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数字赋能基层治理精细化的路径优化研究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明确指出，加强基层智慧治理能力建设是关键任务之一，目的是全面提升基层治理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水平。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了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和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的重要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的关键措施。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上特别强调：“要广泛运用数字技术于政府管理服务中，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持。”在这一背景下，利用数字技术提升治理能力的需求变得尤为迫切。基层可以借助数字技术，大力推动基础设施的智能化升级，从而实现治理效能和服务精准度的全面提高。

本文深入阐释数字技术在基层治理中的赋能路径及其实施机制。从理论维度，将数字技术与基层治理紧密结合，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从实践维度，深入剖析数字技术如何具体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机制与实践策略，为解决数字鸿沟、提升基层治理总体效能以及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提供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政策建议。

一、成都市数字赋能城市基层治理现状及特点

（一）理念上，从单一数据采集到多元数据采集交互共享，从简单数字化到综合数字智慧化

数据采集方面，摒弃以往单一维度的模式，转向多元化、交互式共享。通过融合多源数据，利用数据比对与清洗技术，有效规避单一数据源存在的准确性风险，确保数据的全面性与可靠性。数字系统架构方面，打破封闭独占的桎梏，向开放式互联体系演进。在数据共享理念及制度的双重推动下，原本孤立的数字应用系统与数据资源被激活，实现数据的高效交互与广泛共享，构建起协同联动的数据生态。数据处理方面，不再局限于基础数字化层面，而是迈向综合智慧化阶段。基于共享机制，数字资源应用突破传统存储与局部使用的边界，综合性智慧化系统的应用，极大拓展了数据的应用场景，充分释放数据价值，显著提升数据应用效能 。

（二）技术上，从单一数据来源到大数据，从简单逻辑运行到智慧化智能化

区块链、隐私计算等前沿技术的蓬勃发展与深度应用，正重塑数据采集格局，为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注入强劲动能。如今，得益于接口设计的便捷化升级，数据采集已突破单一系统的桎梏，实现前置化与多样化采集模式的革新，大数据技术也深度融入各采集场景，成为数据获取与分析的核心力量。与此同时，云存储技术的广泛普及，犹如为公共数字资源筑起安全壁垒，既保障了数据安全，又充分彰显其公益性价值。而人工智能与区块链技术的创新应用，更是成为基层治理智能化、智慧化跃升的关键引擎，以智能算法驱动精准决策，用分布式账本确保数据可信，为基层管理服务筑牢数字根基，推动基层治理迈向更高水平。

（三）模式上，通过数字技术运用服务方式走向一网通办，实现跨层级的一网统管，让数据共享

在数字技术深度渗透基层治理的背景下，新模式围绕服务与管理双维度重塑城市治理。服务维度上，“一网通办”打破传统流程，实现数据高效流转，减轻百姓和企业负担，成为公共服务创新典范。管理维度则通过“一网统管”贯通管理架构，促进数据共享，瓦解信息孤岛，形成城市管理综合指挥体系，推动城市管理智能化、高效化。这些展示了数字技术在基层治理的实践探索，构成长期目标导向。然而，数字技术在基层治理应用中也存在认识误区、数字化支撑局限及发展水平差异等不足。因此，数字技术赋能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面临诸多挑战，道路漫长。

二、现阶段数字赋能基层治理的问题和原因

（一）数据采集高效规范、全面精准有待改进

数据采集效率已成为基层治理数字化的突出瓶颈。受层级管理、职能划分和行政惯性影响，数据采集的时限与质量矛盾愈发尖锐。基层资源有限，难以满足各方对高质量数据的迫切需求。实际工作中，大量数据采集任务常以硬性指标限期完成，却未充分考虑基层工作实际，导致采集质量不佳。例如，上级政府因快速决策急需流动人口数据，要求基层短时间内完成采集报送，却忽略了基层人力不足和人口动态变化带来的采集难度，最终影响数据质量。

数据采集规范性缺失问题突出。各部门因遵循不同的标准化要求，导致采集规范缺乏统一性。标准化权威数据难以在政务系统内共享流转，大量重复采集任务反而加重基层工作负担，最终造成数据口径混乱、质量参差不齐。以房屋数据采集为例，基层常被要求逐户上门核查，既忽视居民隐私保护，又未充分利用现有政府房屋数据底册，徒增工作成本却收效甚微。

（二）数据共享高质标准、便捷有效尚待革新

数据共享质量参差不齐。权责划分模糊、数字安全与隐私保护顾虑等问题，使得数据壁垒难以破除，严重阻碍数字化共享进程。在实际共享过程中，部分部门出于自身考量，对数据进行选择性过滤，人为屏蔽关键信息；还有许多部门对共享核心数据积极性不足，甚至存在抵触心理，不愿配合共享工作。这一系列因素导致数据共享质量堪忧，无法为基层治理提供有力支撑。例如公安系统数据敏感度极高，保密要求严格，在保障数据合法调取与合理利用方面，仍面临重重困难。

基层数据共享便捷性问题突出。作为科层体系末端，基层部门数据掌握量少且单一，高度依赖上级数据开放与回流。但跨层级系统的数据传输存在诸多阻碍，导致基层获取数据困难重重。以疫情防控为例，数据多由上级按需下发，基层反向需求的数据流转效率却难以满足实际防控需求。

