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妥协到对抗：满洲里会议破裂与苏联对蒙政策的战略转向（1935-1936）

11 月 25 日，日、“满”、外蒙、苏联因哈尔哈庙事件在满洲里举行会议，宣告失败。日军宣传为外蒙拒绝“满”方交换外交代表；苏联则谓日“满”自始即无诚意解决问题。[2]

满洲里会议破裂后，满蒙国境的紧张状态依然持续。因此，满洲国方面决定在贝尔湖方面常设监视部队。被警备军为在贝尔湖西南方的扎敏道克（沃拉赫德嘎）设监视哨而前往调查时，受到已估领该地的外蒙军攻击，事态即迅速恶化。翌年1936 年1 月上旬，外蒙方面向沃拉赫德嘎方面增派兵力，对此，关东军为了驱逐外蒙军，便在不扩大事件的前提下同意出动由一个骑兵中队与机枪、骑炮、重装甲车各一个中队组成的支队。给支队命令说：“2 月 8 日夜从海拉尔出发，要驱逐入侵沃拉赫德嘎附近的外蒙兵。”

2 月12 日进入沃拉赫德嘎的日军，交战后击退外蒙军，事件告一段落，但是，由于哈拉哈庙事件以来出现的一系列纠纷，遂使从贝尔湖到哈拉哈河一代的满蒙国境明显地增加了紧张程度。于是，关东军在沃拉赫德嘎事件后的2 月17 日，即决定了《外蒙国境事件对策》，并向军部中央报告。文件说“军在针对外蒙方面的挑战行动而确保国境，且不由我主动扩大事态”的基本方针下，作为具体的处理对策。另外作为针对外蒙军的行动要领基准，决定“以能必胜之兵力首先加以彻底打击后，让日满军之一部分留在国境以确保之，并集结主力使其处于能够适应情况变化之态势”，同时还规定“日满军之行动宗旨主要着眼于确保国境，尽量不扩大事态”，反复指示对国境事件采取不扩大的方针。[3]

中俄两国签订《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后，俄国在蒙古地区获得了一系列的特权：俄国获得自恰克图经过蒙古地区到北京的邮政权；在蒙古地区自由贸易和免税权；可在蒙古地区增设领事馆，并享有领事裁判权。这两个条约加强了俄国对蒙古的控制和加速了蒙古地区的殖民地化。

1907 年和 1910 年的俄日密约中，中国东北北部和外蒙成为俄国的势力范围，俄国更是加大了对这一地区的控制。[4]

在蒙伪边境纠纷频繁发生，表明苏联对日让步仍无法减弱日本北进意图之后，苏联政府决定在远东采取新的防御措施。它一面向日本政府发出警告，一面直接和中国之一部分的外蒙政权商定互助协定。[5]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考虑到，自 1921年在红军的支持下，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从自卫军和与白卫军勾结的并侵入苏联领士的军队解放出来后，两国间已存在的永恒友谊，并愿意支持在远东的和平事业，并进一步加强两国间的友好关系，决定将 1934 年 11 月 27 日存在于两国之间的君子协定改为本议定书的形式，规定在避免和防止军事攻击的危险方面尽一切可能方法互相援助，并规定如苏联或蒙古人民共和国遭受任何第三国攻击时互相支持，为此目的签订本议定书。

第一条 蒙古或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领土一旦受到第三国攻击的威胁时，苏联政府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约定立即就此情势进行协商，并采取为他们领土的保卫和安全所必要的一切措施。

第二条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约定，如果缔约国一方遭受军事攻击时，它们应互相给予各方面的援助，包括军事援助在内。

第三条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充分谅解，一国的军队将按照相互协议和本议定书第一条和第二条派遣到另一国的领土内，一俟必要时期已过，将立即从该领土撤出，像 1926 年苏联军队从蒙古人民共和国撤出一样。

第四条 本议定书共两份，用俄文和蒙文写成。

两种文本同等有效。本议定书自签字后生效，将在此后十年内继续有效

1936 年 3 月 12 日订于乌兰巴托。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 蒙古人民共和国和国联盟驻蒙古人 小呼拉尔主席民共和国全权代表 阿木尔

塔罗夫

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兼外交部长 任东 [6]

苏联政府掌握了目本对蒙占人民共和国的侵咯计划。它忠实于自己的同盟者和国际主义义务，在 1936 年 2 月声明，日本万一进攻蒙古人民共和国，苏联将援助蒙古保卫其独立。1936 年3 月12 日签订了苏蒙反对侵略的互助议定书。[7]

此后，苏联迅速整顿远东地区的铁路和公路系统，并大大加强了远东军和外贝加尔军区的兵力和飞机、坦克、潜艇等装备能力。[8]

1935 年 11 月前，苏联在赤塔增设外贝加尔军区，以强化对日本关东军及伪满军的军事作战能力。[9]

1935 年 11 月 25 日，日本扶植的伪满洲国政权、外蒙古当局及苏联代表就哈尔哈庙边境争端于满洲里举行三方会谈，然谈判最终破裂。日方单方面宣称外蒙拒绝与伪满洲国互设外交代表机构，而苏联方面则指斥日伪当局自始即缺乏解决争端的诚意。此次外交失败导致满蒙边境局势持续紧张。1936 年 1 月，伪满警备军在贝尔湖西南方向的沃拉赫德嘎地区设立军事观察哨所时，遭遇外蒙边防部队的武装驱逐。关东军随即派遣由骑兵、机枪及装甲车部队组成的特遣支队实施报复性军事行动。尽管此次局部冲突得以暂时平息，但该事件标志着边境地区的军事对峙态势进一步升级。

19 世纪中俄条约使俄国在蒙古获得特权，20 世纪初俄日密约划分势力范围后，俄国强化对外蒙控制。面对日本北进意图，苏联于 1936 年 3 月 12 日与外蒙签订《苏蒙互助议定书》，约定军事互助，并加强远东军事部署，包括增设外贝加尔军区，以应对日本威胁。满洲里会议失败及后续冲突加剧了贝尔湖至哈拉哈河地区的紧张局势。关东军虽宣称“不扩大事态”，但采取强硬军事行动，而苏联通过条约巩固与外蒙同盟，双方对抗升级，为后续诺门罕战役埋下伏笔。

参考文献：

[1] [ 日] 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1969年再版本，《文书》第 345-346 页。转引自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中国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下卷第一分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年，第 800-801 页。

[2] [ 日] 铃木隆史：《日本帝国主义与满洲》，周启乾译，台北：金禾出版社，1998 年，第 572-573 页。

[3] 黄定天：《战后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年，第 96 页。

[4] 罗志刚：《中苏外交关系研究（1931-1945）》，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93 页。

[5] 王绳祖：《国际条约集（1934-1944）》，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 年，第 57-58 页。

[6] [ 苏]Г.А. 德波林：《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第二卷，潘咸芳、董进泉、李霞芬、王志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年，第64 页。

[7] 王庆祥：《伪满时期东北边界冲突与界务交涉研究》，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 年，第117 页。

[8] 王庆祥：《伪满时期东北边界冲突与界务交涉研究》，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 年，第120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