才考试者必须撰写与政教、治国相关问题的论文，这些论文要求论述清晰、逻辑严密，且治政方针政策的核心内容需紧密结合儒家大一统思想来构思和表达。由此可见，日本的选官考试体系高度侧重儒学思想，这不仅体现了考试对人才选拔的严格标准，更是唐代儒学思想通过文化交流传入日本后，在政治制度中得以广泛宣扬和扎根的重要方式，推动了儒学在日本社会各阶层的传播与影响。

结束语：

综上所述，研究唐代儒书类文献东传及日本制度变革发现，留学生、学问僧、渡日唐人以及商贸运送、购买、赠送是唐代儒书类文献东传日本的主要途径，而唐代儒书类文献东传之所以能够东传，与双方皆有需求相关。了解唐代儒书类文献东传对日本制度变革的影响发现，在律法制度方面，日本参考借鉴了唐朝的刑法制度，但量刑参考不重。在教育制度方面，日本中央学府“大学寮”以及地方“国学”的教学内容涉及《周易》《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等儒家典籍。在选官制度方面，贡举制与科举制的考试内容与唐朝的选官方式有一定的相似性，且秀才、明经、进士、明法、医、针六科的考试内容涉及儒家典籍。

参考文献：

[1]蔡燕梅.日本江户时期明清尺牍书籍的传入与接受[J].国际汉学,2025(2):122-129+159,160.

[2]宋忻怡.清初礼书《頖宫礼乐全书》考论——以日藏本二种为核心[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64(2):150-161.

[3]文艳蓉.唐代歌诗东传日本考略[J].乐府学,2024(3):246-2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