（三）数字应用精炼集成、管用好用急需完善

基层数字应用系统在精细化水平上存在明显短板。多数基层应用功能局限于数据采集与上报，受科层架构、职能划分和权力边界等因素影响，系统数量激增且管理混乱。在实际工作中，由于缺乏统一规划和整合，各部门各自为政开发独立应用，致使街道层级应用系统动辄上百个。基层工作人员往往需同时对接十余个数据系统，不仅增加了操作负担，也使得系统维护与更新工作难以有效开展。

应用系统与基层治理实践存在严重脱节。当前数字应用的功能设计更多围绕全局性工作部署和考核要求展开，对基层实际工作场景的关注不足，缺乏贴合基层治理需求的数字化解决方案和功能模块。这导致应用系统在便利性、即时响应能力和交互性方面难以满足基层工作需求，无法有效解决基层治理过程中的实际问题，难以真正发挥数字技术对基层治理的赋能作用。

三、数字赋能推动精细化治理路径优化

城市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面临多重挑战，需政府超越局部思维，进行顶层设计。核心在于利用大数据和智慧城市理念构建治理框架，明确主体角色和职能边界。必须创新治理模式，运用数字技术解决治理难题，以实现精准施策和治理现代化。结合经验，可多维度展开实践。

（一）加强顶层谋划，统筹协调数字化各环节责无旁贷

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基层治理数字化是提升效能的关键路径。但转型实践中的协同困境凸显，需强化顶层设计与全流程统筹机制。由于该转型涉及多层级行政架构与多元治理体系，构建系统化统筹协调机制、实现资源协同整合，成为突破发展瓶颈的核心。尤其在数据标准化、信息共享、系统集成等领域，亟需通过统筹机制凝聚跨部门共识，提升治理协同效能。当前，政务服务数据管理部门虽承担数字政府统筹职能，但受组织架构、职能交叉等因素制约，跨层级、跨部门协同存在制度性障碍。对此，可设立城市管理领域最高决策协调机构，构建以政数局牵头、联动职能部门与基层社区的协同网络，推进数字化制度建设。针对顶层设计事项，建立“基层反馈—专项研究—高层决策—分层落实”闭环机制，通过决策执行协同，实现治理效能跃升。

（二）推进制度完善，规范数字化全链条势在必行

健全的制度体系是数字信息管理的核心。尽管在电子认证和移动政务服务标准化方面取得成效，数据治理关键环节仍存在制度短板。主要问题包括数据采集缺乏效率提升机制和行为规范，个人隐私和数据安全保护体系不完善，以及数据共享和应用流程中标准化规则缺失，导致信息孤岛和跨部门数据融合困难。这些制度缺陷限制了数字资源的协同价值，阻碍了数字技术在基层治理创新中的应用。制度建设是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基础。建议以数据管理部门为主导，联合多部门，制定数据采集、共享、应用的全流程制度规范。通过发布规范性文件或制度性条例，建立覆盖数据治理全链条的标准化体系，为基层治理创新提供制度保障，推动数字技术融入基层治理，提升治理效能。

（三）完善应用支持，推进基层治理数字化与时俱进

数字化技术在基层治理中的应用需依赖可靠数据资源和应用系统。尽管已有进展，但与基层需求相比，差距明显。基层需求的数据供应和应用支持不足，限制了基层在数字化进程中的主动性和创新力。必须基于现有系统，深入了解基层需求，构建符合要求且适应基层实际的系统化应用平台和数据资源。相关部门应与基层同步数字技术应用和数据协同，以最大化发挥应用和数据效能。

（四）提升应用大众化，倒逼基层治理精细化深入民心

数字技术开发的应用和数据，需满足基层部门需求，服务居民，提升办事透明度和便捷性。尽管有所改善，但与群众期待的服务仍有差距。数据共享质量不高导致的问题给居民带来不便。需保障数据安全，打破数据孤岛，整合资源。后台数据交互、清洗、筛选和更新，推动数据流转共享，前台统一平台、简化流程，降低技术门槛和时间成本，方便公众融入数字化治理，实现基层治理共建共治共享目标。

（五）加大资源保障，保持数字化建设投入迫在眉睫

基层治理数字化进程中，前端数据采集、数据共享和数据应用系统的开发完善、整合集成，依赖技术投入与人才储备。不同层级、区域、部门数字化投入差距明显，普遍存在投入不足；数字化投入短期性、阶段性特征明显，缺乏长期规划和定期优化，导致资源消耗过大。需梳理整合资源，加大基层数字化投入，确保资源覆盖到位、持续稳定且精准有效，弥补基层短板。通过专业化培训或购买服务推进数据采集，加强合作，引入商业资源。在加大投入基础上做好权益平衡，整合部门数据，推动数据清洗更新，保障数据精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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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徐晶（1987—），硕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治理。本文系成都市社科联研究基地（特大城市精细化治理研究基地）科研项目《成都市数字赋能基层治理精细化的路径优化研究》（TD2024Z19）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