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林资源管理与生态林业发展现状及优化措施探究

近二十年全球森林面积净减少趋势虽呈局部缓解迹象，但原始林破碎化与次生林退化问题仍在热带与温带地区持续蔓延。但林分质量低下、树种结构单一与生态功能弱化等问题长期制约着森林生态效益的充分释放，特别是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形成的分散化经营格局，在提升农户短期经济收益的同时，显著增加了规模化生态修复工程的实施难度，加之气候变化引发的干旱频发与病虫害加剧等新型风险，亟需构建兼顾保护刚性约束与经营弹性空间的适应性治理体系，而现有研究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产权主体行为激励与跨行政区生态协同管理等关键环节仍缺乏系统性整合分析。

一、森林资源管理与生态林业发展现状分析

（一）森林资源动态监测体系的技术瓶颈与实践差距

当前森林资源清查体系虽已构建定期遥感监测与地面抽样相结合的框架，但在基层实施层面仍普遍存在多源数据融合不足、中小尺度精度缺失以及关键生态参数实时反馈滞后等结构性缺陷，尤其对于集体林区分散经营的林地类型，由于缺乏高分辨率卫星数据的持续覆盖与经济实用的地面传感设备配置，导致森林碳储量评估、生物多样性指示物种分布及林分健康诊断等重要指标的量化精度难以满足生态管理决策需求，加之监测成果转化应用机制尚未完全打通，大量基础数据仍滞留在统计报表阶段，未能有效支撑森林经营方案的动态调整与灾害风险早期预警[1]。

（二）多功能林业经营理念落地过程中的目标冲突

尽管生态林业发展导向已在政策文本中确立多年，实际经营活动中经济目标主导的路径依赖现象仍然突出，商品林与生态公益林的分类管理框架下，追求短期木材产量的惯性思维与生态系统服务长期维持之间的张力持续存在，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的分散经营区域表现得尤为显著，林农群体因缺乏规模化经营能力与生态产品溢价获取渠道，往往倾向于选择速生丰产型纯林模式而压缩生态混交空间，即使是已推广的多功能森林认证产品也因市场溢价机制不健全而难以形成有效激励，最终造成生态景观连通性提升、乡土树种保护等核心目标在基层执行层面被实质性弱化。

（三）产权制度安排与生态约束的协同障碍

林地产权明晰化改革后形成的碎片化经营格局，虽然激发了微观经营主体的生产积极性，却与生态系统整体性保护原则形成深层冲突，承包期限有限性与林木生长长周期之间的矛盾，使得经营者对土壤改良、混交林营造等具有长期生态正外部性的措施缺乏投入动机，加之现行生态补偿标准测算主要依据林木蓄积量和林地面积等易量化指标，对水源涵养效率、物种保育价值等隐性生态功能未能建立科学的价值折算体系，导致补偿资金难以精准触达实际开展生态保育活动的责任主体，客观上加剧了经营行为的短期化与生态修复工程的实施成本。

（四）区域生态系统退化风险的持续累积态势

受历史时期高强度木材采伐及不合理垦殖活动影响，天然次生林的结构简化与功能退化问题在各大林区普遍存在，乔木层树种单一化导致林下生物多样性支持能力持续衰减，人工林建设虽显著增加森林覆盖率数字，却因过度依赖杉木、杨树等少数速生树种而埋下地力衰退与病虫害易发的隐患，近年来气候变化引发的极端干旱事件频发又进一步暴露森林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原始林边缘区域因道路建设造成的栖息地破碎化问题未获根本缓解，各级自然保护区外的生态廊道建设严重滞后，导致野生动物迁徙受阻与植物基因交流受限的风险不断升级。

二、森林资源管理与生态林业发展的优化策略与措施

（一）构建分级分类的森林生态补偿动态调节机制

依据不同区域森林生态服务功能的时空异质性特征，建立覆盖水源涵养、土壤固持、生物多样性维护等多元指标的量化评估体系，在省级层面制定差异化补偿标准动态调整系数，重点向天然次生林修复区与生态脆弱区倾斜补偿资金分配权重，同步开发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生态补偿资金流向追踪平台，打通林地经营权人信息库与补偿发放系统的数据壁垒，确保补偿资金精准匹配实际承担保育责任的经营主体，针对生态公益林区试点林地经营权质押贷款贴息政策，实质性降低保护性经营主体的融资成本压力。

（二）推行智能化森林资源协同监测网络改造

在县域尺度整合卫星遥感、无人机航拍及地面物联网传感设备构建三位一体的监测网络，优先在集体林区部署低成本林火预警传感器与病虫害自动识别终端，组建由乡镇林业站技术人员、护林员组成的设备维护与数据核验专班，定期开展多源异构数据融合处理技术培训，重点提升对乔木层郁闭度、枯落物厚度等关键生态参数的自动提取能力，建立森林资源变化图斑即时推送机制，实现疑似盗伐、林地侵占等违法行为的 48 小时现场核查响应闭环，逐步替代传统人工巡查的低效模式。

（三）创新产权约束下的多功能经营引导模式

修订集体林权流转管理办法时增设生态管护附加条款，要求新流转林地必须保留不低于 20% 的乡土树种混交比例，县级林业主管部门联合金融机构开发可续期的林地经营权质押产品，对采用近自然经营技术的主体给予不少于 15% 的贷款利率优惠，培育区域性生态产品品牌认证体系，对符合多功能经营标准的林下经济产品实施包装标识赋码管理，通过电商平台大数据分析精准对接绿色消费群体，形成优质生态产品的溢价转化通道，驱动经营主体自发调整纯林结构 [2]。

（四）建立跨行政单元的生态修复协同管理框架

以流域或山系为基本单元组建生态修复联合指挥部，统一协调上下游保护区建设与病虫害防治作业计划，突破行政区划限制整合财政资金设立区域性生态修复基金，重点支持省际交界地带生态廊道建设工程，制定毗邻保护区统一巡护标准与野生动物肇事补偿办法，建立跨辖区森林火灾联防联控物资调度平台，定期组织相邻县市开展林业有害生物联合普查与检疫处理专项行动，通过联合签发生态修复责任清单明确交界区域管护责任主体，消除生态治理的行政边界盲区。

总结

综上所述，当前森林资源管理与生态林业发展正处于传统经营模式向生态系统服务综合管理的转型关键期。在应对监测技术碎片化、经营目标短期化、产权制度僵硬化及生态系统退化加速化等结构性矛盾的过程中，亟需通过制度创新与技术赋能的深度融合重构治理逻辑。未来研究需进一步关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森林韧性提升的适应性管理技术，深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产权界定与市场交易机制设计，探索人工智能驱动的森林生长模型与碳汇潜力动态预测方法，同时重点攻关集体林区小型经营主体参与生态修复的可持续激励机制，推动林业治理从被动修复向主动适应，从局部优化向系统协同的战略升级，真正实现森林资源存量保护与生态服务功能增值的长期动态平衡，为全球生态安全格局构建提供可复制的本土化实践范式。

参考文献：

[1] 廖家宏 . 森林资源管理对生态林业发展的影响分析 [J]. 农业灾害研究 ,2025,15(01):262-264.

[2] 龚加辉 . 新形势下森林资源管理与生态林业发展方向的探讨 [J]. 新农民 ,2024,(34):93-95.